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成人文学不同，在留存“瘟疫”这一特殊的记忆时，儿童文学大多避开了写实主义的画风和对痛苦情绪的唤起，而是将幻想、隐喻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从某种角度说，作家们出于呵护童年心灵的种种曲折写法，不但令儿童文学具备了诸如《荒原》中“预言警示”之声的功效，更是成就了这一文体在灾难（包括瘟疫）叙事上的多样性。
伦敦桥塌下来了塌下来了塌下来了。
然后，他就隐身在炼他们的火里。
——T.S艾略特《荒原》
儿童文学中最明显的一类“瘟疫叙事”是直接出现具体病名或“瘟疫”字样的故事，譬如王尔德的《少年国王》，休·洛夫廷的《怪医杜立德》，国内相对著名的作品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叶圣陶创作的一系列儿童小说。
这类作品直接写到了瘟疫给社会带来的可怕影响，大多包含着比较明显的训诫警示意义，作家将其批判及改良社会的意图蕴含其中，我们甚至能从中自己概括出作家们的希望所冀或开出的大致药方。
《少年国王》的主人公因为三个噩梦从华美宫殿中觉醒过来，看到了权杖、皇冠和锦袍的来源和尽头——平民和黑奴们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无法停歇的工作。其中第三个梦境写得尤其令人心惊，死神为从贪婪之神手中赢得谷种和人类，三次派出不同的瘟疫，将热带森林的矿工全部带走。少年国王从此拒绝华丽冠冕，希求贫富一视同仁，却遭到了从平民到教皇的拒绝，直到贵族兵变，虚空中的神递下了他的启示：那个带着荆棘冠披着牧羊人破衣衫的少年获得了最高的认可和基督圣子般的加冕礼。作品对阶级和种族奴役做出了思考，也揭示了教权和世俗皇权的合流，最后诉诸圣洁高尚的道德召唤。
应该看到，王尔德将这种道德寄托于抽象玄虚的宗教之神，随着“天上之音”神迹的出现和纠正，教皇作为神的代言人，其诠释的有效性被撼动，然而吊诡的是，当教皇说出“给你加冕的人比我更伟大”并跪倒在国王面前时，读者难免发现自己似乎落进了一个套子里，教皇在承认自己失败的同时再次确证了自己的有效——神迹的解释权仍然在他口中，而“荆棘开花”的唯一可能仍然是“上帝”存在。一个看上去批判教权、吁求平等博爱的故事最后不但巩固了神权甚至再次确证了教权。故事戛然而止，贵族兵变似乎被中止，但这个“从高高的祭坛上下来，穿过人群朝自己房间走去”的少年国王准备怎样重新管理国家呢？王尔德没有给出答案，这是一个只能到此为止的故事。
洛夫廷的《怪医杜立德》则讲述了与遵照秩序和金钱规则生活的人们格格不入、热爱动物的医生杜立德的奇遇冒险故事。被人类社会排挤的杜立德被非洲丛林的猴子邀去治疗瘟疫，故事里所有的底层民众和普通动物都对杜立德十分友善，尤其是动物们对杜立德的高度理解、尊重和为之提供的诸多帮助让人印象深刻，而人类国王和动物统治者狮子则构成本书的重要反派。狮王无视猴子的病亡和医生的专业意见，直到发现自己孩子需要医治才“屈尊”答应医生的求援，言语间仍傲慢地明示此乃仁慈恩施。洛夫廷批评权力上位者的意图很明显，书中甚至会直接出现这样的狮王自白：“狮子从来不会遇到麻烦——他们只制造麻烦。”动物社群中拒绝、提供以及接受帮助的各类动物的不同心态和反应也显然是对人类社会的映射，这些不需要太多的阅读经验亦能看出。
