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晚期，日本的木結構佛塔 費利斯·比託 攝
唐建 / 文 白郎 唐建等 / 供圖
“編者按:在這次嚴重的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日本對中國予以很大的支持和幫助，援助物資外包裝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豈曰無衣 與子同裳”，暖情令人銘記。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國與日本有著漫長的友好往來，這當中，四川亦如此，峨眉月明，富士雪滿，一些歷史傳奇從時光深處閃耀升騰，直抵今日的勃勃脈動。”
身穿中國僧人服飾的能海寬 1899年拍攝於重慶
1988年，日本NHK電視臺製作了以四川理塘縣為中心的節目《西田敏行追尋能海寬的足跡》，播放後在日本社會引起廣泛關注。“能海寬”，這個讓中國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吸引著無數日本人來中國西部觀光。
1899年來到川西高原的能海寬，是最早提倡到西藏取經求法的日本僧人之一，也是日本藏學研究的先驅者。他在中國跋涉三萬二千餘里，在四川度過了近兩年時光，嚐盡艱辛卻始終沒有踏入朝思暮想的西藏。1901年4月18日，他在雲南大理寫下不惜生命的誓言，毅然北上，此後神秘失蹤。能海寬的壯舉和悲情感動了其國人，是日本公認的傑出探險家。
跋涉於康藏高原
1868年，能海寬出生於島根縣浜田市，12歲在日本淨土真宗總部——京都東本願寺出家，法名“法流”，但世人多以他出家前的俗名能海寬來稱呼他。
青年時期，他在慶應義塾等學校潛心學習佛教和英文，後來成為精通梵文的名僧南條文雄的弟子。受南條文雄影響，能海寬萌發了入藏求法取經的念頭。從學校畢業後，他自費出版了著作《世界的佛教徒》，高度評價西藏的宗教文化，指出日本佛教要生存與發展，就得對還未受到外來影響的藏文《大藏經》原典進行蒐集和研究。
能海寬性格內斂，執著堅強，喜歡探險，孤身攀登過富士山，數次遊歷人跡罕至的深山幽谷，還曾僱小船一艘，手持長簫，從東京灣出發漫遊伊豆七島。
日本古寺上懸掛著的漢文匾額
1893年能海寬出版的《世界的佛教徒》一書的尾頁
明末清初時，傳入日本的漢文大藏經經書
能海寬向東本願寺提出入藏申請，計劃用5年時間對西藏進行探險，請求寺院提供必要經費。1898年9月，他收到東本願寺回覆，入藏探險的申請獲得批准，先領到了預算經費的三分之一，大概可兌換成約260兩清國銀兩。11月16日乘船抵達上海。略加休整後便溯江而上，於次年1月7日抵達重慶。3年前，日本國已在重慶設立了領事館。
能海寬在重慶停留了3個月。收到東本願寺寄來的第二筆經費後，就僱用二個隨從，啟程前往打箭爐（今四川康定）。途中，他遊歷了成都昭覺寺和佛教聖地峨眉山。
1899年5月12日，能海寬抵達打箭爐。打箭爐是進入藏區的第一道門戶，當時只有八百戶人家，“整個鎮子被高峭的山峰緊緊鎖在窄谷裡”。首次近距離與藏民接觸。聽到藏歌后，他感到很驚奇，覺得音律與日本農村的山歌相似。
民國時，雅安到打箭爐之間茶馬古道上的背夫
民國時，雅安到打箭爐之間茶馬古道上的背夫
一個月後，能海寬在打箭爐與日本東本願寺僧人寺本婉雅邂逅。寺本婉雅比能海寬小4歲，從北京輾轉而來，也打算入西藏求法。於是二人結伴造訪打箭爐官員劉仁齊。劉告訴他倆只能在四川藏區遊歷，未經許可不得西進。能海寬和寺本婉雅決定還是先到川藏交界附近的理塘、巴塘二縣，看情形再說。
在折多山附近，泡完溫泉的能海寬回旅舍途中突遭藏獒襲擊，手、腳多處受創。敷上藥後，卻找不到繃帶，以後數日只能忍著苦痛繼續旅程。
