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即將是陳子豐在北大燕園學習的第九個年頭，也將是最後一年。在求學路上，她一直希望將閱歷的擴充和學識的增長結合，期待能夠成為有機地存在於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從本科到直博，一路走來，她從質樸的堅信到經過打磨的反思，看到過文字未能覆蓋的真實與痛苦，經歷過對自我與外物的幾番懷疑，但在此刻，仍然對更好的未來懷有期待，並志願承擔學者對於未來的責任。
嘗試——冰與火之歌
大學四年，陳子豐修了社會學雙學位，做過校學生會國交部代部長，主持過模聯，帶過兩次“一二·九”合唱比賽，參加過“十佳歌手大賽”、音樂劇表演和散打社訓練，大三時又到香港交換，大四通過了直博考試之後，找實習，做NGO，進博物館上班……
就四年時間而言，這份履歷不可謂不豐富。然而她說：“我沒有經驗，都是很慘的教訓”。對於剛剛進入大學校園不久的學弟學妹，她想分享的不是如何把履歷像徽章一樣掛滿前胸，而是在有限的時間、體力、精力下她曾經如何取捨，現在又如何看待這些取捨。
儘管和很多人一樣，填報高考志願時陳子豐以為中文系等於文學系，但本科前兩年，她沒有匆匆給自己確定方向，而是抱著 “語言、文學、文獻都儘可能地學一學”的想法，她不希望自己錯失了了解它們的機會，不願草率地選擇一條路，斬斷另一條路。“儘管，這樣的結果就是你會很累。”她開玩笑稱：“我在本科的時候是以‘刷夜小天后’聞名於世的。”當時的宿舍樓裡沒有自習室，為了避免打擾室友，她待過學校附近一切通宵營業的地方，包括酒吧，周圍勁歌熱舞，而她在瘋狂碼字。
在這些奇異的學習環境中，她感覺到了文字背後生活的溫度和重量，像她在中文系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發言時說的：“在中文系，我們學會了尊重文字、愛文字：尊重坐秋窗對風雨提著毛筆、或是在屏幕嗡嗡作響的熒光前敲著鍵盤寫下它們那凝重的時刻；愛它們的昨日今朝，愛這些嚴肅古板、活潑脫線背後深藏的柔情蜜意或是痛徹心扉，愛它們透過紙背直達肺腑的活生生的溫度。”周圍的一切存在：酒吧裡搭訕的男青年、餐廳裡守夜的保潔員、肯教裡無家可歸或者精神失常，在半夜放聲大哭的人……都在提醒她，文字就是從他們的生活裡誕生的。“後來，附近的酒吧餐廳一個個都黃了”，她回想著，“我就騎車跑到更遠的五道口，在這期間被搶劫過一次，但是他未遂，被我扯自行車鎖打跑了。又有一次手機被偷了，還有種種悲慘的經歷……“當然也沒有多了不起，但應對過它們後，我無論遇到什麼問題，第一反應都不會是害怕了。”
與本科畢業後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同學專注對口實習不同，陳子豐在大四上學期通過保研考試，已經確定了下一階段的道路。這時她開始瘋狂地尋找多種跟學術沒有直接關係的實習。她當過博物館的資料員、夜校的老師、支教組織的數據小工……“雖然現在覺得挺可笑的，但當時的感覺是我好像這一輩子就要跟文字打交道了，我還是應該有一個更豐富的人生經驗……這種經歷真的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而且我會更加確信我做出一個選擇不是因為我不夠了解其他的選擇。而是我真的比較喜歡這個方向，這個方向對我更有意義。”
回顧種種，陳子豐有辛酸，有收穫，亦有遺憾。第一層遺憾用她自己的話說：“只是掌握了一些技能，但是我沒有愛好。”大一大二的時候她參加了很多社團和工作，不斷嘗試，不斷告訴自己應該探索新的領域。然而“高考狗思維的餘毒讓我沉浸在背誦和刷題中，這不僅不是做學術，還很浪費時間。”於是，一旦她擔心“沒有用的”課餘活動會影響到學習，就選擇了放棄。如果有機會，她希望能夠有機會非功利地深度參與某一個社團，在裡面得到參與感和浸潤感，與一群人因為“愛好”聯繫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體驗到同舟共濟的“燃”。而第二層遺憾則是長年熬夜使她的身體機能一度受到影響。現在，在有計劃的訓練之下她的體質和體能都在恢復，她也明白：“人生的征途很長，聰明的戰士不應該在第一次衝鋒就把子彈打光。”
在陳子豐看來，探索是人生的常態，學者不應該只會學習。
