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我們家就靠我父親和我兩個人維持下來。”回首往事，易中天頗多感慨。
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易中天僅是一個少年讀書郎，怎麼能夠養家呢？面對記者的疑惑，易中天解釋，那時候他們全家有祖父、父母、兩個弟弟和易中天六口人，“父親拿的是副教授工資，享受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有特供，而我是中學生，糧食定量高，所以是全家吃我們兩個人的。”
易中天生於湖南，但是六歲時就隨著父母來到長江邊的武漢。他的父親在中南財經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前身）擔任講師，講授會計學。
“他的情況很奇怪，”易中天這樣描述父親，“文革前他是職稱低、待遇高。雖然只是個講師，但拿的是副教授工資。因為他政治比較進步，屬於黨組織信任的人。在人人都受衝擊的‘文革’中，由於職稱是講師，目標不大，所以他也沒有受到大的衝擊。”
在易中天眼裡，父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中人，對政治沒有興趣，而且為人隨和。“隨和到誰都可以欺負的程度。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工會經常組織看電影，發給我們家的電影票從來都是最差的，因為他好欺負，他好說話，他說你在哪看不都是看嘛。”
在武漢，易中天度過了他的中小學生涯。他的生活環境也比較單純，“我住在高校裡面，我上學的中學就和我父親所在學校只有一牆之隔。”
易中天小時候就喜歡讀書，“很小就開始，當然從連環畫開始，然後讀些什麼童話，慢慢地進入文學名著，到了高中畢業的時候，中外文學名著已然讀完。”他坦陳，雖然都看過了，但是“有多深的理解談不上”，“有的是囫圇吞棗，半懂不懂。”其中蘇聯的文學作品居多。
“給我影響最大的小說，就是蘇聯作家薇拉·凱特琳斯卡婭的 《勇敢》。它寫當時列寧格勒的一些共青團員響應黨的號召，到西伯利亞去建設了一個新的城市‘共青團城’的故事，這個書當時對我影響很大。”
於是，高中畢業之後，易中天便告別父母兄弟，奔赴數千裡之外的新疆，參加新疆建設兵團，“完全是模仿那個小說描寫的足跡，也想在那去建設一個共青城，也想寫出一部中國的《勇敢》。”
滿懷少年時期的夢想，易中天充滿希望踏上征途。沒有離鄉的惆悵，只有激盪的豪情。
這一去，就是13年。
02
1965年，易中天來到北疆，非常巧的是，他分配的那個農場就叫“共青團農場”。
共青團農場在一個叫莫索灣的地方，屬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那個時候我開始寫日記，把一些當時的思想記下來，準備將來寫一部中國的《勇敢》。”
但是理想主義者易中天很快就發現，現實與理想完全不同。
“農場不是真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它成分很複雜。有解放軍復員轉業的，有原來國民黨起義的，有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還有從全國各地農村自己去的 ‘盲流’，也就是今天的‘外來務工人員’，還有刑滿釋放人員、勞改勞教人員，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小社會。緊接著遇到文革、動亂，這樣一來就把什麼苦都吃遍了。”
易中天讀到了 “社會”這本大書，而且發現“社會”這本大書遠比書本上記錄的東西豐富得多、真實得多。
“在那個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說，“我現在有一個想法，我如果是全國人大代表的話，就要提出一個議案：以後年輕人考上大學以後，保留學籍，至少當一年工農兵，就像泰國的所有男孩子要當和尚一樣。不是像軍訓那樣，簡單地在學校裡走走操，而是真的到兵營，到農村、車間去，否則不知人間疾苦，不知底層的真相，將來沒有用的。”
這一時期，易中天讀的最多的是毛澤東、魯迅和馬恩著作。“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至今還仍然受毛澤東的影響，包括他的文風，”他說，“魯迅先生教給我的則是要直面，不要回避，不要粉飾。”
1969年全國掀起了 “批陳整風運動”，毛澤東提出來要讀《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等六本書。所有單位都要讀書，重點讀一本書，然後去發言談讀書心得，“分配給我們農場重點讀的是《哥達綱領批判》。當時的領導幹部文化水平不高，工作忙，就指定我代讀、代寫，專門給我一個房間讀書，然後結合本農場的實際，寫一篇讀書心得報告。所以我的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是很好的。”
