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一波“卖血潮”。尤其是在当时的农民和收入低下的人群当中，卖血被看作是极为普遍的行为和“快速致富”的法宝。
抽血
《许三观卖血记》以许三观一生的经历为线索，通过许三观初识卖血，又凭借卖血娶上媳妇完成了几度人生大事，度过一系列家庭难关，展现了卖血在收入微薄的工农阶层人们心中，是一个“摇钱树”“救命稻草”的形象。接下来，我们便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种种细节入手，一探中国“卖血潮”的前因与后果。
《许三观卖血记》作者 余华
卖血潮的前因：20世纪中后期，工农阶层生活仍处贫困，由于“快速致富”的思潮影响，卖血成为了“来钱多又快”的挣钱途径。加之农民、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卖血门槛极低，国家对于卖血制度的不明确，“卖血潮”一时席卷全国。
直接原因：工农生活穷困，卖血成为一棵“摇钱树”
在20世纪中期，农民都以务农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在当时的年代，田地里的活挣钱实在太少，仅仅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工人虽然有工厂的收入，但是仍然微薄，难以支撑大笔的开销。按照带许三观初次卖血的农民根龙的话：“娶女人、盖房子都是要靠卖血挣得钱，田地里挣的钱最多也就是不让农民饿死。”许三多的四叔告诉他，卖一次血就能挣上35块钱，在田地里得累死累活干个半年才能有这么多。在那个一碗馄饨只要9分钱，一笼小笼包子只要2角钱的年代，35块钱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在许三多这样乡下出身的工人看来更是一大笔“巨款”。卖“两碗血”（400毫升）就能挣35块钱，对比之下，那“两碗血”对工人农民出身或者实实在在的工人农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农民卖血
许三观虽然是一个农村出身，但他作为在城里丝厂能拿薪水的职工，生活上总要比一辈子都靠土地吃饭的实实在在的农民好些。但在娶媳妇、盖房子，家里急用钱、给孩子治病这样的人生大事和难关下，许三观也不得不去卖血挣钱。
许三观一生卖过11次血。头一次卖血是出于好奇，学着跟着农民阿方和根龙卖了第一次血。这也让许三观尝到了卖血的甜头，他用卖血的钱成了家，娶上了城里媳妇许玉兰。许三观第二次卖血相距第一次卖血过去了十年，他儿子闯了祸，家里没钱赔医药费，许三观只能再一次卖血挣钱。与第一次的好奇不同，再次卖血让卖血就变成了许多观心中的挣钱捷径，卖血变成了理所当然，一种“钱多来钱还快”的挣钱选择项。遇上了缺钱的事儿，许三观总就能想起卖血。
而与许三观不同的，没有工厂收入的根龙、阿方这样土生土长的农民，卖血一次就解决了半年的生活，这样的“好事”可不是像找到了“摇钱树”一样，卖血不仅是他们缺钱时的一个“捷径”，而是早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
卖血挣钱，程序的简单快速和金额的巨大，这对收入微薄的工农阶层的确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渴望“快速致富”和实际入不敷出，生活经济上的压力是农工等收入微薄的阶层以卖血为挣钱途径的直接原因，这也是“卖血”形成热潮的最直接的原因。
穷困的农民
重要原因：卖血门槛极低，同时卖血者文化水平相对低下。卖血者只在意卖血过程的简略和收取金额的巨大，卖血管理者对卖血过程的把关十分松懈，两者都对卖血细节都抱取不管不顾的态度。
许三观第一次跟随阿方和根龙去卖血时，根龙给许三观讲解了卖血流程，还有如何卖血才能卖得“最实惠最能多占些便宜”。根龙告诉许三观，卖血之前要喝八大碗水，得憋着尿不能撒出去，这样才能让血更多，卖血的时候占的便宜就更大。许三观卖血时，本来应该依照程序，先抽一管血进行检查，李血头看在根龙的面子上，只是随意查看了许三观的身体特征，就免去了抽血检查这一项，作为结识许三观的见面礼。
卖血的许三观和根龙即不懂消毒和医药知识，不管给自己抽血的针具是不是消过毒，也不管卖血是否影响身体健康抽血以后身体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更加不管卖血以后血液会流向何处，他们只求过程简略不复杂，快速搞定抽血以后，可以收取自己应得的35块钱。在他们的认知里，血就是力气，卖掉的只是力气而已。
我们卖掉的是力气，你知道吗？你们城里人叫血，我们乡下人就叫力气。力气有两种，一种是从血里使出来的，还有一种是从肉里使出来的，血里的力气比肉里的力气值钱多了。
