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文
我在《分身：新日本論》的書評裡討論了日本對近現代中國的巨大影響，反響頗為熱烈。遺憾的是，某些讀者的腦袋裡預裝的仍是膝跳反射的程序，只能在留言裡乾巴巴地嘶吼“血債血償”的口號，毫無思維運行的痕跡。所以我覺得有必要把這個話題繼續聊下去。
儘管智者說，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就是從不記取教訓，但我們至少應該保持一種尊重歷史的體面態度，而不是一味地沉湎在情緒之中，像泥淖中呼天搶地的野夫村婦。只有保持著清醒和冷靜，我們才能看到更多更深入更全面的事實。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入主中原稱霸東亞是一以貫之的國策，這一點基本上沒有疑問。可是在這個大進程中，卻有幾個看似與之相悖的史實令我很感興趣。
比方說甲午戰爭之後，中日關係竟然步入了一段蜜月期，甚而有“黃金十年”的說法。在震驚、憤懣和悲怨中度過短短三年，光緒帝、張之洞、譚嗣同、梁啟超等精英人士就一併成為親日聯日的代表。在甲午戰爭期間擔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以個人身份到訪北京，結果大受歡迎，一度有成為光緒帝導師和顧問的可能。更有異想天開如康有為者，還提出不僅要與日本結盟，還可以“合邦”的動議。日本一方的熱情雖說不及中國，國內也出現了“清國熱”之類的潮流。
這一段不那麼“主流”的歷史，與日本的長期戰略是什麼關係呢？我認為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
再比如說，20世紀初中國與日本的緊密關係。有人簡單地認為，當年日本庇佑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之後又大力襄助革命者成立同盟會，發動武裝起義，建立共和國，都是為了削弱中國吞併中國的長期目標。這種粗暴而奇異的邏輯，無論對孫中山這樣的革命者還是對頭山滿這般的強力者都是智力侮辱。
同樣的，如果一個人堅持膝跳反射式的腦部活動，他就更沒辦法理解石原莞爾這種戰爭狂人了。因為這個把日美決戰作為終極夢想的人（貌似現在網絡上某些人），可以為了阻止日美決戰而試圖暗殺東條英機；這個九一八事變的主謀之一，身為日本參謀本部的部長，卻在七七事變之際呼籲華北的日本軍隊“斷然”撤至山海關外，切不可陷入全面侵華戰爭的泥淖；同樣是這個人，在聽聞辛亥革命勝利的消息時鳴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在考察中國一年後認定中國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在1938年的時候卻又說，四萬萬中國兄弟已經從死亡邊緣醒來，打瞌睡的卻是日本人自己。
康有為與梁啟超
要理解矛盾的邏輯性，首先要承認事實的複雜性。當年梁啟超以善變著稱於世，他自己也從不諱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其實，梁任公之變不是秉性之變，操守之變，理想之變，而是承認世事無常的以變應變。就像經濟學家凱恩斯對嘲笑他的丘吉爾說的那一句名言：“當事實改變了，我的觀念也會跟著改變。你呢，先生？”
我想，要理解日本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扮演的角色，要理解中日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既離不開厚重時空的把握，也離不開時移世易的敏銳。這就是我借《分身：新日本論》一書想表達的一個觀點。
比較不滿意的是，《分身：新日本論》只有參考文獻，沒有索引，一部學術作品，不像話。
凱恩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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