将目光转回中国，同样是在启蒙主义初兴、呼唤人道和博爱的时代，叶圣陶在他的儿童小说中不时书及瘟疫的阴影。《阿菊》《潜隐的爱》《悲哀的重载》和《疑》中，人物患了不同的传染病，而孩子的传染病是从父辈承袭下来的、先天的；贫穷人家的孩子不但身患重疾，在精神上也相对闭锁、自卑，在新学校里不能适应，《阿菊》原题名《低能儿》原因正在于此。历史的、父权的、阶级的重压落在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儿童身上，而民众的病弱、儿童的病弱正是国家、社会病弱积重的缩影和具体体现。这些儿童和母亲形象的展现是与叶圣陶“为人生”的“问题小说”思路一脉相承的，虽然叶圣陶们最终指向的是国家社会的命运，但这类书写主观上传达了作者对儿童不幸命运的强烈同情，客观上也借对疾病的书写“发现了儿童”，呼应了当时周作人、胡适等新文学旗手对“人的文学”的主张，这也再次显示了儿童、妇女的发现与现代性发端之间密切的关联。
在此之外，我们也不妨对儿童文学特别是民间童话的重要营养来源，即神话故事稍加注意。在中西方神话故事里，各自也有将医药与疾病（常常是疫病）“拟神化”的现象。不过有意思的是，西方的医药/司病神大多是一体的，比如《伊利亚特》中阿波罗以神箭向亚加亚人的牢营散播疫病，但阿波罗同时也是医药之神，阿尔忒弥斯、命运三女神亦是如此。他们有爱有欲、帮助人们却也好战、嫉妒、自私、傲慢；而中国神话中，医药神如黄帝、神农、玉兔、保生大帝等等与各种瘟病神显得格外“井水不犯河水”。从这种差异中，我们能看到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民间对“人间帝王应为圣德典范”的期望，也能看到西方故事对正邪善恶完整人性的强调和对神的“人格化”处理。
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
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我说话的声音不会大，也不会多。
——《荒原》
除了上述明写“瘟疫”的作品，另有一类儿童文学常常被后世研究者认为用譬喻的手法传递了与瘟疫相关的信息。
这些故事中最有名的就是欧洲民间传说“花衣吹笛人”，后来被罗伯特·布朗宁写成童话叙事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流传甚广。对该故事的解释争议不少，有节日仪式庆典、儿童十字军东征等猜想，但最普遍的说法还是与瘟疫有关。不过，无论它是不是对14-15世纪欧洲黑死病亦即鼠疫灾难记忆的文学保存，各个版本的叙述中都携带着明显的与鼠灾相关的死亡元素。尤其是在布朗宁的版本里，老鼠们不但咬死猫狗，还危及婴儿，甚至到了市民们到市政厅前威胁官员下课除害的地步。我们可以猜到，将之称作“鼠灾”只是儿童诗人将一场严重的灾难用幽默的、不那么恐怖的方式作了文学处理而已。那些被带进山洞里的孩子，布朗宁借他们后代之口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地狱，长久以前就被人诱入”，似乎暗示着这些孩子并没有进入吹笛人许诺他们的天堂，而是被带入密闭山洞经历了恐怖的事，也就难怪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对患病儿童由于缺乏有效治疗方案而被隔离抛弃直至饿死的隐晦书写。
无独有偶，在久负暗黑盛名的《鹅妈妈童谣》里，也有一个Ring-a-ring, o’ roses的游戏童谣。孩子们手牵手转圈圈，唱“转圈圈，玫瑰圈，满口袋，花艳艳。啊嚏！啊嚏！我们倒下一片”（赵跃译），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孩子们坐到地上哈哈大笑。对这首童谣所投射的场景最广为接受的说法亦是中世纪那场可怕的鼠疫，玫瑰圈是鼠疫发病初期皮肤上出现的红疹，而当时人们认为口袋里装花能以其香气抵御疾病并掩盖死者的气味，最后一句则是指患者成批死去。许多民俗学研究者认为，《鹅妈妈童谣》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因其曲折隐晦的修辞策略，时代的恐怖记忆在其中反而得以保存。