在海拔4千米的理塘縣城，二人遇到進京朝貢後歸國的廓爾喀（在今尼泊爾）使團。能海寬和寺本婉雅與廓爾喀人聯繫，希望隨其隊伍一同進入西藏。廓爾喀人不僅沒有同意，還告訴當地藏人從日本來的能海寬、寺本婉雅是“洋人”。消息迅速傳開，藏民都不願意給能海寬、寺本婉雅提供托運行李的烏拉（即僕人）和糧草。
沒有足夠的隨從和物品，沒有槍支防身。找不到民房入宿，能海寬和寺本婉雅只好向馬隊借帳篷。夜裡寒冷難耐，白天手腳凍得麻木，還得自己拉馬翻越山路，結果途中丟失了一匹滿載行李的馬。
高原的空氣很稀薄，呼吸困難，行走遲緩。從理塘到巴塘，是能海寬旅程中走過的最艱苦一段。
1899年8月11日，二人終於抵達入藏的“第二關門”巴塘縣。據能海寬記載，巴塘是一個東西四五里，南北二三里的平原，遠看與日本京都的風景相似，四面低山，中部是牧場，牛、羊、馬有數萬頭，土地物產較為豐富。有一個法國人建的教堂。鎮上店鋪很少，只有八、九間。市場上的大米來自雲南，物價很高。
能海寬和寺本婉雅與巴塘主管軍糧供運的官員吳文源取得聯繫，請求其提供入藏的護衛、隨僕和二匹犛牛。8月24日，是難得快樂的一天，拜訪法國神甫常保䘵之後，他倆與喇嘛們一同泡了溫泉。
雖然持有進藏所需的官方許可文書，但能海寬和寺本婉雅走到巴塘與西藏交界的金沙江岸時，還是被當地藏人阻擋在四川一側。
千里徘徊重重行
能海寬不知道，從1876年起就沒有一個“洋人”從巴塘縣進入過西藏境內。這一年，中英簽訂了不平等的《煙臺條約》，英國獲得開闢藏路的特權。為了阻止洋人進入西藏，西藏方面在昌都一帶加強防務，靠近巴塘的江卡常年有馬隊巡邏。
巴塘的江卡土司堅信能海寬和寺本婉雅入藏有著不可告人的陰謀，便以“交界僧俗眾人”的名義給巴塘官員送來公告，要求“外國之人一概不前行”，否則後果自負。
能海寬和寺本婉雅向當地人解釋入藏目的，講明自己與英、法等國的“洋人”不同。能海寬在日本只學習過二年漢語，聽不懂四川方言，而寺本婉雅只略通藏語，與藏人溝通存在障礙。僵持中，勢態緊張，八百多藏人佈防在四川巴塘與西藏芒康交界的金沙江兩岸山隘，決不允許能海寬、寺本婉雅踏上通往拉薩的路途。
1899年9月27日，在巴塘縣以西四十里牛古渡，能海寬用素描將險峻群山和曲折湍急的金沙江畫了下來。感慨對面就是西藏，歷經艱苦卻無法踏足對岸，他不禁悲由心生，淚流滿面，寫下了詩句“のぞめども深山の奧の金沙江，つばさなければわたりえもせず”，可漢譯為：“遙望深山處，若非鳥兒翔，難過金沙江。”
蒼茫的康藏高原 白郎/攝
康藏高原遺留的吐蕃時代陰線石刻佛像 白郎/攝
約一百年後，1997年5月日本人竹內康之、岡崎秀紀一行來到巴塘牛古渡，找尋到當年能海寬站過的大致位置，拍了一張照片，照片裡的景觀與能海寬所繪素描對照，基本一致。
為避免衝突擴大，巴塘官員下令能海寬一行返回，並派4個士兵護送能海寬、寺本婉雅離開巴塘。二人沒有接受之前吳文源的建議——從巴塘繞道雲南找機會入藏，而是原路返回打箭爐。能海寬不甘心，決定留下來等待機會再進西藏。寺本婉雅與他告別後取道重慶返歸祖國。
能海寬在打箭爐住了半年，潛心學習藏語，致力於藏文佛經的蒐集和翻譯。他在給老師南條文雄的信中寫道：“看了優美的藏文，尤其是寫得非常漂亮的藏經，讓我羨慕不已。日後我帶來用藏文草體書寫的信函給你們看。”
1900年5月，能海寬打算從四川德格縣進入西藏。途中因當地人阻擋，不得不返回打箭爐。就在此時，英國人戴維斯由西藏境內渡過金沙江來到巴塘縣。
戴維斯一行15人，有7個廓爾喀人持槍荷彈作護衛，還有說藏語的嚮導和騾夫，馬匹、糧草非常充足。他們從雲南阿墩子（今德欽縣）北上西藏，途中多次與阻擋其前行的藏人發生衝突，不過戴維斯等人憑著手中槍支，橫衝直撞。如果藏人不願提供住宿，他們就翻牆闖入民宅休息並索要食物。由於通往拉薩的道路被藏兵嚴守，戴維斯等人才改道進入四川境內。
該年5月17日，能海寬離開打箭爐，取道成都北上。之後經蘭州抵達青海湟源，他準備在那裡混進入藏的商隊。可是命運又給能海寬開了一個玩笑，他隨身攜帶的50兩銀子被人偷走。沒有足夠的經費，只得取消進藏的計劃。而5年後，他的好友寺本婉雅正是從青海順利潛入西藏。能海寬是第一個到青海省的日本人，卻功虧一簣。