有些人回憶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讀馬列，發現與現實不是一回事，於是對現實制度產生了懷疑，可是易中天說自己沒有這樣的覺悟，“我當時覺悟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在批鄧小平的時候，自己心裡面悄悄地說能按鄧小平的想法做就好了，只有這麼一點。但是連他最後能夠成功都沒有想到，就這麼一點樸素的想法。我只有一個看法就是‘生活不是詩’，我只有這一點感悟。”
當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很多人建議易中天去報考，但是他卻“不敢去考”，因為那時候他在一箇中學當老師，教畢業班。
“我擔心我和我教的學生一起下考場，他考上了我沒考上。那就沒臉教書了！”
第二年，國家恢復了研究生考試，易中天報考了研究生，“我一高中生，考研究生沒考上不丟人，考上了，算我賺了四年。”
易中天的箱子裡面裝著唐詩宋詞，這是他從武漢帶到新疆來的，“純粹是一種愛好”。經過三個月的苦讀，他終以大學本科“同等學力”資格考入學術之門，成為武漢大學中國古典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在13年後重返武漢。
03
多年以後，大紅大紫的易中天在與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的觀眾交流時說，當年被錄取後最興奮的，不是因為自己成為了文革之後第一批研究生，也不是可以公開地去看唐詩宋詞了，而是，“可以在圖書館裡天天看書啦！”
易中天開始了他的遲到的大學生涯。他幾乎是瘋狂地讀書學習。
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引起人道主義大討論的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易中天就讀了三個中譯本。他買了一本單行本，然後還把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那個譯本抄了一遍。“筆記本現在還在家裡，我抄的時候筆記本是這樣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抄原文，三分之一的地方做心得筆記”。他說。
易中天認為，八十年代對他思想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另一個是美學家、哲學家李澤厚。前者的《萬曆十五年》影響了易中天的歷史觀，後者則影響了他的學術取向。其中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對易中天影響最大。雖然李澤厚認為自己的代表作是《華夏美學》，但是易中天堅持認為，《美的歷程》才是李的代表作。
“《美的歷程》首先告訴我，原來學問可以這樣做，原來學問就該這麼做。這對我影響非常大，包括最後選擇了美學作為專業，這都是受李澤厚的影響。”
1981年易中天畢業，當時的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愛才心切，專門找到教育部部長蔣南翔，以5名本科生去新疆工作，換得了易中天留校工作。三年後，劉道玉任命易中天為中文系副主任。
在學說迭興、思想激盪的八十年代，易中天與外界沒有過多聯繫，而是埋頭教學和研究，以構築自己的學術體系。李澤厚的美學叫“實踐美學”，雄心勃勃的易中天在他的同學鄧曉芒的影響下，由鄧曉芒領頭，一起建立了“新實踐美學”這樣一個新學術體系。所謂“新實踐美學”，顧名思義，也就是對以李澤厚為代表的舊的“實踐美學”的一個超越。它的代表成果，就是二人合寫的《黃與藍的交響》。對這本書，兩人都比較自信。鄧曉芒曾對易中天說：“此書推遲了兩年面世，使中國美學界停滯了20年。”但是這部30餘萬字的專著在1989年出版時——此版書名叫《走出美學的迷惘》——正遇上出版低谷，只印了八百冊。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國學術界、思想界的轉折點。站在這個轉折點上，易中天一方面感受著時代的變遷，另一方面又體味著學術自由的壓抑。早在1988年，易中天就出版了他的處女作 《〈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還發表了諸多論文。然而成果頗豐的他，直到1991年才晉升副教授。
於是易中天告別了武漢，來到廈門大學執教。不久，他的代表作《藝術人類學》出版，並獲得了“首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當時廈門大學獲獎14項，13項的得主都是博士生、導師、教授，只有我一個人是副教授，我就因為這本書評上了‘正教授’，如果沒有這本書的話，我當不上教授的。”
