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網上熱議《蕭條經濟學回歸》，於是我翻出了當年寫的被《It經理世界》刊登一篇書評：
治療“蕭條”的良方 ——評介《蕭條經濟學的迴歸》
保羅·克魯格曼5年前曾經預言“亞洲經濟危機”，如今，他又向人們發出了“大蕭條”的警示。而且，以大師的真知灼見，針對當前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他開出了簡單的“藥方”。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幾乎所有的經濟類雜誌都提到了中國當前所出現的“通貨緊縮”現象。但是，大家眾說紛紜，令人莫衷一是。一些人依據典型的“凱恩斯理論”，提出的是現時中國政府所採取的增加國債發行量、擴大公共設施投資的做法；另一些人擔心中國會像日本那樣，雖然實施了“零利率”，但仍舊進入“流動性陷阱”的狀況；也有一些人提出的建議是減少稅收等等，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觀點。但總體而言，很難說已經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良方。而且，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專著都沒有提及現時中國、日本、歐洲等廣大地區出現的通貨緊縮現象，更不用說探討解決方法了。因此，當得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保羅·克魯格曼著的《蕭條經濟學的迴歸》(1999年8月)之後，我便迫不及待地找來此書細細研讀，想立即瞭解此書作者的立場和解決方法。
書中沒有公式，沒有難以理解的圖表，也沒有晦澀難懂的行話。克魯格曼認為，避免枯燥無味的理論表白，去除經濟學家們經常使用的那種無人能懂的語言，對這本書表達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他說：“現時世界需要的是行動，為了達致這種行動，我們必須將自己的思想轉化成大部分人能夠看的語言，而不只是經濟學博士的專利。”
克魯格曼寫道：當你理解和相信市場會令供給和需求平衡的原則後，你就會發現衰退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在經濟衰退時，特別是嚴重衰退時，你將會看到，到處都是供給，而需求卻無處可尋。為什麼會缺乏需求呢？難道人們真的不想把他們的錢花掉嗎？
克魯格曼認為，認識一個複雜系統的唯一方法是利用模型——將其簡單化到可以幫助你理解該體制如何運行的程度。為了解釋上面的現象，他引用了瓊·斯威尼和理查德·斯威尼在1978年發表的文章《貨幣政策與大國會山保姆公司危機》中使用的模型。克魯格曼運用這個模型讓我非常容易地就理解了日本陷入“流動性陷阱”是什麼意思。其實，這個詞我已經耳聞目睹了多次，但一直不明白其含義，直到看到了此書。
根據這個模型的推演，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衰退主要是由於公眾作為一個整體想儲蓄現金造成的（或者說，儲蓄多過投資），這一般都可以通過多印票券的方式（即在實際中多印鈔票），非常簡單地解決問題。
為了正確分析經濟增長，克魯格曼引入了“全員要素生產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一種間接計算技術進步的方法，利用殘差(即投入指數增長率和產出指數增長率之間的變化)來計算的。克魯格曼根據“全員要素生產率”方法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的高增長必須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否則這樣的經濟體是有問題的。
克魯格曼認為，如果增長與生產率迅速提高之間的正常關聯失調，至少同時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這些經濟可能馬上有麻煩事發生；二是這些經濟在將來可能會面臨困境。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新加坡，通過極高的投資動員了比香港多得多得資源，但在增長方面並不快於香港。這意味著資源沒有被有效利用。