實踐——中文人的廣度和溫度
在學術研究中，陳子豐始終將眼光聚焦於意識形態、觀念和文化，而不只是純粹的文學和美學，她將研究視為一種實踐，也希望研究能“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出於這個原因，她在本科階段修讀了社會學雙學位。在她看來，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於中文學科訓練是很好的補充。其實很多思想家，如福柯、阿甘本、拉康等早已同時被文學和社會學科關注，但側重點不同。社會學更強調理論的現實聯繫、對權力結構的揭示、對社會現實和社會想象的描述。此外，儘管社會科學的一些調查抽樣、定量分析的方法，其科學主義的弊端已經廣為人知，但它們時常仍然是稱手的工具。面對一個現象，如果只靠肉眼觀察，很多深層次的關聯和規律都不能發現或者確定存在。因此，做人文研究也可以活用定量方法。
陳子豐對女性問題的看法，同樣流露出她對於總體意識形態的關注。她表示自己在實踐上是個女性主義者，但不以女性主義理論為主要“抓手”。她希望找到一種理論話語或者分析框架，既能穿透性別秩序，也能分析階級、種族等。她更願意相信這種理論，因為它能夠找到看似無關甚至相互衝突的問題的內在關聯，並且抵達這些問題的深層根源。基於此，她更傾向於在今天把關於女性的問題放到整個社會的框架，而不僅是身體、性、感情、家庭關係當中思考，尤其是希望關注女性的社會教育、就業保障、經濟收入等。“就像老舍說的，‘人活著就是要吃飯，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如果被剝奪了收入，很多其他方面都沒底氣談了。”關於女性主義，還是有很多更廣闊的領域可以關注。
反思——清醒，痛苦與堅守
談到大學學術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時，她毫不猶豫地回答“反思”。
在陳子豐看來，大一大二是一個累積知識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明辨是非的能力正在逐漸形成，她認為可以不用太在意學到的觀點的對錯，儘可能的廣泛涉獵不同觀點。這個階段之後，反思就變得格外重要。大三分專業後到研究生、博士深造階段，如果想要更加獨立地走學術道路，她相信反思的能力是必備的。學術之路初看是一條大河，無論是選擇哪個方向，深入之後都會發現“流派的區分就在眼前展現出來了，我們遲早要選擇跟隨、背離或者融合，這個時候必須進行莊重的獨立思考，依靠對各種觀點差異的反思判斷我們相信什麼，選擇什麼”。
剛剛進入大學學習的時候，她反覆對高中時慣有的思維方式反思：原來不是學到的知識越多、越成體系越好，封閉的體系對於學術來說經常是陷阱。大學課堂和高中課堂非常不同：在大學課堂上，老師教授的不再是普遍性的真理，更多的是具有開放性的、有探討空間的知識；老師經常會把自己的觀點和其它多種觀點都展現出來，並不表現出明顯的好惡，以鼓勵學生獨立判斷和思考——為什麼A和B說的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他們實際上是矛盾的。要決定採納哪個觀點，就需要不斷的反芻和反思之前學的東西——相信A與相信B相比有什麼區別？A和B是不是還有什麼潛臺詞？以之前我的知識和經驗更接受哪一種？如果之前接受了A，以我新掌握的知識重新審視後，對於A的信仰是否被推翻了？當然，我也可以覺得它們都很片面，有更好的解釋。
她談到自己在反思性學習時的一些例子：“例如研究魯迅，首先要對他的觀點有一個深入的瞭解，有時候雜文中的隻言片語看上去激進，甚至怪異。這時你可以找找看這篇文章的事件背景，在這個語境中你對他的觀點是不是會有變化。有時候他是在對話、辯論，但論敵的聲音已經湮沒了，找到他當時對話的對象、語境，可以更透徹地理解他持這種觀點的原因。又如今天很多同學完全不能接受福柯，認為福柯說的東西是離生活很遠的，很空泛玄虛的一個想象。那麼我會反思，當你評判某個人某種描述離生活很遠的時候，是否可以想想他是不是隻是離你的生活很遠，畢竟每個人的經歷的範圍都是有限的。更有甚者，他是不是說的就是你的生活，而你先入為主的一些觀念阻止你看到這一點？”此外，不盲信權威是她的切身體會，求學的最初階段大家都會覺得閃光的名字說出來的每句話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真的進行思考，會發現他們之間常常是存在矛盾和爭議的，“那麼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他們還是你，都沒有默認的正義性。”