“這本書的獲獎，意味著您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記者問。
“那時候已經沒有學術界了，哪來的公認？最多是評委的承認罷了！”易中天回答。
那時候學術著作出版難，出來的東西也沒人看，“收到同行的著作，也就看看前言、看看後記，寫封回信謝謝就完了。我的 《藝術人類學》也沒人看，於是我就想，如果同行都不看，誰看？反問其他，如果書寫出來沒人看，你寫出來做什麼？”
04
易中天開始了轉折。
“大概是94、95年吧，我開始了兩個轉折，一個是我的學術領域從美學轉到文化學和歷史學，另一個是從面對學術界轉向面對大眾。”
轉折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學術界的失望。作為一個學者，易中天也深刻地感受著學術體制的禁錮。當時的學界都在忙著寫論文評職稱。北京大學李零教授說“學校不是養雞場”，可是學術體制“已經把知識分子都變成養雞場流水線的雞，每天被數要下幾個雞蛋”。這種體制嚴重影響了思想自由與學術繁榮，“結果就是大量地使用納稅人的錢炮製學術垃圾和學術泡沫。”
苦悶的易中天，開始試圖 “突圍”。
最初，他並不知道突破口在哪裡，但是他下了一個決心：“我寫的書如果沒人看那就寧可不寫，絕對不寫，我一定要寫很多人看的書。”
易中天一直想寫一部 《中國美學史》，但是在寫的時候他發現，要說清楚中國美學史必須弄清楚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於是他就寫了《閒話中國人》，然後一發不可收拾，有了《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品人錄》，這些書在五年之內陸續出版，2000年由上海文藝組成“品讀中國書系”一次推出，反響強烈。
《閒話中國人》是文化學著作，《中國的男人與女人》是社會學著作，《讀城記》是“城市學”著作，《品人錄》是歷史學著作。之前，易中天出版的《〈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等書都是出版社賠錢出的，而“品讀中國書系”成為他所有書中第一批可以使出版社盈利的著作。
“把這套書寫完後我發現一個問題，你要弄清中國文化必須弄清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否則你說不清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跟政治的關係太密切了。”但是在推出 《帝國的惆悵》、《書生意氣》後，“我又發現要弄清中國文化，弄清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必須弄清中國歷史，這還不夠，你還要有一個參照系，你還要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聯繫起來。”
恰在此時，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我就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美國打伊拉克非常輕鬆，我們有些軍事評論員預言美國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但事實不是這樣。我還注意到美國總統改選換屆的時候，很多歐洲人提出來說應該全世界來投票。我認識到，美國這個國家你可以不喜歡它，你有權利不喜歡，你也可以批判它，你有權利批判，你還可以責罵它，你有權利責罵，但是沒有人能夠小看它。”
有了這個想法後，易中天發現，僅僅瞭解美國的制度倫理和價值體系是不夠的，“這個問題牽扯到國家的起源、國家是怎麼樣建立的，必須追根溯源，才能觸摸到事情的本質。因此我就去開始關注美國，研究美國史。”於是就有了憲政啟蒙著作《艱難的一躍：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在這本書中，易中天用琅琅上口的語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瞭解美國製憲歷程的平臺。
就這樣，從古代文論到美學，從美學到心理學，從心理學到人類學，從人類學到文化學，從文化學轉到歷史學，易中天最後走上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面對億萬觀眾講解那些長期被僵化為概念的歷史。他讓歷史這隻“硬邦邦的凍雞”飛了起來，同時也走出了現行的學術體制。
他自嘲說：“我不在你這個雞場下蛋了。
許多年後，假如有人問我，當年你為社會做過的貢獻是什麼？我會說：我傳播了很多充滿人性、良知、散發著正義光芒的文字，我拒絕了與邪惡同汙合流。
——這句話，據說是柴靜說的，無從考證，但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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