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日本的木结构佛塔 费利斯·比托 摄
唐建 / 文 白郎 唐建等 / 供图
“编者按:在这次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日本对中国予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援助物资外包装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暖情令人铭记。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与日本有着漫长的友好往来，这当中，四川亦如此，峨眉月明，富士雪满，一些历史传奇从时光深处闪耀升腾，直抵今日的勃勃脉动。”
身穿中国僧人服饰的能海宽 1899年拍摄于重庆
1988年，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以四川理塘县为中心的节目《西田敏行追寻能海宽的足迹》，播放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关注。“能海宽”，这个让中国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吸引着无数日本人来中国西部观光。
1899年来到川西高原的能海宽，是最早提倡到西藏取经求法的日本僧人之一，也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他在中国跋涉三万二千余里，在四川度过了近两年时光，尝尽艰辛却始终没有踏入朝思暮想的西藏。1901年4月18日，他在云南大理写下不惜生命的誓言，毅然北上，此后神秘失踪。能海宽的壮举和悲情感动了其国人，是日本公认的杰出探险家。
跋涉于康藏高原
1868年，能海宽出生于岛根县浜田市，12岁在日本净土真宗总部——京都东本愿寺出家，法名“法流”，但世人多以他出家前的俗名能海宽来称呼他。
青年时期，他在庆应义塾等学校潜心学习佛教和英文，后来成为精通梵文的名僧南条文雄的弟子。受南条文雄影响，能海宽萌发了入藏求法取经的念头。从学校毕业后，他自费出版了著作《世界的佛教徒》，高度评价西藏的宗教文化，指出日本佛教要生存与发展，就得对还未受到外来影响的藏文《大藏经》原典进行搜集和研究。
能海宽性格内敛，执着坚强，喜欢探险，孤身攀登过富士山，数次游历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还曾雇小船一艘，手持长箫，从东京湾出发漫游伊豆七岛。
日本古寺上悬挂着的汉文匾额
1893年能海宽出版的《世界的佛教徒》一书的尾页
明末清初时，传入日本的汉文大藏经经书
能海宽向东本愿寺提出入藏申请，计划用5年时间对西藏进行探险，请求寺院提供必要经费。1898年9月，他收到东本愿寺回复，入藏探险的申请获得批准，先领到了预算经费的三分之一，大概可兑换成约260两清国银两。11月16日乘船抵达上海。略加休整后便溯江而上，于次年1月7日抵达重庆。3年前，日本国已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
能海宽在重庆停留了3个月。收到东本愿寺寄来的第二笔经费后，就雇用二个随从，启程前往打箭炉（今四川康定）。途中，他游历了成都昭觉寺和佛教圣地峨眉山。
1899年5月12日，能海宽抵达打箭炉。打箭炉是进入藏区的第一道门户，当时只有八百户人家，“整个镇子被高峭的山峰紧紧锁在窄谷里”。首次近距离与藏民接触。听到藏歌后，他感到很惊奇，觉得音律与日本农村的山歌相似。
民国时，雅安到打箭炉之间茶马古道上的背夫
民国时，雅安到打箭炉之间茶马古道上的背夫
一个月后，能海宽在打箭炉与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寺本婉雅邂逅。寺本婉雅比能海宽小4岁，从北京辗转而来，也打算入西藏求法。于是二人结伴造访打箭炉官员刘仁齐。刘告诉他俩只能在四川藏区游历，未经许可不得西进。能海宽和寺本婉雅决定还是先到川藏交界附近的理塘、巴塘二县，看情形再说。
