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超 中國新聞週刊
農貿市場不行了，開發別的供需渠道，
交易風險高了，漲價，越來越地下、越來越暴利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汾口鎮被當街宰殺的黃麂 圖/受訪者供圖
又有一隻黃麂的脖子被劃開了。賣家抓住它兩條後腿——其中一條已被獵夾夾斷，將它倒提起來。鮮血迅速流向下水道，十幾個圍觀者聊得熱絡。黃麂發不出聲，兩隻前蹄朝地面奮力蹬著。
這裡是今年1月中旬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汾口鎮野味市場的一角。放血、割角、燙皮、拔毛、切塊，都攤在馬路邊流水線操作。狍子那麼大的黃麂，有人一買就是一整隻，不知道來源於野生動物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正在全國蔓延。
截至3月12日20：00，全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80981例，死亡3173例。國外累計確診47358例，死亡1550例。
自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實施以來，開發利用野生動物資源都需遵守規定。20多年裡，該法案經歷了4次修訂，刑法中也對非法獵捕做出明確的量刑規定。但各地的野味市場一直存在，盜獵屢禁不止。
2月27日，國家林草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副司長王維勝表示，在疫情期間實施“最嚴野生動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場所野生動物轉運販賣，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動物交易。3月10日，生態環境部新聞發言人劉友賓表示，擬將野生動物保護情況納入中央環保督察。
儘管如此，多方新聞報道仍顯示，疫情期間，浙江、河南等地均有人因非法獵捕野生動物被拘役，遼寧甚至有人戴著口罩去鳥市交易野生候鳥。
疫情期間，多地出現非法狩獵人士 圖/網頁截圖
同時曝光“頂風作案”現象的，還有國內的野生動物保護組織和反盜獵組織。多年來，二者分別在保護種群和打擊犯罪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楊斐（化名），1987年出生，2016年8月全職加入民間反盜獵組織，近4年裡拆捕鳥網、暗訪農貿市場、和盜獵分子接頭，身經百戰。他的一線現場經歷，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另一種視角。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不虧本的買賣
我是從2016年開始反盜獵的。當時北京正在招保護候鳥志願者，我剛剛辭職，又對爬山、鑽林子很感興趣，看到能去一線拆捕鳥網，果斷報了名。
我本來以為首都不會有多少盜獵分子。巡視多了才發現，這裡的非法捕鳥現象非常嚴重。四五環外的荒山、河邊，只要是候鳥遷徙路過的地方，都能找到捕鳥網。核心地區能同時有4、5個獵捕點，一踏進去，能聽見機器模擬的鳥叫聲從各個方向傳來，響亮、重複，爭著引候鳥掉進陷阱。
無奈舉報容易懲罰難。從法律上講，在禁獵期用禁止工具捕鳥屬於刑事案件，要拘留的。可北京的捕鳥人絕大部分是六七十歲的老頭，他們涉案數量少，抓的鳥又是非重點保護動物，基本不會受到嚴厲懲戒。有個老頭被我抓了三回，抓到當場放鳥，完全拿他沒辦法；還有個老頭剛進森林公安局就躺地上“犯病”，不知道真的假的。
去年12月，江西省贛州市信豐縣，一位老人在自家房頂架捕鳥網。圖/受訪者供圖
2016年9月，我和十幾個志願者接到爆料線索，在河北唐山端了一個候鳥盜獵窩點。這是我全職反盜獵以來協助森林公安辦的第一個“大案”，現場共清點出36000只活鳥，裹著紗網的木箱子，每箱大約能裝20只鳥，銷燬了2000多個。
這也是我第一次見識到野味市場有多瘋狂。
36000只活鳥中有6000只禾花雀，這種學名為黃胸鵐的小鳥因被傳有“壯陽”功效，在起步價為5-10元/只的野味交易市場，能賣到150元/只。結果呢？以前和麻雀一樣多的禾花雀從2000年到2017年實現了瀕危等級“五級跳”，硬生生被人類從“無危”吃成“極危”。
