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五十多年若有變,早早就變。若不變,多少年也不會變。—李碧華

@自在之思

《胭脂扣》是作家李碧華的成名之作,但從電影藝術角度來說它的意義更為深刻。導演關錦鵬特殊的同性身份,使他對女性視角的拿捏細膩完美。他把中國古典文學裡那種瑰麗的想象影像化成纏綿悱惻的幽怨氛圍,如花渾身散發出來的“陰氣”,充滿了一種浪漫的悽迷,在整個華語電影世界都極為特別和難能可貴。

如花原本是三十年代香港石塘咀的紅牌妓女,與世家子弟十二少陳振邦相戀。因陳家的反對二人吞食鴉片殉情,相約手牽手走過黃泉、永不分別。不料死後的如花苦等十二少五十三年未能得見,於是用來生的七年陽壽換來七天的時光,到八十年代的香港尋找十二少。上來後又偶遇一對情侶—袁永定和阿楚幫助她尋找線索。

一個三十年代的女鬼跋涉於時間的長河,在五十多年的時間跨度背景下情深意篤地尋夫,東京大學的藤井教授用“香港意識”的變化來解讀這部電影。他說時間才是《胭脂扣》的真正線索和主題:是借一個女子穿越於兩個時空兩種文化的鬼魅愛情,帶出香港在歷史轉折時期的懷舊心理,以及香港人在迴歸之前對自己文化和身份歸屬的思考。

《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01. 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性的關係只能納入身份之中

胭脂扣,是用年華記載愛情的象徵,愛是耐心,是等待意義在時間中慢慢生成的信物。一隻胭脂扣,短暫地扣住了男人一時的情慾,卻不能扣住男人一世的守護。

① 如花幽怨痴纏的是她求而不得的身份

中國傳統差序格局的社會,每個人都活在社會賦予的身份裡,女人尤其如此。沒有男人依靠,女人就沒有社會地位,更沒有生存出路。

青樓對於男人,可以提供婚姻制度、生育功能之外的一個副產品—愛情,十二少找如花,是奔著愛情去的。一副“如夢如幻月,若即若離花”的表白,不可謂不浪漫。兩百多大洋送到如花房裡的原裝大銅床,也是費盡了心思,不可謂不真摯。以至於老鴇不無醋意地說“我做了二十幾年的老鴇子,從沒見過一個孝子,像十二少這個溫心官人這麼會孝順人的”。為了如花十二少和家裡斷了關係學唱戲,一個有錢人家的公子哥,給師傅倒痰盂、跑龍套、受人奚落,做到這份上,不可謂不情真意切。

如花正是收穫了愛情,才動了“找個‍‍棲身之處,嫁個好人家”的念想。她自知身份低賤,所以拜訪陳家時刻意良家婦女的裝扮,並向十二少母親表明“我和正邦是真心的,‍‍不敢計較些什麼”,但即便如此卑微,她得到的也是絕望。

傳統的社會結構是由不同身份架構組成的,社會身份注意親疏、同異和是非之辯,男女性關係的最終目的指向傳宗接代。十二少母親一見如花就說“你真是個風塵奇女子……我想大概這就是人家說你們風塵女子的作風吧”,這風塵女子的身份,原本就不在正常的社會結構之中,如花想登堂入室地嫁入陳家,只能是痴人說夢的臆想。

《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② 十二少擺脫不掉的是他的身份束縛

女人的權力預先被設定在私人領域裡,她的活動空間是封閉的,她可能擁有的權力上限非常明確—那就是依靠一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的戰場是對男人的拼殺,男人是目標,是戰利品,是輸贏的目的。女人的德性與智慧,首先是對男人爭奪。男人說女人心海底針,不過是一種調情的戲謔之語,男人才不會真正對這個戰場的輸贏掛心。

哲學家周國平說:男人憑理性思考,憑感情行動;女人憑感情思考,憑理智行動。思考時,男人指導女人;行動時,女人支配男人。

作為邊緣人,如花在主流社會的權力結構裡本無一席之地,既然不能讓權力低頭,那就不如銷燬權力。她給十二少酒中另下四十片安眠藥,如花一杯,十二少三杯,得不到就玉石俱焚,如花的冷清映照的反倒是十二少的幽怨。

觀眾感動如花的深情、同情如花的苦情,一個為愛痴狂的女人為愛了卻生死,是她逃不脫的宿命,這種解讀是觀眾對這種文化傳統之下女人情感走向的基本判斷。因此就認定十二少的遊離、躲避,是愛得不夠情深意篤。

其實從身份的角度,如花既無家人也無社會地位,於是才有痴情背後的倔強與絕決。而十二少卻有太多俗世的牽絆,他畢竟是為了愛情赴死了,但他社會身份背後的那些權力,不會讓他那麼輕易地死去。

五十多年後如花再見十二少,傳統附加在男人身上的權力光鮮已然不在,倒是那份陳腐的醜陋讓她落荒而逃。五十多年的痴等,原本是心存僥倖地期待權力的俯首和認同,她未曾料想的,是那份她曾經企盼的權力,已然腐朽至世人鄙棄。

