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國出現了一波“賣血潮”。尤其是在當時的農民和收入低下的人群當中，賣血被看作是極為普遍的行為和“快速致富”的法寶。
抽血
《許三觀賣血記》以許三觀一生的經歷為線索，通過許三觀初識賣血，又憑藉賣血娶上媳婦完成了幾度人生大事，度過一系列家庭難關，展現了賣血在收入微薄的工農階層人們心中，是一個“搖錢樹”“救命稻草”的形象。接下來，我們便從《許三觀賣血記》中的種種細節入手，一探中國“賣血潮”的前因與後果。
《許三觀賣血記》作者 餘華
賣血潮的前因：20世紀中後期，工農階層生活仍處貧困，由於“快速致富”的思潮影響，賣血成為了“來錢多又快”的掙錢途徑。加之農民、工人文化水平不高，賣血門檻極低，國家對於賣血制度的不明確，“賣血潮”一時席捲全國。
直接原因：工農生活窮困，賣血成為一棵“搖錢樹”
在20世紀中期，農民都以務農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在當時的年代，田地裡的活掙錢實在太少，僅僅只能勉強解決溫飽。工人雖然有工廠的收入，但是仍然微薄，難以支撐大筆的開銷。按照帶許三觀初次賣血的農民根龍的話：“娶女人、蓋房子都是要靠賣血掙得錢，田地裡掙的錢最多也就是不讓農民餓死。”許三多的四叔告訴他，賣一次血就能掙上35塊錢，在田地裡得累死累活幹個半年才能有這麼多。在那個一碗餛飩只要9分錢，一籠小籠包子只要2角錢的年代，35塊錢在很多人看來已經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在許三多這樣鄉下出身的工人看來更是一大筆“鉅款”。賣“兩碗血”（400毫升）就能掙35塊錢，對比之下，那“兩碗血”對工人農民出身或者實實在在的工人農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農民賣血
許三觀雖然是一個農村出身，但他作為在城裡絲廠能拿薪水的職工，生活上總要比一輩子都靠土地吃飯的實實在在的農民好些。但在娶媳婦、蓋房子，家裡急用錢、給孩子治病這樣的人生大事和難關下，許三觀也不得不去賣血掙錢。
許三觀一生賣過11次血。頭一次賣血是出於好奇，學著跟著農民阿方和根龍賣了第一次血。這也讓許三觀嚐到了賣血的甜頭，他用賣血的錢成了家，娶上了城裡媳婦許玉蘭。許三觀第二次賣血相距第一次賣血過去了十年，他兒子闖了禍，家裡沒錢賠醫藥費，許三觀只能再一次賣血掙錢。與第一次的好奇不同，再次賣血讓賣血就變成了許多觀心中的掙錢捷徑，賣血變成了理所當然，一種“錢多來錢還快”的掙錢選擇項。遇上了缺錢的事兒，許三觀總就能想起賣血。
而與許三觀不同的，沒有工廠收入的根龍、阿方這樣土生土長的農民，賣血一次就解決了半年的生活，這樣的“好事”可不是像找到了“搖錢樹”一樣，賣血不僅是他們缺錢時的一個“捷徑”，而是早已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來源的一個重要部分。
賣血掙錢，程序的簡單快速和金額的巨大，這對收入微薄的工農階層的確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渴望“快速致富”和實際入不敷出，生活經濟上的壓力是農工等收入微薄的階層以賣血為掙錢途徑的直接原因，這也是“賣血”形成熱潮的最直接的原因。
窮困的農民
重要原因：賣血門檻極低，同時賣血者文化水平相對低下。賣血者只在意賣血過程的簡略和收取金額的巨大，賣血管理者對賣血過程的把關十分鬆懈，兩者都對賣血細節都抱取不管不顧的態度。
許三觀第一次跟隨阿方和根龍去賣血時，根龍給許三觀講解了賣血流程，還有如何賣血才能賣得“最實惠最能多佔些便宜”。根龍告訴許三觀，賣血之前要喝八大碗水，得憋著尿不能撒出去，這樣才能讓血更多，賣血的時候佔的便宜就更大。許三觀賣血時，本來應該依照程序，先抽一管血進行檢查，李血頭看在根龍的面子上，只是隨意查看了許三觀的身體特徵，就免去了抽血檢查這一項，作為結識許三觀的見面禮。
賣血的許三觀和根龍即不懂消毒和醫藥知識，不管給自己抽血的針具是不是消過毒，也不管賣血是否影響身體健康抽血以後身體會產生什麼不良反應，更加不管賣血以後血液會流向何處，他們只求過程簡略不復雜，快速搞定抽血以後，可以收取自己應得的35塊錢。在他們的認知裡，血就是力氣，賣掉的只是力氣而已。