在折多山附近，泡完温泉的能海宽回旅舍途中突遭藏獒袭击，手、脚多处受创。敷上药后，却找不到绷带，以后数日只能忍着苦痛继续旅程。
在海拔4千米的理塘县城，二人遇到进京朝贡后归国的廓尔喀（在今尼泊尔）使团。能海宽和寺本婉雅与廓尔喀人联系，希望随其队伍一同进入西藏。廓尔喀人不仅没有同意，还告诉当地藏人从日本来的能海宽、寺本婉雅是“洋人”。消息迅速传开，藏民都不愿意给能海宽、寺本婉雅提供托运行李的乌拉（即仆人）和粮草。
没有足够的随从和物品，没有枪支防身。找不到民房入宿，能海宽和寺本婉雅只好向马队借帐篷。夜里寒冷难耐，白天手脚冻得麻木，还得自己拉马翻越山路，结果途中丢失了一匹满载行李的马。
高原的空气很稀薄，呼吸困难，行走迟缓。从理塘到巴塘，是能海宽旅程中走过的最艰苦一段。
1899年8月11日，二人终于抵达入藏的“第二关门”巴塘县。据能海宽记载，巴塘是一个东西四五里，南北二三里的平原，远看与日本京都的风景相似，四面低山，中部是牧场，牛、羊、马有数万头，土地物产较为丰富。有一个法国人建的教堂。镇上店铺很少，只有八、九间。市场上的大米来自云南，物价很高。
能海宽和寺本婉雅与巴塘主管军粮供运的官员吴文源取得联系，请求其提供入藏的护卫、随仆和二匹牦牛。8月24日，是难得快乐的一天，拜访法国神甫常保䘵之后，他俩与喇嘛们一同泡了温泉。
虽然持有进藏所需的官方许可文书，但能海宽和寺本婉雅走到巴塘与西藏交界的金沙江岸时，还是被当地藏人阻挡在四川一侧。
千里徘徊重重行
能海宽不知道，从1876年起就没有一个“洋人”从巴塘县进入过西藏境内。这一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英国获得开辟藏路的特权。为了阻止洋人进入西藏，西藏方面在昌都一带加强防务，靠近巴塘的江卡常年有马队巡逻。
巴塘的江卡土司坚信能海宽和寺本婉雅入藏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便以“交界僧俗众人”的名义给巴塘官员送来公告，要求“外国之人一概不前行”，否则后果自负。
能海宽和寺本婉雅向当地人解释入藏目的，讲明自己与英、法等国的“洋人”不同。能海宽在日本只学习过二年汉语，听不懂四川方言，而寺本婉雅只略通藏语，与藏人沟通存在障碍。僵持中，势态紧张，八百多藏人布防在四川巴塘与西藏芒康交界的金沙江两岸山隘，决不允许能海宽、寺本婉雅踏上通往拉萨的路途。
1899年9月27日，在巴塘县以西四十里牛古渡，能海宽用素描将险峻群山和曲折湍急的金沙江画了下来。感慨对面就是西藏，历经艰苦却无法踏足对岸，他不禁悲由心生，泪流满面，写下了诗句“のぞめども深山の奥の金沙江，つばさなければわたりえもせず”，可汉译为：“遥望深山处，若非鸟儿翔，难过金沙江。”
苍茫的康藏高原 白郎/摄
康藏高原遗留的吐蕃时代阴线石刻佛像 白郎/摄
约一百年后，1997年5月日本人竹内康之、冈崎秀纪一行来到巴塘牛古渡，找寻到当年能海宽站过的大致位置，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景观与能海宽所绘素描对照，基本一致。
为避免冲突扩大，巴塘官员下令能海宽一行返回，并派4个士兵护送能海宽、寺本婉雅离开巴塘。二人没有接受之前吴文源的建议——从巴塘绕道云南找机会入藏，而是原路返回打箭炉。能海宽不甘心，决定留下来等待机会再进西藏。寺本婉雅与他告别后取道重庆返归祖国。
能海宽在打箭炉住了半年，潜心学习藏语，致力于藏文佛经的搜集和翻译。他在给老师南条文雄的信中写道：“看了优美的藏文，尤其是写得非常漂亮的藏经，让我羡慕不已。日后我带来用藏文草体书写的信函给你们看。”
1900年5月，能海宽打算从四川德格县进入西藏。途中因当地人阻挡，不得不返回打箭炉。就在此时，英国人戴维斯由西藏境内渡过金沙江来到巴塘县。
戴维斯一行15人，有7个廓尔喀人持枪荷弹作护卫，还有说藏语的向导和骡夫，马匹、粮草非常充足。他们从云南阿墩子（今德钦县）北上西藏，途中多次与阻挡其前行的藏人发生冲突，不过戴维斯等人凭着手中枪支，横冲直撞。如果藏人不愿提供住宿，他们就翻墙闯入民宅休息并索要食物。由于通往拉萨的道路被藏兵严守，戴维斯等人才改道进入四川境内。
该年5月17日，能海宽离开打箭炉，取道成都北上。之后经兰州抵达青海湟源，他准备在那里混进入藏的商队。可是命运又给能海宽开了一个玩笑，他随身携带的50两银子被人偷走。没有足够的经费，只得取消进藏的计划。而5年后，他的好友寺本婉雅正是从青海顺利潜入西藏。能海宽是第一个到青海省的日本人，却功亏一篑。