等待卖血的人们
负责管理卖血流程的李血头，谁能卖血看的不是身体素质或者血液质量，看得是和自己的交情。交情好的能卖，交情不好的，神仙血也不收。李血头作为一个卖血的管理者，医学知识空空如也，只是表面检查检查卖血人的身体走走形式。作为一个卖血血液质量的门槛设立人，门槛高度竟然是交情。
能看出在那个时代，卖血的门槛极低。医药和生理知识的贫乏，导致卖血者对卖血的后果和影响全然不知，卖血管理者所设立的卖血门槛极低，只要是表面上没有问题的，都可以卖血，血液到底存在何种问题，谁都无从知晓。卖血门槛极低，卖血者文化知识低下，这是20世纪中后期，卖血者蜂拥而至，卖血人数一再走高的重要原因。
根本原因：20世纪中后期，中国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在此期间，国家卖血程序相关的法律制度面临停滞不前甚至破坏的局面，管制力度十分松垮。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创作中，有意模糊了时间和历史背景，但是《许三观卖血记》中还是有一处特意点明了年代时间，1958年。在这个年份时许三观告诉自己的媳妇许玉兰，国家这时候在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家里的锅、米、碗，油盐酱醋都得全部收走，全城都得到国家开的“大食堂”去吃饭。粮食上缴几年以后，许三观的家乡遭了水灾，荒年也跟着来了。许三观全家五口人，没钱没粮吃不上饭，见自己儿子们实在饿得不行了，许三观决定再去卖一次血，拿钱给儿子们去饭店买面条吃。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至1960年间，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当时的大跃进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给农业带来了消极后果，农民没有了土地，农人更穷，全国也陷入无粮可食的饥荒之中。
人穷的时候，总得想方设法地活下来，所以很多人都想到了卖血赚钱，趁着自己还没饿得不成人形，还能卖血挣钱的时候把钱拿到手，应一时之急。农业受损严重，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损害，但也因为在田地里扎扎实实干活的缘故，农民们也积累了一身的好“力气”，只有一身力气和血肉可卖。所以这些无路可走的穷人农民们都和许三观一样，无可奈何，只有卖血赚钱，以求熬过灾年。
许三观一家靠许三观卖血终于熬过了灾年，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无端的灾祸却又接踵而至。许三观的媳妇许玉兰先被批斗，再到国家号召“知青”下乡，许三观的孩子一乐、二乐都到农村插队落户了。一乐下乡以后变得骨瘦如柴，面色灰黄，为了让儿子一乐再乡下生活得好一些，许三观又一次到医院卖了血。不到一个月，二乐生产队的队长进了城，到许三观家里吃饭，为了让儿子二乐在队长手底下干活少受些罪，许三观只好拖着卖血之后尚未恢复的身体，再一次卖血挣着了请队长吃饭的饭钱。
知青下乡
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国民经济可谓遍体鳞伤，满目疮痍，几度几近崩溃。接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来的，是黑暗的十年文革。文化大革命既是中国经济遭受极其严重打击的十年，也是中国法律制度遭受极其严重打击的十年。可以说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前十年是法制徘徊与停滞的十年，后十年是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的十年。
国民经济动荡和损失，直接反映到人民身上的就是穷；国家法制停滞和破环，直接反映到人民生活中的就是社会阴暗角落滋生的现象。正是因为穷，卖血赚钱成为了一种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甚至是穷苦人眼中的“致富之道”；正是因为国家法制的停滞不前甚至破坏，以至于卖血的不正规程序不正规渠道暗自滋生，遍地生长。
卖血者对于卖血趋之若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20世纪中后期，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遭遇阻碍，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国家法制面临停滞不前甚至被破坏的局面。