同样携带着瘟疫历史“基因片段”的，还有一个美丽而诡异的故事，即安徒生的《红舞鞋》。少女卡伦因为狂热迷恋红舞鞋、不敬神灵而被惩罚穿上红舞鞋后跳舞到死不得停歇。这种跳舞不止形象的原型可以追溯到8-17世纪欧洲出现的几十起大规模舞蹈事件。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13世纪末，几百人在德国玛斯河上的一座桥上狂舞，桥塌后大多数狂欢者丧生。幸存者在附近的圣维图斯教堂接受治疗，后世将这种病症称为“圣维特斯舞蹈症”。
现代医学对类似流行的舞蹈狂躁病起因的解释大致分为各种致病菌侵染和压力下的群体心因性疾病两种，后者往往也与当时的各种瘟疫、洪水、贫困等原因有着密切关联，而群体性地“相信自己受到了诅咒”从而狂舞不止则属于社会心理及文化层面的流行疾病。更有趣的是，据编年史记载，“圣维特斯舞蹈症”的流行病患者与“红色”有着特殊的联系——有的看见红色就兴奋，有的感知不到红色，牧师们送给斯特拉斯堡受苦市民的治疗礼物之一是红色的鞋子。另一方面，和“歇斯底里”一词颇为相似，跳舞自杀似乎更常表现为一种女性痛苦，因而舞蹈狂躁或许是当时生活和行为受到严格管束的妇女们企图逃脱和释放的极端表现。舞蹈、宗教、红鞋，“巧合”如此之多，很难说写下该故事的安徒生对当时的这类流行病一无所知。只不过在安徒生的版本里，红鞋子不再是疗愈物，反而成了管控和惩罚少女的镣铐，结合安徒生本人的传记去重读这个故事，或许我们会对该故事中表现出的“厌女”元素有更多察知。
虽然这类作品一定程度上被人类学家和医学社会学研究者看作是对历史的文学态记录，有时会被作为研究的辅证材料。但可以确认的是，文学处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了解文学背后的信息能丰富我们的阅读体验，观察到写作者或口传文学运用、组织素材的独特方式并揣摩体会可能的原因，如果过分追求“一一对应”，则是对文学的歪解了。
“那是什么声音？”
是门洞下的风。
——《荒原》
最后，我们再来看儿童文学中最最隐晦的一种有关瘟疫的“信息片段”。
儿童文学在处理“令人恐惧”的现实存在时总会以各种方式将其弱化，例如减少让人心惊肉跳的细节，让读者觉得即使“砍脑袋”也不过是魔法世界的日常操作而缺少疼痛体验，即使是白雪公主的后母穿上烧红的铁鞋跳到地狱里去，也更像是滑稽搞笑的出洋相而不是引起同情去关注她的脚是不是一踩进去就会被烧坏——大概不会被烧坏吧，她还能一直跳呢；更常见的是，用一种更轻的（并且可以挽救的）恶果去代替更恐怖的那个，比如变成石头、动物、昏睡去代替死亡。
如果说死亡的恐怖在于黑暗冰冷、失去对活的世界的反应和至亲至爱的联系、不可逆地失去思想灵魂、失去一切“可能性”，那么瘟疫留给人的恐怖记忆则是对被传染进而走向死亡的风险的恐惧，是对患病潜伏期的已感染却不自知的恐惧，是对眼睁睁看着青春的容颜和健壮的肢体逐渐腐败溃烂、越来越糟糕却不能自控的恐惧。时间的缓慢推移加重了瘟疫吞噬人体的可怖性，它不是猝然结束人的生命，而是让人无助地在被强调的无尊严的“过程中”反复咀嚼绝望。