从巴塘、德格和青海三条路线均不能进入西藏，能海宽十分懊恼，但依然没有放弃。同年11月4日他返回重庆，等待东本愿寺给他寄来剩余的经费以便继续行程。
不幸接踵而来，从上海来的船只在长江触礁沉没，寄来的经费化为乌有。不甘命运的捉弄，能海宽毅然决定以手头不足的经费走完入藏之路。这次他选择了与英国人戴维斯一样的路线，准备从云南阿墩子北上西藏。
民国时，大理附近的茶马古道
民国时，雪域的运输队
失踪后的谜团
1901年2月20日，能海宽雇了一名随从离开重庆，计划用二百天左右的时间，取道贵州、云南，在八、九月份抵达拉萨。此时能海宽能说一口较流利的汉语，不过外表特征与汉族和尚还是有所不同，圆脸黑面，“巨眼丰颊”，目光深邃、灿如电闪。在大清国，他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
3月30日，能海宽抵达云南昆明。短暂休整后又出发，4月16日来到大理。能海宽将沿途所见所闻用文字记载下来，然后寄回国内。
预知前面的旅途充满着危险，甚至可能失去生命，4月18日他在大理给南条文雄写下一封信：
现在我用极少的钱深入内地，步履艰难，前途未卜。但无论千难万险，现在只有把惟一的生命托付给佛陀了，决心越过云南。我让雇工返回重庆之际，捎去此信，今后通信大概很困难。明日向丽江出发。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对于近代渴望进入西藏的日本人来说，1901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这年3月21日，能海宽出国前在京都认识的日本僧人龙口慧海取道尼泊尔入藏抵达拉萨；12月8日，能海宽在重庆领事馆认识的日本间谍成田安辉取道印度入藏抵达拉萨。而4月21日能海宽在大理以北一百里远的邓川州（治今洱源县邓川镇）寄出给南条文雄的信之后就杳无音讯。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
河口慧海第二次入藏后带到日本的藏文大藏经
能海宽神秘失踪4年后，日本《报知新闻》于1905年7月22日报道，偶然从北户川辰三（原日本驻重庆领事馆的武官）处获得消息，能海宽已于1903年12月中旬在云南与西藏交界处遇害。
井户川辰三与能海宽1899年相识于重庆。他到云南大理旅游时，打听到之前有日本人在云南与西藏交界处遇害，于是推断遇害的人可能是能海宽。
20岁前后的能海宽
日本古代的袈裟
这个消息真实与否，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争议。不过能海宽的家人和朋友们还是相信了死讯，5天后他们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举办“追悼会”，千人与会悼念。
受寺本婉雅的请托，1922年日本人乡间正平专程到云南阿墩子调查。他从收购麝香的法国商人白兰尼处得知，曾有一位法国神父告诉白兰尼，过去有位日本僧人遇害于阿墩子以北30里的屏风岩。
井户川辰三与乡间正平先后打听到的信息，基本吻合，但遇害之说疑点重重：急于入藏的能海宽仅用12天就从昆明抵达925里远的大理，而从大理以北的邓川到阿墩子屏风岩不过七百余里，通常只需二十多天，为何要耗时二年半之久？这么长时间，为何不传讯息给亲友或者日本驻重庆的领事馆？如果途中遇到困难，为何不向清国的府县衙门求助？因此，有理由怀疑，既使1903年12月阿墩子屏风岩发生过日本人或者僧人遇害的事件，而遇害者未必是能海宽。
1999年起，中日两国学者陆续来到云南德钦调查，但均无法印证能海宽在屏风岩遇害之说。能海宽究竟因何失踪，是遇害、天灾、意外，还是病亡？迄今为止，仍是不解的谜团。
2002年10月，经日本友人资助，四川理塘县曲登乡格桑梅朵小学落成。“格桑梅朵”，是藏族传说中的幸福花，象征着吉祥。它也许是纪念能海宽与四川藏区结缘最合适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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