《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③逼死如花和十二少的是封建綱常倫理

女人作為一個完整的命運共同體,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十分少見。中國人的尊卑秩序滲透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個絕對的主權者是不存在的。女人可以享有尊嚴與權威,但一定是附著在傳統的道德機制之上,通過饋贈和男人分享道德利益。

和如花的身份卑微相呼應的,是十二少母親養尊處優的尊貴。在中國文化的譜系中,女人的身體、性都服從於家庭生活的恆常運轉。家庭承載著女人的道德標準,持有對女人形象的發佈權。家庭也是文化操作的權力場,女人身處其中,一旦處於權力的核心位置,自會與父權共謀,成為父權的代言人。

十二少母親不無深意地提醒如花:杭州的女孩子在清明前上山‍‍採茶,摘一些最嫩的茶心,‍‍放在兜裡面,‍‍用香汗體溫潤著帶回家,這就叫做乳前龍井……你沒聽過嗎?要用真正女兒身才算矜貴,‍‍不過要用處女的‍‍乳房溼潤過才算得上是極品,‍‍我和你就不可以了……

女人是最善於在家庭領域展現自己的生存智慧和治理才華的。這種不能承擔宗法道德又不易破壞的男女關係,十二少母親可謂一出言就把如花置於道德的審判臺曝曬了。

嚴苛的道德規範之中,道德已經內化成女人的本能,內在於女人意識之中的自動書寫了。憑藉男人,女人才能獲得相對的權力運作空間。所以如花才說“一個女人命好就可以找個男人依靠,命不好就只有當妓女”。

十二少母親言之鑿鑿地告訴如花“如果你一直纏著他不放,他早晚會回到我身邊的”,這是千百年傳統給予她的自信。道德編程已經植入了女人的頭腦,為家庭、丈夫、兒子而活,一個社會意義的母親,是相對於父親的家庭權威的次級符號,她就是這樣保證了權威的柔性運轉,如花也是深刻認同這個權威性的。所以,逼著他們殉情的,並不是不通曉男女之情的十二少母親,而是這邪惡的封建綱常倫理。

《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02.身份的喚醒與愛情的迷失,兩性關係的重新建構

在五十年的時間跨度背景下,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愛情悲劇故事,而是一種包含在時代更迭下個體認知變遷的情感寫照。

①女性的覺醒和男權的解構

尼采認為,男女的幸福感各不相同。他說,男人滿足的是“我要”,女人滿足的是“他要”。男人從滿足了“我”的需要中得到幸福,女人從滿足了“他”的需要中得到幸福。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花是一個自我意識非常強大的女性,得不到就帶走,而不是得不到我離開。一個名妓,男人堆裡成長起來的女人,職業就是哄男人開心。她淒冷哀怨的眼神,是參透了男人薄情後的冷靜,如若不然,她怎會有自殺時的殺伐決斷。但是一旦看清了真相,她也絕無半點兒留戀。

如花和十二少最終相見在電影片場,一個專門製造虛幻的現實地點。當過去和現在在特定的時空相遇,瞬間就讓愛情的虛幻性和自我欺騙性現形了。

中國藝術重虛實,此時整個故事的所有“實”指向的其實是最終的“虛”。如花對年邁的十二少說:“十二少,謝謝你還記得我,這個胭脂盒我掛了五十三年,現在還給你,我不再等了。”於是便頭也不回地離開。此刻,虛幻的情愛敵不過對俗世的貪戀,湮滅了。此時的如花,也在迷失中被自覺地喚醒,生死不渝的虛假敵不過人性的貪生的本能,愛情消失了,人性迴歸了。正應瞭如花最初給十二少說過的“真的東西最不好看”。

五十三年前,如花死去的是肉身,十二少死去的是精神。五十三年後,如花的女性意識覺醒了,十二少代表的男權也早已被時代解構。這場愛情,做了五十多年孤魂野鬼的如花雖死猶生,悵然苟活的十二少卻早已死在了過去。

《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②現代人脫離了身份桎梏,對愛情有了新的解讀

西班牙小說家烏納穆諾曾說:世界和生命裡,最富悲劇性格的是愛。愛是幻象的產物,也是醒悟的根源。

傳統社會給女人鑄造的藩籬,是原本就沒有正當社會身份的如花無法飛越的牢籠。在一個性別角色僵化的社會里,無論她怎樣粉飾與標榜自己的才情,她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壞女人,隨之而來的打壓、詆譭甚至驅逐都不足為怪。

她要跨越抑或翻轉傳統,自己必須要有更堅強、更決斷的意志。想要飛越傳統和偏見的鳥兒得要有強壯的翅膀,否則傷痕累累、精疲力竭地掉回地面的景象會更為悲慘。

回到八十年代的如花即震驚又彷徨,她問袁永定和女友為什麼不結婚,袁永定回答“有些事沒有人逼就暫時不做”。後來阿楚詢問袁永定“你會為我自殺麼”,袁永定堅定地回答“不會”,阿楚也緊跟著回道“我也不會”。