從巴塘、德格和青海三條路線均不能進入西藏，能海寬十分懊惱，但依然沒有放棄。同年11月4日他返回重慶，等待東本願寺給他寄來剩餘的經費以便繼續行程。
不幸接踵而來，從上海來的船隻在長江觸礁沉沒，寄來的經費化為烏有。不甘命運的捉弄，能海寬毅然決定以手頭不足的經費走完入藏之路。這次他選擇了與英國人戴維斯一樣的路線，準備從雲南阿墩子北上西藏。
民國時，大理附近的茶馬古道
民國時，雪域的運輸隊
失蹤後的謎團
1901年2月20日，能海寬僱了一名隨從離開重慶，計劃用二百天左右的時間，取道貴州、雲南，在八、九月份抵達拉薩。此時能海寬能說一口較流利的漢語，不過外表特徵與漢族和尚還是有所不同，圓臉黑麵，“巨眼豐頰”，目光深邃、燦如電閃。在大清國，他很容易引起人們注意。
3月30日，能海寬抵達雲南昆明。短暫休整後又出發，4月16日來到大理。能海寬將沿途所見所聞用文字記載下來，然後寄回國內。
預知前面的旅途充滿著危險，甚至可能失去生命，4月18日他在大理給南條文雄寫下一封信：
現在我用極少的錢深入內地，步履艱難，前途未卜。但無論千難萬險，現在只有把惟一的生命託付給佛陀了，決心越過雲南。我讓僱工返回重慶之際，捎去此信，今後通信大概很困難。明日向麗江出發。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對於近代渴望進入西藏的日本人來說，1901年是一個特殊的時間點。這年3月21日，能海寬出國前在京都認識的日本僧人龍口慧海取道尼泊爾入藏抵達拉薩；12月8日，能海寬在重慶領事館認識的日本間諜成田安輝取道印度入藏抵達拉薩。而4月21日能海寬在大理以北一百里遠的鄧川州（治今洱源縣鄧川鎮）寄出給南條文雄的信之後就杳無音訊。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
河口慧海第二次入藏後帶到日本的藏文大藏經
能海寬神秘失蹤4年後，日本《報知新聞》於1905年7月22日報道，偶然從北戶川辰三（原日本駐重慶領事館的武官）處獲得消息，能海寬已於1903年12月中旬在雲南與西藏交界處遇害。
井戶川辰三與能海寬1899年相識於重慶。他到雲南大理旅遊時，打聽到之前有日本人在雲南與西藏交界處遇害，於是推斷遇害的人可能是能海寬。
20歲前後的能海寬
日本古代的袈裟
這個消息真實與否，旋即在日本國內引起爭議。不過能海寬的家人和朋友們還是相信了死訊，5天后他們在東京淺草本願寺舉辦“追悼會”，千人與會悼念。
受寺本婉雅的請託，1922年日本人鄉間正平專程到雲南阿墩子調查。他從收購麝香的法國商人白蘭尼處得知，曾有一位法國神父告訴白蘭尼，過去有位日本僧人遇害於阿墩子以北30裡的屏風巖。
井戶川辰三與鄉間正平先後打聽到的信息，基本吻合，但遇害之說疑點重重：急於入藏的能海寬僅用12天就從昆明抵達925裡遠的大理，而從大理以北的鄧川到阿墩子屏風巖不過七百餘里，通常只需二十多天，為何要耗時二年半之久？這麼長時間，為何不傳訊息給親友或者日本駐重慶的領事館？如果途中遇到困難，為何不向清國的府縣衙門求助？因此，有理由懷疑，既使1903年12月阿墩子屏風巖發生過日本人或者僧人遇害的事件，而遇害者未必是能海寬。
1999年起，中日兩國學者陸續來到雲南德欽調查，但均無法印證能海寬在屏風巖遇害之說。能海寬究竟因何失蹤，是遇害、天災、意外，還是病亡？迄今為止，仍是不解的謎團。
2002年10月，經日本友人資助，四川理塘縣曲登鄉格桑梅朵小學落成。“格桑梅朵”，是藏族傳說中的幸福花，象徵著吉祥。它也許是紀念能海寬與四川藏區結緣最合適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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