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是人類社會的重要聚落形態，是歷史文化的特殊產物。 作為一種宏觀的地理現象，又是一種大規模的永久性的防禦設施。它所代表的文化現象，被稱做“城邑文化”或“防禦文化”。
我國城起源於什麼時代，零星的文獻記載有爭議，主要有三說。一為“黃帝說”，認為築城始於黃帝時代。《史記·封禪書》記載：“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漢書·郊祀志》也有類似的記載。《事物紀原》引《軒轅本紀》說：“皇帝築邑造五城。”又引《黃帝內傳》曰:“帝既殺蚩尤，因之築城。”二為“夏鯀說”，認為夏部族的首領鯀是始作城者。《世本·作篇》載:“鯀作城郭。”《吳越春秋》稱：“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呂氏春秋·君守篇》雲“夏鯀作城。”《淮南子·原道訓》則曰：“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又，《通志》雲:“堯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乃興徒役，作九仞之城。”此外，還有“夏禹說”，少量文獻材料謂夏禹為始作城者。如《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雲：“處土東里隗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以上三種觀點哪一種更切合實際，僅靠有限的文獻材料，是難以作出判斷的。
我國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是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而逐漸增多的。
據不完全統計，自1949年至1996年8月，我國已發現新石器時代城址近50座，範圍遍及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四川盆地和內蒙古地區。城址年代不僅有龍山文化時代，而且也有仰韶文化時代。具體來說，河南省新發現有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郾城郝家臺和輝縣孟莊等4座龍山文化城以及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山東省歷年來發現有章丘城子崖、壽光邊線王、鄒平丁公、臨淄田旺等龍山文化城。近年，在滕州市薛國故城內，發現一座龍山小城 ;又在魯西聊城地區發現
陽穀景陽崗、皇姑冢、王莊、茌平尚莊、教場鋪、樂平鋪、大尉、東阿王集等8座龍山文化城。湖北、湖南二省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城址皆屬屈家嶺文化（距今5000―4600年），它們是：湖北天門石家河、石首走馬嶺、江陵陰湘城、荊門馬家垸及湖南澧縣城頭山等。在成都平原地區，近年發現有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溫江魚鳧城、郫縣古城等龍山文化時代城址。在內蒙古地區，解放以來發現的龍山文化時代城址是：涼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廟坡，包頭市阿善（2座）、西園、莎木佳（2座）、黑麻板、威俊（3座），清水河縣後城嘴、馬路塔，準格爾旗寨子塔、寨子上（2座）等，其中以涼城老虎山、包頭威俊、阿善等城址最具代表性。此外，屬良渚文化的江蘇崑山趙陵山、武進寺墩等遺址，周圍以河道代替城牆，城內建築物規格較高，其性質也應屬城。
在諸多的城址中，鄭州西山遺址系目前所知河南乃至黃河流域年代最早的城址。
西山古城址 距今約5300年至4800年，是當時國內發現年代最早、建築技術最為先進的早期城址之一。在中國古代建築發展史上，它開啟了後代大規模城垣建築規制的先河。西山城址的發現不僅僅對於探討中國早期城市的起源，而且對於研究華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區在其中所起的歷史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該遺址位於鄭州市北郊約20公里的邙嶺餘脈上。河流從遺址西邊流來，沿著遺址南部邊緣向東流入黃河，遺址正坐落在枯河二級臺地的邊緣地帶。西接豫西丘陵東與黃淮大平原相聯，它西北依邙山、南靠河流，有漁獵之利遺址本身黃土豐厚土地肥沃，東南俯視黃淮平原沃田千里，是農業生產的寶地，也是古代人們最理想的居住、繁衍、生息之地。
從巳發掘和鑽探的資料所知，西山古城址的平面略近於圓形，西牆殘存約60米，北牆西段自西北角向東北方向延伸，長約60米，中段向東圓緩而折，略向外弧凸，長約120米，東段再折而東南，與西北角形狀略同，殘長約50米。城牆現存高度保存最好的約3米，寬約5～6米，城牆拐角處加寬至約8米。城牆的建築採用先進的方塊板築法，基底較寬，向上則逐級內收，形成一級級臺階。城牆保存最好的部分是牆基槽內的城牆根基，最髙3米，寬5-6米，西北角最寬7米，一般寬4米，東西牆之間相距約近200米，南牆被沖毀，因南北間距不知，假若與東西牆相距大致一樣，古城的城內面積3萬餘平方米。