总而言之，20世纪中后期“卖血潮”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微薄收入阶层在生活经济上的压力，就是穷；其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的年代和社会背景下，卖血者和卖血管理者既不具备医药和健康常识，也不考虑血液质量，只求卖血者表面上的健康，保证卖血者不会当即有生命危险即可，卖血门槛极低；而“卖血潮”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发展受阻，国民经济遭受打击动荡，国家法律制度停滞不前甚至遭到破坏。人民穷困，国家法制约束力松散，才导致了卖血成为一种挣钱的“名正言顺”且狂热的渠道。
“卖血潮”引发的后果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因为卖血把身体败掉的人有两个，分别是带许三观第一次卖血的阿方和根龙。阿方是因为完全没有医药和健康常识，因为卖血前喝了太多的水，膀胱涨破，导致身体败掉了，再也不能卖血。而根龙不仅仅是败掉了身体，而是直接丧了命。根龙在与许三观一起卖了血之后，突发脑溢血，最后死在在了医院。此后，许三观琢磨卖血是不是把身体败掉的原因，但是缺乏文化知识的许三观也只是感概阿方和根龙的结局，琢磨琢磨也就罢了。即便明白卖血对身体有损害，但是在生活无情的压迫下，许三观仍然会选择卖血。
他一直坐在那里，心里想着根龙，还有阿方，想到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带着他去卖血，他们叫他卖血前要喝水，卖血后要吃一盘炒猪肝，和二两黄酒……想到最后，许三观坐在那里哭了起来。
许三观其实是很幸运的，在他一生卖的11次血中，他非常幸运没有因为医用器具的感染而感染上艾滋病或者肝炎，他凭借卖血熬过了人生中的许多难关，这样的幸运让他得以活到老年，他却因为不能再卖血挣上一笔钱而感到“悲痛欲绝”。殊不知，有太多的人没有他的这份幸运，因为卖血感染上可怕的艾滋病、肝炎或者其他疾病，而这些疾病不仅剥夺了卖血者卖血的权利，还拿走了他们的健康，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命。
在中国的20世纪末，“卖血潮”引发的严重后果最早被发现是在1998年的年底，一位教授的学生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发现在短时间内不断有村民去世，而去世村民并没有什么明显症状，于是他便请自己的老师来到这个村子，调查村民无故接连死亡的原因。教授筛查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村子的村民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导致村民感染艾滋病的原因就是当时盛行的“卖血潮”。由此事件，国内艾滋病高危人群以及丙肝感染人群警报被拉响，并且引起各地政府的高度关注。
“卖血潮”作为一个社会阴暗角落被逐渐暴露无遗，浮出水面。直到于1997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自1998年10月1日起才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刑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明确规定卖血和接受卖血都是触犯法律的行为，只有无偿献血这一条途径。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各地的义务献血条例也都明确禁止卖血和接受卖血。国家对非法买卖血液进行严厉打击，既是为了阻断艾滋病以及其他通过血液传播病症的扩散，同样是取缔非法卖血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
卖血抽血
“卖血潮”给中国的血液流通制度敲响了警钟，才得以让中国在21世纪以后，加强对非法卖血这个长期社会阴暗角落的取缔。同样，也因为“卖血潮”，国家从根本原因入手，把控重要原因，针对直接原因对症下药，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安定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使国家在相关方面做出了改善和加强了具体措施。
閱讀更多 西北道東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