所有这些属性在文学中找到了新的化身，比如诺亚方舟和猎人海力布的故事里，神预先通知了死亡，开始下雨、形成洪水慢慢席卷全世界到最后慢慢消退，海力布一点一点变成石头，从脚到胸口再到（传播思想、解开秘密的）舌头和掌控思想的头脑，村民和读者却毫无办法；比如《毛毛》中偷取时间的“灰先生”，亦仿佛长着灰色双翼，躲在暗处伺机吞食人们生命；比如一头蛇发面目狰狞集阴毒之大成的美杜莎，她本身的由美变丑、目光将众人纷纷石化的能力，以及蛇形头发仿佛触手play般阴冷湿滑、可蔓延绞缠咬死人的特征，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她的鲜血落地化蛇、赫西奥德的《神谱》中其断发出现在人民眼前就会引起暴风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种种设定，很难说这些想象中没有蕴藏着旧时人类对瘟疫灾难的恐惧记忆。
《暮光之城》电影海报
这类瘟疫变体书写，最典型的可能要数YA文学（如《暮光之城》）里常见的吸血鬼题材。首先，吸血鬼形象的传播就与瘟疫有着密切关系——大瘟疫中人们成批死去，尸体常常不能得到妥善处置，实际并未死去却被人草草埋葬的事并不鲜见。那些在棺材里醒来的病人，因为病痛、窒息和恐惧拼命挣扎，棺材内留下抓挠的指甲痕，有时候夜间坟墓里会有棺材响动。这些都促成了“枯瘦苍白、指甲尖长、夜间从棺材中钻出”的吸血鬼故事的流传，再加上当时的统治者也正好需要转移仇恨目标，热衷于为吸血鬼和巫女的传说添一把柴，好让民众相信“迫害他们的并非教皇和君主，而是女巫和魔鬼……教会与国家正与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于是此类传说便大行其道。
另外，吸血鬼文本里荒芜颓败的画面，枯焦黑纱上别着鲜血般的玫瑰，恰到好处地诠释着“恶之花”的美丽迷人和死亡气息，玫瑰是伤口，伤口是玫瑰，仔细一看，肉瓣上爬出了蛆虫，玫瑰焦枯粉碎，这种哥特美学本身就带有瘟疫灰影的暗示。以弗朗西斯·伯内特的《秘密花园》为例，开篇的霍乱虽是直接点出，但这个故事的技巧显然要更复杂一些。玛丽在印度的原住处固然是被霍乱毁坏成荒园，但新住处克雷文庄园也古老、凋敝、恐怖，充满了哥特式氛围，去往新住处的路上遭遇的暴风雨和路过的荒原使得那个夜晚仿佛是通向地狱的旅行。玛丽发现的秘密花园起先也与衰颓、死亡联系在一起，玛丽和柯林早先的病弱，众人之间最初的冷漠，与后来花园带给人们的新生命和友爱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秘密花园》被视为带有生态女性主义色彩的心理疗愈小说，也正是因为打破两性刻板书写的惯习、挖掘被贬抑和忘却的温柔与自然的力量，以此改造了工业资本社会和父权式家庭中被压抑的鲜活生命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一个“患病”的人间，人们从身体到精神皆获得了“健康”，克雷文庄园也一扫阴霾重新迎来春光。
而我们的文章写到这里，也终于迎来了一抹亮色、听到了惊蛰的春之雷声在远方隐隐作响。我不知道这朵乌云何时才能散去，或许它不能像在温柔的儿童文学里那样收敛狰狞、容易被击退驱散（即使在儿童文学这一“春之国”里，阴影也不会完全消失），但我们的先辈也早就把“挺住”的秘诀存在了那些出色的故事里，就像潘多拉盒子底的“希望”：像杜立德那样独立思考、善待万物，像海力布那样说真话、爱众人，像珀尔修斯那样英勇又机智，像迪肯那样乐观，像玛丽那样善于发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最后，像诺亚那样坚持下去，把生命的种子重新播撒到四方，修复为人所连累的生态世界，为文明的意义添上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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