西山遺址的文化遺存按前後順序發展可分為三期：第一期遺存約相當於後崗一期文化時期，遺蹟及遺物較少；第二期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遺存最為豐富；第三期則為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類型。西山古城正是始建於此期早段，廢棄於此期晚段，其絕對年代距今5300～4800年。整個遺址南北長350餘米、東西寬300餘米，總面積10餘萬平方米。遺址出土數量眾多、錯綜複雜的遺蹟、遺物，為我們研究仰韶時代豫中地區考古學文化面貌特徵、文化性質、聚落形態、社會組織、喪葬習俗、生態環境、與周邊文化關係等諸多問題提供了詳盡的實物資料。
西山遺址與大河村類型
考古發現的仰韶文化城址，大約相當於中國古史傳說中的炎帝、黃帝時代，處在華夏文明曙光初現之時，它所反映的是黃帝築邑造城的史實。
西山遺址是當前我國北方發現年代最早、建築技術最先進的古城遺址。城址一經確認，即在海內外學界引起極大的反響，一些學者分別從古代城址的起源與功能、城址與周邊聚落的關係、古代城址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中國古代建築史等方面對它進行了全方位研究，提出了許多見解，也有學者認為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與黃帝有關。
鄭州西山古城址位於仰韶文化秦王寨類型（又稱大河村類型）聚落群的中部，東距大河村遺址約17公里，西距青臺遺址約12公里，點軍臺遺址約9公里，秦王寨遺址約17公里，南距後莊王遺址約6公里，陳莊遺址約15公里。還有鄭州市區的須水鄉白莊、溝趙鄉張五寨、杜寨、金水區勝崗、古滎鄉石河、滎陽市區的汪溝、豎河、池溝寨、陳溝、閻村、張河、楊寨北等諸多遺址，都距西山城址不遠，其時代均屬於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類型（又稱大河村類型 ）。由此可知，西山城址是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也是這一地區的中心城邑。
約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我國進入了一個大變革的新時代，西山城址的面世，標誌著這個新時代的開端。“
大約開始於仰韶時代晚期，持續整個龍山時代，而迄於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這一段歷史，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萬邦並存的“戰國時代”。大河村類型與廟底溝二期文化
大河村類型，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種地方類型，以大河村第三、四期為代表的一類遺存。主要分佈在豫中、豫西地區，以鄭州市大河村、西山、后王莊、林山寨和滎陽市點軍臺、青臺，以及鞏義市裡溝、偃師市湯泉溝、洛陽市王灣、伊川縣孫村、汝州市中山寨、新鄭市唐戶、杞縣鹿臺崗遺址為代表。
大河村類型命名由來：
鄭州大河村遺址包括仰韶、龍山、早商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而以仰韶文化最為豐富。對於它的文化性質和命名問題，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可以單獨成為一個類型，即“大河村類型”；第二種意見認為：大河村一、二期可單獨稱為“大河村一、二期文化”，“三、四期則屬“秦王寨類型”；第三種意見認為：大河村一、二期文化面貌與廟底溝類型有許多相同之處，應算作廟底溝類型的“東方變體”,三、四期屬於“秦王寨類型”。
《鄭州大河村發掘報告》中也曾指出，“大河村遺址的第一、二期應屬仰韶文化中期，時代與廟底溝大致相當。第三期屬仰韶文化晚期，與秦王寨、洛陽王灣二期的早期相近。....第四期屬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期，它具有明顯的兩重性，同時，出土有屈家嶺文化的遺物”。因此，也有人認為大河村類型是由豫西一帶的閻村類型發展而來的文化，即受到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後崗類型的影響發展而來，同時又兼有東邊大汶口文化和南方屈家嶺文化的特色。
仰韶文化末期與黃帝部族興起的傳說
公元前4800年左右，中國史前文化完成了新石器時代中期向晚期的過渡，在中原地區形成仰韶文化。