我們賣掉的是力氣，你知道嗎？你們城裡人叫血，我們鄉下人就叫力氣。力氣有兩種，一種是從血裡使出來的，還有一種是從肉裡使出來的，血裡的力氣比肉裡的力氣值錢多了。
等待賣血的人們
負責管理賣血流程的李血頭，誰能賣血看的不是身體素質或者血液質量，看得是和自己的交情。交情好的能賣，交情不好的，神仙血也不收。李血頭作為一個賣血的管理者，醫學知識空空如也，只是表面檢查檢查賣血人的身體走走形式。作為一個賣血血液質量的門檻設立人，門檻高度竟然是交情。
能看出在那個時代，賣血的門檻極低。醫藥和生理知識的貧乏，導致賣血者對賣血的後果和影響全然不知，賣血管理者所設立的賣血門檻極低，只要是表面上沒有問題的，都可以賣血，血液到底存在何種問題，誰都無從知曉。賣血門檻極低，賣血者文化知識低下，這是20世紀中後期，賣血者蜂擁而至，賣血人數一再走高的重要原因。
根本原因：20世紀中後期，中國經歷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幾近崩潰。在此期間，國家賣血程序相關的法律制度面臨停滯不前甚至破壞的局面，管制力度十分鬆垮。
餘華在《許三觀賣血記》的創作中，有意模糊了時間和歷史背景，但是《許三觀賣血記》中還是有一處特意點明瞭年代時間，1958年。在這個年份時許三觀告訴自己的媳婦許玉蘭，國家這時候在搞人民公社、大躍進、大鍊鋼鐵，家裡的鍋、米、碗，油鹽醬醋都得全部收走，全城都得到國家開的“大食堂”去吃飯。糧食上繳幾年以後，許三觀的家鄉遭了水災，荒年也跟著來了。許三觀全家五口人，沒錢沒糧吃不上飯，見自己兒子們實在餓得不行了，許三觀決定再去賣一次血，拿錢給兒子們去飯店買麵條吃。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8至1960年間，中國進入了“大躍進”時期，當時的大躍進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挫折。20世紀50年代後期發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更是給農業帶來了消極後果，農民沒有了土地，農人更窮，全國也陷入無糧可食的饑荒之中。
人窮的時候，總得想方設法地活下來，所以很多人都想到了賣血賺錢，趁著自己還沒餓得不成人形，還能賣血掙錢的時候把錢拿到手，應一時之急。農業受損嚴重，農民的利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損害，但也因為在田地裡紮紮實實幹活的緣故，農民們也積累了一身的好“力氣”，只有一身力氣和血肉可賣。所以這些無路可走的窮人農民們都和許三觀一樣，無可奈何，只有賣血賺錢，以求熬過災年。
許三觀一家靠許三觀賣血終於熬過了災年，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無端的災禍卻又接踵而至。許三觀的媳婦許玉蘭先被批鬥，再到國家號召“知青”下鄉，許三觀的孩子一樂、二樂都到農村插隊落戶了。一樂下鄉以後變得骨瘦如柴，面色灰黃，為了讓兒子一樂再鄉下生活得好一些，許三觀又一次到醫院賣了血。不到一個月，二樂生產隊的隊長進了城，到許三觀家裡吃飯，為了讓兒子二樂在隊長手底下幹活少受些罪，許三觀只好拖著賣血之後尚未恢復的身體，再一次賣血掙著了請隊長吃飯的飯錢。
知青下鄉
20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國民經濟可謂遍體鱗傷，滿目瘡痍，幾度幾近崩潰。接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來的，是黑暗的十年文革。文化大革命既是中國經濟遭受極其嚴重打擊的十年，也是中國法律制度遭受極其嚴重打擊的十年。可以說從1957年到“文革”結束，前十年是法制徘徊與停滯的十年，後十年是法制遭到了嚴重破壞的十年。
國民經濟動盪和損失，直接反映到人民身上的就是窮；國家法制停滯和破環，直接反映到人民生活中的就是社會陰暗角落滋生的現象。正是因為窮，賣血賺錢成為了一種解決燃眉之急的方法，甚至是窮苦人眼中的“致富之道”；正是因為國家法制的停滯不前甚至破壞，以至於賣血的不正規程序不正規渠道暗自滋生，遍地生長。