在談到日本時，克魯格曼認為，日本經濟的失敗與它的成功一樣意義深遠。日本今天發生的既是一場悲劇，又是一種警示，經濟學家們用“增長型衰退”這個非常尷尬的詞語來描述日本經濟。增長型衰退指的是一個經濟體雖然成長，但不能夠充分利用其生產能力，所以越來越多的工人和機器設備被閒置。一般說來，增長型衰退很少見，因為客觀經濟的繁榮和衰退都很明顯，表現為經濟或者快速成長，或者明顯下降，但日本居然經歷了長達8年的增長型衰退。由於經濟增長水平長期處於生產能力之下，日本出現了新現象，即增長型衰退逐步演變為“增長型蕭條”。克魯格曼再三表示，只要採取積極的貨幣擴張政策（多印鈔票），就可以解決問題。
克魯格曼說：“有時經濟出現問題，並非因為我們的過錯而招致的懲罰，它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太多的人去追逐那些數量太少的票券。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再簡單不過了。”
一般認為，對付衰退的標準答案是降低利率。可是，日本的利率已經降到了接近零的水平，但居然沒有效果。現在該怎麼辦？應付這種情況的經典答案是與凱恩斯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如果私人部門的支出不足以維持充分就業，公共部門的支出就必須填補剩下的空間，這就需要政府去借錢，然後將這筆錢投資於政府的公共項目。投資可以提供工作機會，更多的人就有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了，進而又可以進一步提供更多的工作……如此循環不已。美國就是採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大規模財政赤字公共工程的方式，徹底解決大蕭條問題的。實際上日本也已經嘗試過了。90年代初以來，日本出臺了一系列財政刺激措施，政府舉債建造道路和橋樑，根本不管這些道路和橋樑是否有用，這些刺激措施，直接創造了工作機會，而且每次推行時，整體經濟在一段時間內都會明顯上升。但問題在於，這些項目沒有收到足夠而持續的效果。
根據模型分析，克魯格曼又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處在“流動陷阱”中的經濟體，需要預期性的通貨膨脹，即要人們認識到，在一個月後、一年後，他們現在持有的同等數量的貨幣能購買到的東西比現在要少。
但日本政府並沒有採取這種措施。克魯格曼認為，那是因為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看法是追求物價穩定，鼓吹通貨膨脹會帶來事與願違的危險結局。然而，物價穩定重要性的理念不是出自實事求是的經濟學模型分析；恰恰相反，它出自普通經濟學教科書的一般分析。他說，當我們面對日本這種特殊情況的時候，採用通貨膨脹政策是自然不過的解決方法。通貨膨脹會減少儲蓄的吸引力，增加借貸的吸引力，刺激國內開支的增加；同時，它會令日元匯率下滑，令出口在世界市場上更有競爭力。所以，實施管理型通貨膨脹政策實際是降低日元匯率。只有堅持貶值，堅持通貨膨脹，日本經濟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現有的生產能力，越來越成為世界大部分地區通向繁榮的障礙。但克服這一障礙的真正困難在於，太多有影響力的人不顧實際情況的變化，而堅持教條主義的經濟政策，也就是偏見，是那些盤踞在人們大腦中過時的教條。20年前，當大多數發達國家深受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之苦時，當不分青紅皂白的外匯管制成為經濟扭曲和腐敗的主要原因時，追求價格的穩定和貨幣的可兌換性，當然可以將世界引向正確的方向。但是，我們已不生活在那個世界了。當接近或陷入“流動性陷阱“時，拒絕重新評價零通貨膨脹的正確性；當投資者對經濟崩潰的恐懼演變成為自我強化過程時，拒絕考慮外匯管制，那就犯了將經濟政策的教條凌駕於現實之上的大忌了。
克魯格曼對中國也作了一些分析和評價。他認為，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到了風險，並通過大規模的公共支出來對付它們，這正是典型的“凱恩斯療法”。但中國仍然存在著危險，這種危險不在於中國經濟本身會崩潰，而在於當壓力逐步增大時中國會選擇貶值（這個判斷似乎是準確的，類似的觀點在一些媒體中有所體現，如1999年第11期《商界》中的文章《聚焦人民幣匯率》認為，6個月內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性很大。）。克魯格曼認為，這不但會給中國自己帶來悲劇，也會威脅其他正在復甦的亞洲經濟。
1999年第22期 《IT經理世界》吳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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