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擇優錄取”還是“貧富懸殊”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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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制（Meritocracy）是根據才能、努力和成就來選拔人才的制度，即我們中國人說的擇優錄取或擇優錄用。
但最近精英制有些灰頭土臉。媒體上常看到關於精英制的文章，文章標題無一例外，把精英制和“撕裂”、“迷思”、“危害”、“悲慘”等貶義詞放在一起；大學、中學、政府部門則不僅是紙上談兵，而是直接拿擇優錄取開刀，來勢洶洶，磨刀霍霍。有些大學開始不要求申請人提供標準考試的分數，很多中學揚言要取消榮譽班，精英高中被建議放棄憑分數入學的做法，連標準考試機構也一度考慮在分數中加入與學術無關的因素。
擇優錄用的制度自古有之，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是一個例子，畢竟不管何時何處，事情還是要能幹的人才能做好。但擇優錄用在美國社會成為佔絕對優勢的主流，卻是近幾十年的事。
比如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美國精英大學並不要求申請人抒寫才情橫溢的文章，吹噓自己課內課外的成就，而是主要考察他們的所謂“性格”和人脈，其實就是一種改良的aristocracy或世襲制。後來耶魯進行招生改革，取消猶太人配額，在錄取過程中完全不考慮學生經濟狀況（need blindadmission），並停止自動接受東海岸某些精英學校學生的做法，才帶來錄取制從貴族制到精英制的轉變。
擇優錄用的原則聽起來很有道理。與拼爹相比，憑才能、努力和成就為自己在精英學校和公司謀得一席之地，顯然是一種進步。為什麼這樣一種制度會遭到詬病呢？主要原因是貧富差距的懸殊及其導致的社會階層的固化。
主張摒棄或削弱擇優原則的人指出，因為精英階層在教育上投入鉅額資源，他們的孩子在看似公平的擇優錄用原則面前擁有巨大優勢。研究表明，考生的SAT分數跟父母財富直接相關。當學校憑SAT分數錄取學生時，等於是獎勵了富人，懲罰了窮人。很多用納稅人的錢支持的精英高中全是白人和亞裔，見不到在社區佔相當比例的非裔和墨裔的身影，也因為非裔和墨裔普遍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
精英階層的孩子接受精英教育後，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精英，而中下層人民的孩子則因無法獲得精英教育而失去了上升潛力，每一代人都被束縛在父母的社會階層中，子子孫孫無窮盡也，形成階級固化。如果推翻擇優原則，讓處於弱勢地位的學生也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資源，則有可能打破這種僵化的局面。
這種想法出發點是好的，也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機會延伸給需要的人，卻不一定是正確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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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是美國目前面臨的大問題。根據人口普查局的最新報導，2018年美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從2017年的0.482上升至0.485，創下五十年新高。2015年美國最富的1%的人的收入佔全社會收入的18%，最富的0.1%的人的收入佔全社會收入的8%；這兩個數字在1980年分別是8%和2%。
貧富不均本身不是罪惡。它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也是鼓勵人們奮發向上的催化劑。對激進的平均主義的虛偽和危害，我們都有親身體會。當一個社會經濟開始發展，收入從極低上升至中等水平時，社會的貧富不均一般會上升。但隨著經濟發展，貧富不均又會有所下降。這個描述貧富不均跟個人收入之間關係的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形曲線，叫庫茲涅茲曲線。
但美國的問題是，在多年基本遵循庫茲涅茲曲線後，近幾十年貧富不均突然有了上升。這種趨勢跟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化有關。以前一個店老闆再精明能幹，頂多能擠垮同村的幾家小店，把全村人的錢都賺過來；現在的店老闆可以把全世界的商店都擠垮，把全世界人的錢都賺進自己口袋。
以前的資本家頂多能剝削幾十個、幾百個在自己的血汗工廠做工的人；現在的資本家可以在全世界尋找既便宜又有手藝的工人，把他們全部變成自己賺錢的機器。
更不用說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將取代很多工作，導致一方面是擁有這些技術的公司和股東賺得盆滿缽滿，一方面是被取代的工人的失業。
伴隨著這些發展，本應有適應時代需要的政策來緩和貧富懸殊，正在競選總統的華人楊安澤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有點這個意思。但大部分政客都老眼昏花，對技術一竅不通，跟不上時代需要。