然而，即便是盜獵這種級別的林鳥，最後的懲戒措施也十分有限。至少我遇到的案例大都是罰款、沒收工具了事，判刑的很少超過三年。
倒不是說森林公安不好，大環境就是這樣：小型林鳥哪怕賣得再貴，只要是非重點保護動物，都算不上刑事案件，只賣一兩隻的舉報出去更沒人管；重點案例按法定量刑標準，需要判刑的，有輕判趨勢。
市場利潤高，犯罪成本低，沒人會主動終止不虧本的買賣。為了滿足人們對野味的需求，他們甚至把貓頭鷹變成農貿市場的肉貨，把熊掌端到哈爾濱某學校食堂。
估計禾花雀快抓絕的時候，跟它體型類似的其它鳥就開始“壯陽”了。反正吃的人分不出來，拔光鳥毛煲湯，一盆一樣能賣上千元。
合法之謎
現在提起疫情，大家都知道武漢賣野味的華南海鮮市場。實際上早在2017年，農貿市場賣野生動物的現象已經很嚴重了。尤其是抓野鴨全國出名的安徽省。
2017年6月，我們團隊去安徽省黃山市歙縣的農貿市場暗訪。一連5個攤位，表面擺的是蛇跟蛙，一問水鳥、斑鳩、小型猛禽全有。我們直接去森林公安局舉報（打電話經常會遇到非常拖延的出警），執法人員來了後，在每家都搜出了裝著國家重點保護動物的小冰箱。
通過長期跟蹤這些農貿市場，我們發現了一個明顯的趨勢：他們越來越“合法”了。
在市場販賣野生動物，需要有工商營業執照和野生動物經營許可證。浙江省金華市磐安縣一處農貿市場，有6個攤位賣野味。我們在2017年12月舉報過一次，他們只有執照，被查收了好幾噸野生動物。今年1月，我們又接到這個地方的爆料，再去現場，他們攤位的牆上全貼了野生動物經營許可證。
需要明確的是，野生動物經營許可證會規定經營的物種種類和數量，並且要求賣的野生動物必須有合法來源：一是養殖場，這是主要來源；二是合法獵捕，比如有的地方野兔氾濫，當地林業部門會按配額髮狩獵證，讓你按規定的時間、地點、物種、數量來打。
但這些商販卻拿著證找盜獵分子超範圍大肆收購。好多我們舉報的有證商家，一口咬定自己是養殖場進貨，你讓他拿進貨單據，根本拿不出來。那些野兔、野豬的腿，明顯是獵夾夾斷的，他們還能狡辯成“為了假裝野生的賣個好價格，故意為之”。
線上辦證 圖/受訪者供圖
向上追溯，作為主要“合法來源”的養殖場也是同一番景象。
你會看到很多養殖場，在拿到馴養繁殖許可證後，迅速實現了野生動物的規模化人工繁殖。把保護、利用、科研等理由混在一塊，他們辦證很容易。
有的養殖場甚至本身就是盜獵窩點。我見過一個養野鴨的養殖場，水面下是一大張獵捕網。遷徙季節到了，他們會用擬聲機器把鳥引下來。總之，外面抓的、天上掉的，只要一進來，馬上“洗白”成合法的。
廣東省江門市還有一家以科研名義辦證的白鷺養殖場，這麼多年也沒研究明白怎麼人工繁殖。要在高樹上築巢、在水裡吃魚的蒼鷺，所在的養殖場全是水泥地。連築巢環境都沒有，你指著鐵絲網裡密密麻麻的上千只鳥說是在養殖場交配的？
可這些我們看來很常識的漏洞，有些林業部門帶著地方的動物專家去例行檢查，不覺得有問題。有證，就是合法。
所以，我們一直呼籲全面清查商業化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場，根本無法實現規模化人工繁殖的可以收回證件。不排除真的有肯燒錢、花大把時間搭場景研究繁殖的人，但龐大的市場需求刺激下，更多人為的，是搞個廠子賺錢。
和盜獵勢力交鋒
2019年全年，我們共向各地執法部門提供野生動物傷害線索790條，收到反饋184條。這個數據表現比2018年（提供線索652條，反饋約220條）要差不少。
我不好分析原因，只能說，舉報遠不是大家想的那麼容易。
首先，遠程打電話肯定成不了。敢公開販賣野生動物的大都證件齊全，工商部門管不著。超經營範圍的野味多藏在庫房，林業部門看到有證，很少進去查。
其次，線下舉報的限制非常大。去年，我們的志願者在安徽省暗訪到一個大型蛇類養殖場，在庫房發現了三四噸收購來的蛇。他蹲到了收購現場，拍了視頻，報了警，所做的一切卻只能證明視頻裡的幾條蛇是收購的。那人家就把這幾條蛇放了唄，剩下的又是有證即合法。
血腥的野味市場 圖/受訪者供圖
線上線下都不好操作，我們便開始嘗試非常手段。
寧夏固原市曾有三個“大販子”，當然，談不上窮兇極惡啊，是因為一直沒人管才越做越大。我們假裝成進貨的酒店人員去參觀，把他們說的“三四千只隨時發貨”“野雞是藥死的，狍子是電網電死的”“放到裝香蕉的盒子裡，大貨車運到西安中轉”全錄下來。他們警惕性不高，一般不會發現。我們證據齊全，舉報很順利。