舊時代的如花願意為了一段飄渺的愛情捨棄生命,甘願賭下一生的幸福,那是沒有社會身份的女人的不得已。但古典愛情的百轉千回終究是美的、是動人的,被感動的阿楚哭著告訴袁永定:做女人真難,盡了力也不知道為了什麼,我嫉妒她。‍‍她敢做的事,我這輩子也不敢做,連想都沒想過。

沒有了社會傳統的桎梏,現代人擁有了充分的選擇自由,愛情倒變得寡淡無味、蒼白無趣,如同日常的生活,平平淡淡的沒有了色彩。

《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03.如花的個人意識、身份認同的危機正是香港意識、香港認同危機的體現

如花代表著香港的過往,她企圖從歷史的塵埃中找到一種香港本土的歷史認同。

① 如花的矛盾和仿徨也是香港的矛盾和彷徨,她的身份意識始終沒有完成

如花追憶曾經在太平戲院和姐妹們看戲的場景,那醉生夢死般的快樂、流光溢彩的奢華,令人心醉神迷。這是藉著如花這個“鬼”說出的香港歷史,那海市蜃樓般的過去:有頹廢豔麗的歡場,有生死不渝的愛情,相形之下,現代的香港卻顯得色澤蒼白。

如花在愛情裡的身份迷失,如同香港在文化上的身份迷失。如花初到陽間的時候去袁永定的報館登尋人啟事,袁問她要“姓名、住址、電話和身份證”,她一樣都沒有,袁問她“大陸人”,她說是香港人。到了她要找的老地方,如花幾乎要哭出聲來:“我在哪裡?這真是石塘咀嗎?”

過去靠傳統界定身份的時候,如花是沒有身份的人,現在用一堆數字界定身份,如花還是沒有身份。如花沒有向陳舊不堪的傳統討要到權利,她又帶著聲色俱美的過去向現在尋求認同,結果陷入更大的迷茫。

“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是香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香港特殊的百年殖民歷史,遠離中原遠離核心文化圈的地理位置,血緣、親緣文化上它認同大陸,政治上它又曾經屬於英國,內心身份的歸屬至今也沒有完成。

《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② 如花輾轉於不同的時空之中,有意追尋香港的歷史地位、本土身份,試圖建構香港當下的文化品格和身份

電影借如花打造了一部民間的香港史,在古今對峙的時空狀態下,來找尋和重構“香港本土歷史意識”。歷史不再是隻言片語的猜測、想象和拼湊,我們跟著如花的回憶,看到了一個充滿情義的“民間”香港。它雖然早已隨著歷史的風塵而消逝,卻承載著香港人難以忘懷的家園情懷。

如花代表的香港越虛幻,逼真描摹的袁永定代表的現在香港就越貧瘠。古董店老闆說那些登塘西妓女青樓豔史的“徵友報“以前一分錢一份,但現在值錢了。過去的東西到了現在顯出了價值,這是香港人對自己的歷史期待。但這些街頭小報寄託的集體記憶,塑造出的“香港形象”往往是脆弱、虛幻和自我欺騙的。

在尋找十二少的電影片場,導演要求演員飛出來的時候要有‍‍女俠的威風,也要有女鬼陰森森的樣子,‍‍又要像女俠又要像女鬼。這把演員搞糊塗了:怎麼演啊?

電影人毛尖說:香港意識也正是處於這樣尷尬的境地—它懸置在歷史和文化中,懸置在歷史傳統與當下經驗中,攜帶著破碎的歷史經驗在兩極或多極文化之間搖擺不定。香港在歷史文化身份上的懸置以及由此而起的焦慮,正是《胭脂扣》所包含的內在陰影。

輾轉於不同的時空之中,試圖尋找男人依靠、試圖求得權力認同的如花,卻成了香港尋求自我認同的一個歷史符號,成了有意追尋香港的歷史地位、本土身份、建構香港文化品格和身份的情感記憶。只是這既非鬼亦非俠,永遠懸置在兩者之間的狀態,卻生生把香港推入了今日曆史和文化際遇的雙重危機裡。

《胭脂扣》:花開有時,夢醒有時

結語

梅豔芳悽麗華美地演繹了一出她和張國榮亦真亦幻關係。十二少對如花講過一句話:“我在老地方等你,你跟在後面來。”這極似一個認真的承諾,在那一年的年尾,梅豔芳步了張國榮的後塵,去了天堂。

這部電影不但有轟然崩塌的愛的傳奇,轟然崩塌的兩個巨星,還有轟然崩塌的一個時代。再看今天香港的困境,已經不僅僅是對痴情愛情不在的遺憾,更多的是對香港至今迷茫於自己身份的悲嘆。

袁永定說:我們是普通人,‍‍在一起高興就行了,‍‍不至於要弄到殉情吧?‍‍沒那麼嚴重。對於虛構家園夢的香港人,這何嘗不是一句警醒。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