右派因為意識形態，或受利益集團綁架，本不指望他們有所作為；左派這些年把注意力集中在邊緣群體的利益，也忽略了對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思考。畢竟，對文化高談闊論遠比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容易。
這種反常的貧富懸殊加劇的現象，讓我們有了一個讓很多人難堪的總統。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貧富懸殊的受害者們選出來的總統，熱衷的事大都是加劇貧富懸殊的，比如推翻可負擔健保，給富人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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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家庭因為資源豐富，肯定會在孩子身上投資更多。不管精英學校錄取學生時採用什麼標準，精英家庭的孩子總體而言一定會交出更漂亮的成績單。大學錄取要求高分，精英家庭的孩子便有高分；大學要求豐富的課外活動，精英家庭的孩子便會魔術般地變出精彩紛呈的課外活動。如果哪天學校要求申請人倒立十分鐘，肯定也是精英家庭的孩子動作做得乾淨利索。
這公平嗎？不公平。但社會從來不是絕對公平的。追求機會的絕對平等，就像追求財富的絕對平均一樣，只會導致虛偽和災難。
但現在以擇優錄用為核心的精英制之所以遭到猛烈攻擊，是因為富人在教育上花費了更多力氣，人才進階之路越來越像硝煙滾滾、劍拔弩張的軍備競賽，窮人在這場競賽中劣勢也越來越明顯。這一方面是因為富人的資源實在比窮人多太多，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富人精明地看到了社會貧富懸殊的現實，知道躍過某個門檻後，是天文數字的回報。
其實那些躍過門檻的精英也有難言之隱，有些人比如新書《精英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的作者口誅筆伐地聲討擇精英制，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從幼兒園開始就努力上進，上中學時就每天只睡五小時，進入名牌大學和精英公司後也一直要頭懸樑、錐刺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還是貧富懸殊：正是不同工作、不同階層回報差別過大這個事實，把他們逼上了絕路。
但這些畸形現象，是貧富懸殊而不是擇優錄用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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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精英制的文章經常強調成功不僅是由於才華和努力，其中有很多運氣的成分，這是毋庸置疑的。精英們尤其應該認識到這一點，這可以讓他們多一些謙卑和同情心，少一些自私和傲慢。
我也贊成在分配教育資源時對弱勢群體給予一定程度的照顧，以提高每個群體成功的幾率；在擇優錄用時，也應該多考慮學生的潛能，減少對已經取得的成就的依賴。
但教育有它自身的規律。即使進行教育改革，也不宜操之過急，簡單粗暴。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質量，除了擇優錄用，我還想不出更好的保證人才質量的方法。而在對學生進行擇優錄用時，分數雖不是唯一考量，但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衡量學生成就的因素。雖然學生的分數和家庭經濟狀況呈正相關，兩者並不是一回事。同樣家庭背景的孩子的分數也可以差別很大。
有些反對擇優錄用的提議其實並不能幫弱勢群體的忙。把能力迥異的孩子綁在一起，能力強的孩子得不到挑戰，能力弱的孩子也痛苦。還有那些倡導取消某些標準考試的做法，效果也很可疑。之所以有這些提議，據說是標準考試懲罰了弱勢群體的孩子。但沒有這些測試，精英家庭的孩子自有補救之法，弱勢群體的孩子卻失去了唯一讓他們瞭解自己學習進展的客觀標準，總有一天要付出代價。
而且研究表明，學生的表現只有三分之一歸因於學校，其他三分之二歸因於家庭。家庭環境不給力，學校的作用其實很有限。
大家抱怨的公立學校資源的缺乏和質量的下降，也是近幾十年財富分配向富人傾斜的直接後果。比如很多人認為，加州公立學校系統之所以衰落，1978年通過的限制房產稅增額的第13號提案是罪魁禍首。通過第13號提案前，加州公立學校有90億美元的預算；第13號提案後，學校預算一夜之間損失了三分之一。而第13號提案就是一條造福富人遠超過窮人的法案。
現在以擇優錄用為核心的精英制之所以有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勢，起因是貧富懸殊和階級固化，這個問題主要還是應該用經濟手段來解決。正如克林頓說的，it’s the economy, stupid。擇優錄用有它的道理，是經過時間檢驗、符合常識的保證人才質量的做法。把火力對準擇優錄用，並不能解決舊問題，卻會造成新問題，既有侵蝕平權運動得來不易的成果的風險，也分散瞭解決貧富懸殊這個根本問題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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