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曾提出：“群體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他們認為那不過是軟弱可欺的另一種形式。”這種特性使得“群體隨時會反抗軟弱可欺者，對強權低聲下氣。”
美國哲學社會科學家詹姆斯·麥格留戈·伯恩斯在《領袖論》中，首先研究的是缺乏領袖導致的危機，提出“我們這個時代（21世紀）最大的願望之一就是極具感召力和創造力領袖的渴望。”
在人類沒有進入文明時代時，就會本能地服從最為強大的領袖，而進入了現代社會之後，群體依然對強者充滿渴望。群體的力量是強大的，同時又是偏執、專橫的，所以他們不會輕易服從，只有強者才可以讓他們信服。
無論現在多麼強調個體，但是群體對強者的渴望，依然是一個不變的定律。
群體雖然充滿力量，但是無序而偏執
為什麼群體總會渴望強者呢？
1、群體需要強者保護和領導。在人類的早期，強者往往代表著更能抵抗外界環境的侵害，也就能給群體起到保護作用。另外，在沒有主導的情況下，群體的行動往往會出現無序的混亂，無法實現群體的最大利益。
2、重新塑造秩序和穩定需要強者帶領。群體對混亂感到厭倦，或者陷入迷茫，或者回歸平靜，都會本能地從外部尋找依靠，作為行動的依據。
3、群體需要依靠強者抵禦風險。在面對未知環境以及可能存在的風險，個體會尋求強者幫助或者藉助強者抵禦，群體向強者身邊聚集，這又增加了強者的力量，群體對強者的渴和想象，得到滿足和印證。
正是因為這種規律的存在，很多時候會導致對強人的盲目崇拜，使得群體很容易被引導，造成更嚴重的混亂，所以，群體渴望強者雖然是一種普遍心理，但個人崇拜帶來的危害則需要更加警惕。
馬克斯·韋伯認為，存在三種支配群體的權力類型，也可以看做三種強者類型：傳統型（傳統慣例或世襲得來，也叫克里斯瑪型）、魅力型（來源於別人的崇拜與追隨）、法理型（理性——法律規定的權力）。強者會同時體現其中多種類型。
馬克斯·韋伯：德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是古典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中外歷史上，我們能找到對應的例子。
我們最熟悉劉邦項羽爭霸，他們就是兩種不同的強者類型。項羽是楚國貴族，有著世襲得來的強權地位，是傳統型強者；而劉邦更偏向魅力型，通過“約法三章”等手段獲得群體的追隨。
拿破崙也是魅力型強者。法國大革命的混亂期間，拿破崙以軍事強人的形象出現，對外征戰階級勝利，吸引了法國人民乃至意大利人的追隨，成為人們崇拜的法蘭西人民的皇帝。
而看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又體現了魅力型和法理型的結合。華盛頓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帶領大陸軍與英軍作戰並聯合殖民地，成為人們仰望的魅力型強者，而後獲得總統職位，擁有了法定的權力，當時在美國，對於華盛頓的個人崇拜一度達到頂峰，兩屆連任的總統生涯又使得他擁有法律賦予的權力，體現出法理型強者的一面。
法理型強者，一般都不會讓個人喜好超越於制度之上，而人們對於法理型強者的渴望，也可以視之為人們對於制度的尊重轉化到具體的個體。所以從歷史上來看，法理型強者往往是對歷史做出貢獻而非破壞。
反面例子也不少，群體對強者的渴望，反而使自己陷入更加混亂的境地，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比如克倫威爾在英國內戰時獲得群體追隨，隨後建立起獨裁統治；而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也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製造了許多屠殺事件，形成恐怖統治。
羅伯斯庇爾最後在熱月革命中被斬首
只要有群體的存在，這個規律就非常突出。
這也啟示我們，通過強者引導群體，避免群體選擇的反覆無常、以及混亂的爆發，或者可以大大降低恢復秩序的成本。然而因為這種渴望的存在，強者個人的錯誤往往會影響到整個群體，所以也要避免盲目的強權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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