猛禽盜獵者要難對付得多。他們涉案金額高，做事隱蔽，很難見上一面。我和好多猛禽販子遠程視頻過，有的“非要看看你”，我就戴個帽子露臉；有的要交定金，我就先和森林公安打招呼，別販子沒抓到，把自己搞進去了。
當交易談妥了，我會說“找一個當地朋友幫我去提”。“朋友”其實是當地森林公安，約好地點，給公安報信，我們靠這種方法抓了不少人。
但有些檢察院認為這屬於“釣魚執法”，不予判刑。
2018年10月，我們通過QQ群發現了一個河北省保定市的“大販子”。他號稱收了10只老鷹，要知道這屬於特大案件，判刑要在十年以上的。
保定是猛禽遷徙必經之地，我們曾多次協助當地森林公安。我立即提供了交易地點，對方卻告訴我們，之前辦的幾個案子檢察院有意見，說是“釣魚”，這次必須要一個志願者與之產生實際交易。
我只好自己變成“當地朋友”。
交易時間定在晚上7點，販子一會吃飯、一會失聯，直到11點才現身。交易地點也換了好幾次，最終選在一個很黑的河邊路口。見到我之後，他打開了後備箱—— 8只老鷹，身上纏著黃膠帶，4只頭朝這邊，4只頭朝那邊，眼睛發亮。
“打包的時候飛了倆。”他一邊向我解釋，一邊拿起手機照明。我剋制住內心的緊張，說開車過來裝貨，然後把埋伏在附近的森林公安帶了過去。
那人撒腿就跑，森林公安追出了幾十米，終於把他按在地上。
誰是野味市場的真正源頭？
從我這幾年的反盜獵經歷來看，2017年下半年應該是盜獵分子最猖狂的時候。
那時短視頻平臺剛開始火，搜關鍵詞“戶外打野”，能看到很多人在上面直播捕獵過程、教捕獵技巧。他們留手機號、微信號，地址能具體到村，毫不收斂。
而且他們非常會互動。我看過一個主播，鏡頭只拍獵夾，抓到獵物了，說“老鐵們猜什麼動物，刷禮物就給大家看”。
要是直播間有人看著不忍心，求他放生，主播就會讓對方刷禮物到一定金額再放生。同時，這個人會被彈幕“罵死”，說她“聖母”什麼的。
這兩年網上的風聲緊了很多，盜獵分子不怎麼留私人信息了。拍視頻的頂多發一個獵夾，或者發一條路，專業的人能一眼看懂將有什麼動物出現。
對於這種現象，我們舉報了，森林公安也很難核查。線上平臺會管，把作品刪掉，或者封號幾天，實際沒什麼效果。
盜獵分子在短視頻平臺展示非洲野狗 圖/受訪者供圖
和短視頻平臺問題類似的，還有電商平臺。
食客、賣家、非法養殖者、盜獵分子，看起來盜獵分子是野味鏈條的頂端。但實際上，上面還有一類人——賣獵捕工具的人。
淘寶、鹹魚、轉轉、微店，搜盜獵工具的關鍵詞，隨時能買到。我們長期推動禁止售賣非法獵捕工具之後，有些平臺會限制關鍵詞，有向好趨勢。不過販子總有固定的渠道，想從根源上反盜獵真的很難。
於是，我們親眼見證了獵捕工具的一次次進化。抓哺乳動物的電網，電伏一萬伏以上，野豬類的大型野獸碰到直接打死；各種規格的獵夾、獵套，大的四五十公分寬，完全掙不脫。這兩種工具每年都會誤傷、誤殺上山的人。
新鮮的捕鳥工具有“脖夾”，往土裡一埋，上面放個玉米粒或麵包蟲，候鳥看到了下來低頭一啄，脖子一下被夾斷。配合夾子使用的報警器，會在夾到獵物時發通知短信，省得獵手定時查看。還有用於夜視的熱成像、專門的野雞藥斑鳩藥……
一個好現象是，疫情暴發後，盜獵窩點能做到發現一個打掉一個。以前出力不討好，消極執法的、“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我們全遇到過。現在大家會積極動用刑偵技術找人，打擊力度大了很多。
可我覺得，一直嚴下去應該不太可能。哪怕我們的“最嚴規定”全面禁食野生動物了，有關部門如果不經常檢查、打擊，野味市場就會繼續存在。農貿市場不行了，開發別的供需渠道，交易風險高了，漲價，越來越地下、越來越暴利。
所以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通過疫情重新反思自己跟野生動物和大自然的關係。這是最根本的。
我們經常戲稱《野生動物保護法》是“野生動物利用法”，因為裡面有很多條款告訴你，幾級保護動物分別辦什麼證可以養，把野生動物當成資源去利用開發。
希望這一次，我們能從根本上轉換這個觀點，把野生動物真正看成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不是說保護它是為了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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