賣血者對於賣血趨之若鶩，究其根本原因，是在20世紀中後期，中國在發展道路上遭遇阻礙，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打擊，國家法制面臨停滯不前甚至被破壞的局面。
總而言之，20世紀中後期“賣血潮”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微薄收入階層在生活經濟上的壓力，就是窮；其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在當時的年代和社會背景下，賣血者和賣血管理者既不具備醫藥和健康常識，也不考慮血液質量，只求賣血者表面上的健康，保證賣血者不會當即有生命危險即可，賣血門檻極低；而“賣血潮”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國家發展受阻，國民經濟遭受打擊動盪，國家法律制度停滯不前甚至遭到破壞。人民窮困，國家法制約束力鬆散，才導致了賣血成為一種掙錢的“名正言順”且狂熱的渠道。
“賣血潮”引發的後果
在《許三觀賣血記》中，因為賣血把身體敗掉的人有兩個，分別是帶許三觀第一次賣血的阿方和根龍。阿方是因為完全沒有醫藥和健康常識，因為賣血前喝了太多的水，膀胱漲破，導致身體敗掉了，再也不能賣血。而根龍不僅僅是敗掉了身體，而是直接喪了命。根龍在與許三觀一起賣了血之後，突發腦溢血，最後死在在了醫院。此後，許三觀琢磨賣血是不是把身體敗掉的原因，但是缺乏文化知識的許三觀也只是感概阿方和根龍的結局，琢磨琢磨也就罷了。即便明白賣血對身體有損害，但是在生活無情的壓迫下，許三觀仍然會選擇賣血。
他一直坐在那裡，心裡想著根龍，還有阿方，想到他們兩個人第一次帶著他去賣血，他們叫他賣血前要喝水，賣血後要吃一盤炒豬肝，和二兩黃酒……想到最後，許三觀坐在那裡哭了起來。
許三觀其實是很幸運的，在他一生賣的11次血中，他非常幸運沒有因為醫用器具的感染而感染上艾滋病或者肝炎，他憑藉賣血熬過了人生中的許多難關，這樣的幸運讓他得以活到老年，他卻因為不能再賣血掙上一筆錢而感到“悲痛欲絕”。殊不知，有太多的人沒有他的這份幸運，因為賣血感染上可怕的艾滋病、肝炎或者其他疾病，而這些疾病不僅剝奪了賣血者賣血的權利，還拿走了他們的健康，甚至剝奪了他們的生命。
在中國的20世紀末，“賣血潮”引發的嚴重後果最早被發現是在1998年的年底，一位教授的學生在河南上蔡縣文樓村，發現在短時間內不斷有村民去世，而去世村民並沒有什麼明顯症狀，於是他便請自己的老師來到這個村子，調查村民無故接連死亡的原因。教授篩查後才發現，原來這個村子的村民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導致村民感染艾滋病的原因就是當時盛行的“賣血潮”。由此事件，國內艾滋病高危人群以及丙肝感染人群警報被拉響，並且引起各地政府的高度關注。
“賣血潮”作為一個社會陰暗角落被逐漸暴露無遺，浮出水面。直到於1997年12月29日修訂通過，自1998年10月1日起才開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刑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中明確規定賣血和接受賣血都是觸犯法律的行為，只有無償獻血這一條途徑。據《醫療機構臨床用血管理辦法》，各地的義務獻血條例也都明確禁止賣血和接受賣血。國家對非法買賣血液進行嚴厲打擊，既是為了阻斷艾滋病以及其他通過血液傳播病症的擴散，同樣是取締非法賣血給人民和社會帶來的巨大風險。
賣血抽血
“賣血潮”給中國的血液流通制度敲響了警鐘，才得以讓中國在21世紀以後，加強對非法賣血這個長期社會陰暗角落的取締。同樣，也因為“賣血潮”，國家從根本原因入手，把控重要原因，針對直接原因對症下藥，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安定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使國家在相關方面做出了改善和加強了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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