這樣的反思，遠遠不止於學術研究的層面，陳子豐將這種批判與省視的目光投向了她自己的內心。剖析別人，剖析作品需要技巧，而審視自己需要勇氣。八年多大學時光，焦慮的體驗於她並不陌生。曾經，由於成長過程中父母嚴格要求，讓她永遠把解決問題放在第一位，焦慮、沮喪、困惑成為她刻意忽視的主觀體驗。然而堅持完成一項項不易為，有時也不願為的工作的同時，她的內心仍然難以剋制對事情的意義和休止時刻的反覆質問。直到經歷過幾次內在的崩潰後，在不斷地反思中，學會了在“通常”、“必須”、“很難”、“值得”、“不值得”的廢墟堆裡挖出那個致命問題“那我活著為了什麼？”每個人的答案當然都不一樣，重要的是關注自己的情緒，正視問題， 個人平凡生活“意義”也許很快會找到落腳點。
她以一種理性的目光審視中文系對自己的影響。某次發言中她提到，“‘思遠忘近，背故向新’是頭腦的本能，很多學過的知識都難以再回升，而什麼是不可剝奪的？是在中文系這三年、四年、五年之中我們的‘自我’的形塑。在人生中最關鍵的年紀，如同陶器的收口，兵器的淬火，我們成為了都印著‘北大中文出品’底款，卻每一個都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她認為中文系賦予她最寶貴的財富是對於這個世界敏銳的感知力，無論是用於迅速在生活中發現美、發現詩意，還是發現問題。
在有關現實世界的思考上，陳子豐坦言自己仍然沒有從一個“憤世嫉俗”的狀態中走出來。越是相信學術研究有“無用之大用”，越不甘於這種“用”的蹤跡渺然。她也意識到，超越“憤世嫉俗”的階段，抵達所謂的“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才是最關鍵的。這種意識的重要性在今天非常迫切地顯露出來。儘管，她依舊迷惑：“泛泛地說，很多人想著真善美，世界當然會更美好，這就是大用，但我仍然看不到我能體現在最切近的日常生活的用在哪裡。”
或許這就是成長必然帶來的茫然與痛苦。15年本科畢業時，她分享：“在中文系，盲信的人學會了像後現代主義者一樣懷疑。懷疑天經地義、懷疑黑白分明、懷疑約定俗成，懷疑被書寫下來的一切……我想起我的起點，導師陳曉明老師課上‘解構一切也解構我’的德里達，和保羅·策蘭的‘灰燼，灰燼，灰燼’。”
但有些東西仍然是值得相信的，在15年她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對於一個年輕的學者，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個答案仍將變化，減少、擴充。但她說：“沒關係，我覺得恍然大悟中得到的‘原來真的有’比失去的天經地義的‘人們都說有’寶貴得多。”
談及在北大多年的學習生活中自己的變化，她覺得這是近似於“成為另外一個人”的過程，也許不是better self，但是她確信自己從內到外都不一樣了。“我感覺20來歲可能是每個人變化最大的時候，無論是世界觀還是能力，都是一個可以重塑的過程。在這個階段裡，你待在哪裡可能還是挺重要的，從外界吸收哪一部分也挺重要的，北大這麼大，你可以儘量自己選擇去接觸它的哪一部分，然後讓自己變成什麼樣的人。”每個人對於北大，對於在其中的這一段經歷的感情都很複雜，但是她知道，如果她沒有在這，她不能夠確定自己是否會成為今天的自己。在不斷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構中，陳子豐的認識和目標一直在變化。始終不變的，是她入學之初就擁有的一顆熱愛人生，熱愛世界的真心。
來源：北大中文人 採訪：中文系學生會學術部 劉雨佳
撰稿：中文系學生會學術部 楊閏涵 審核：中文系學生會學術部 王睿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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