在各地不同文化類型的碰撞和融合的基礎上，又形成不同特色的地方類型，如：關中地區的半坡類型，晉南、豫西的廟底溝類型，豫中、豫西的大河村類型，豫南到鄂北的下王崗類型，豫北、冀南的後崗類型。仰韶文化中後期的廟底溝類型，其實力進一步增強，對仰韶文化其他區域的影響也明顯加大，就連太行山東麓原後崗類型分佈區也納入廟底溝類型的勢力範圍，這時的仰韶文化實際上近似於一種“泛廟底溝類型”式的狀態。
約五千年前，仰韶文化逐漸走向衰落（對應神農氏世衰），興起於魯西、蘇皖一帶的大汶口文化（蚩尤九黎）和南方的屈家嶺文化（苗蠻）逐漸走向興盛，並開始進入中原一帶。
約公元前2900年~前2700年，龍山文化的前身～廟底溝二期文化（黃帝部族）興起於豫西一帶，後廟底溝二期文化向東發展，與西進的大汶口文化（蚩尤九黎）和北上的屈家嶺文化（苗蠻）發生碰撞，最早開啟中原龍山文化的到來，即為傳說中的涿鹿之戰（一說河北涿鹿）；與黃帝興起於豫西一帶，在嵩山東南的新鄭周邊建立有熊相合，其年代、地望、炎黃與蚩尤的三方關係、考古文化分類都可以互相參照。
炎黃、蚩尤、三苗（苗蠻）位置關係與涿鹿之戰示意圖：
黃帝部族與豫西一帶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或大河村類型）有關，蚩尤九黎對應魯西和蘇皖北部的大汶口文化，三苗（或苗蠻）對應南方的屈家嶺文化；至於神農氏起源則有兩種猜測，一位於山西太行山東南兩側（高平、長治周邊有關炎帝神農氏的傳說比較多，太行山東南的新鄉輝縣即為炎帝后裔共工氏所在），二位於淮河中下游地區或南方（炎帝神農氏出生於湖北隨州厲山，後向淮河一帶擴張，再入山東「炎帝初都陳，後遷魯」；另言炎帝神農氏與蚩尤都是“牛首人身”，與南方少數民族圖騰一致；或雲蚩尤為姜姓、炎帝，二者亦有關聯）。
我們要探討黃帝文化，需要以夏文化的認定作為基礎，而夏文化又是以對商周文化的確定為前提的。由於有了甲骨文的考古發現，目前商周文化已被完全確定。以此往前做科學的論證發現，以豫西為分佈中心的二里頭文化總體上屬夏文化無疑，對其進行考古前溯發現，其形成主要是以晉西南（包括黃河南岸的靈寶、陝縣一帶）為中心的廟底溝二期類型東向推移的結果。到了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末期，中原進入了石、銅器並用時代，產生了私有制和階級的萌芽，進而出現了中國史書記載的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
西山古城的意義
5000多年前西山古城的出現，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大約5500年前後，曾經涵蓋整個陝晉豫地區，持續繁榮達1000年之久的廟底溝文化開始發生嚴重裂變，關中地區、豫晉鄰境、豫北冀南、鄭洛地區、汝潁流域、漢水上游，各地具有鮮明地域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紛紛崛起。不斷髮展壯大並日益凸顯其獨立性的各氏族集團，對生活資料和生存空間的爭奪日趨激烈，導致了曠日持久的殘酷戰爭。
各區域文化之間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強弱的易位，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隨之增大，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衝突和撞擊不斷加劇，掠奪性的戰爭直接導致保衛氏族集團內部公共財產和氏族成員安全的設防城堡相繼出現。這一出現加速了氏族集團內部的變革，呼喚著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絕對權威的產生，催生出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權顯貴。這些都加快了氏族制度的瓦解，將處於爭戰漩渦中的中原地區率先推進文明社會的門檻，促使了早期國家政權的誕生。
這一歷史進程，持續至西山古城出現以後的整個龍山時代，長達1000多年。因此可以說，就目前的考古發現而言，西山古城的出現，宣告了黃河流域長期穩定、繁榮、統一的氏族社會的結束，開啟了以後持續千年的那種群雄並起、萬國林立、爭戰不已、持續發展的大變革時代的龍山文化的先聲。
作為文明諸要素之一的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逐漸創造出一種新的複雜的社會機構和體系。西山遺址的發現不僅僅對於探討中國早期城市的起源，而且對於研究中國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996年，西山遺址的發掘被評為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同年11月，西山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我國新石器時代城址綜合研究》作者：張國碩、陰春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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