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按順時針方向走，分別與陝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重慶6省市相接。
在疫情剛剛爆發的時期，從疫情地圖看，陝西比河南淺一個色號。在更外圍的省份中，貴州淺了兩個色號；而廣東、浙江與湖北並非直接相鄰，反而疫情較為嚴峻。
疫情反映了人口流動與往來，也間接是經濟、交通、歷史等因素的反映。浙江如此，廣東也是如此。
拆開來看，廣東大城市多，病例出現在許多城市，深圳、廣州、珠海、佛山、東莞等都有疫情通報，居於廣東最西側的湛江，東側的潮汕也有病例。
根據深圳衛健委發佈的較為詳細的病例通報，可以知道深圳的早期輸入性病例來源有幾大類：探親往來、旅遊往來、出差往來。東莞的疫情通報也存在此種情況。
廣東，可以說是湖北人的第二故鄉。
part.1
廣東，湖北人的淘金聖地
在深圳、東莞這樣的廣東城市，湖北人往往都會有那麼一兩個親戚。
其中的原因並不複雜，無非兩點：
在過去，湖北人跑去深圳淘金留了下來，但和湖北老家還有聯繫；
而在現在，更年輕的湖北人依然往廣東跑，有些人常住在深圳。
20世紀80年代，珠三角地區就像是“淘金熱”的加利福尼亞。珠三角提供了無數就業機會，自然也吸引了無數移民到來。
在1995-2000年人口流入高峰期，廣東人口淨流入可以佔全國跨省人口流入的1/3。
哪怕在2000-2005年間，中國跨省移民流入最多的省份依然是廣東，大約有1213萬移民進入廣東。相比之下，排名第二的浙江只有512萬。
與之對應，在2000-2005年間，國內的移民輸出大省主要是安徽、江西、湖南、貴州、湖北等中西部省份。
只要時機成熟，跨省移民就會相對穩定地停留下來。
就像許多浙商外出到其他城市形成“浙江村”，湖北人也有許多外出到其他市鎮形成“湖北村”。
廣東廣州的海珠區東風村聚集了兩千多家制衣廠，老闆和工人大多是湖北人（主要是湖北天門人）。
在製衣業之外，配套的餐館、零售業等也有湖北人從事。當地本地人僅有5千多，外來人口約12萬，是本地人20多倍。
廣東中山也有“湖北村”。20世紀90年代，一個僅有3600多本地人口的大岑村，方圓10多公里範圍內，積聚了六七百家湖北人創辦的家電類企業，並招致大量湖北人在此打工，三四萬湖北人在此扎堆[5]。
有的湖北人成群結隊到同一個地方去打工，也有湖北人是單槍匹馬去廣東闖蕩的。張彤禾所著的《打工女孩》中描寫的打工人物之一呂清敏就是湖北人，2005年前後在東莞打工。
當然除此之外，新一代高學歷年輕人也有很多去廣東發展。武漢大學雲集，是重要的人才輸出城市。
廣東有數個城市深圳、廣州、東莞、佛山等，都吸收各類勞動力。正如張彤禾《打工女孩》中描述的那樣：
我來東莞好多個月，沒見過一個本地人。
大量移民湧入為廣東本地人帶來了租金，也使得工業繁榮，發展迅速。
東莞從最初的衣服、玩具和鞋子等簡單製造業做起，到90年代，就已經轉向電器和電腦部件[6]。
大量製造業成績不菲的城市，讓廣東有“世界工廠”之稱（在較小的程度上，浙江也是）。
如果東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車，全球將會有70%的電腦產品缺貨。
——IBM一位副總裁語
part.2
湖北給不了的，廣東給
那麼問題來了，湖北人為什麼要前赴後繼跑去廣東打工、做生意呢？
原因就在於：未來。
農村剩餘人口大量外出打工，這是湖北也是其他省份的現象。
湖北是農業大省，洪湖蓮藕、恩施土豆、秭歸臍橙、羅田板栗等特產多樣。但農業大省一般勞動力過剩。例如湖北天門，就是勞動力長期外流。
不是沒有人嘗試在湖北建工廠，但是比起廣東來，湖北的工廠開不了那麼高的工資，自然招工也更困難。
湖北黃石市陽新縣曾引進全球聞名的鞋業代工廠——臺灣寶成集團，投資建立鞋廠。
陽新外出務工人數長年達26萬，有9萬是鞋匠，許多人都去溫州製鞋。原本以為當地建立鞋廠後，很容易招到工人。
但建廠之後，2010年計劃招到10300人，實際只招到2500餘人。到2011年2月，鞋廠工人也只有7560人。
根據《南方都市報》的報道，富士康內遷的武漢、成都、鄭州等地，同樣面臨過招工難的問題。
當地鞋廠的工資只有1500元左右，而在溫州普遍能拿到3000的工資。此外，只有顧及小孩的中年人願意留在當地，年輕人還是願意出去，因為“在外面肯定好玩一些”。
陽新人還是大量接著去溫州和東莞等城市打工。
陽新是沿海工廠早期內遷時面對的困境的一個縮影。隨著中部城市武漢、鄭州等的發展，出現了更多企業，更多配套二、三產業，也能招到員工，但能吸收的就業人口有限。
而沿海的浙江、廣東，恰恰能給湖北人提供，更多湖北給不了的就業、工資、崗位、機會。
廣東本來二三產業發達，建廠的基礎更好。
20世紀80年代，廣州東風村第一代開廠的及廠內工人是當地人；
90年代，本地人退出製衣業，潮汕人經營，工人招募自全國各地；
2000年後，潮汕人退出經營，湖北人經營，並且喜歡招募同鄉來當工人，形成了湖北村[4]。
湖北人在東風村的經營及務工，是利用已有的產業集群基礎，逐漸形成的。
當地人之所以願意把經營讓給湖北人，是因為租金收入就吃到飽了。
一份2007年發表的對廣州三元里的統計顯示，廣州三元里有4萬農民工，三元里的年租金收入能達到一億元。
這麼看，湖北人不斷往廣東走，其實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結果。
經濟發達地區更具備吸引力，對人口遷移的擬合模型顯示，GDP和人口遷入率有著不可小覷的關係。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吸引大量人口。
而比起長三角，湖北人更鐘愛珠三角。2010年湖北流入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是173.8萬，長三角則少了一百萬。
一個人如果要外出工作，總是傾向在家鄉周圍找工作。湖北人去廣東，要比去浙江更近，這樣離家更近、交通成本更少。這裡的近指的是交通距離的近，而不是直線距離。
人口遷移率與遷移距離成反比，大多數人口遷移都是短距離的遷移。
——英國學者拉文斯坦
在許多省份有剩餘勞動力，而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需要勞動力的情況下，它們由近及遠地吸引勞動力過來，最終實現了平衡。
這形成了湖北大量輸出人口到珠三角，中量輸出人口到長三角，少量到京津冀的局面。
part.3
湖北和廣東，聯繫比你想得還緊密
事實上，湖北從來都不是一箇中部普通的省份。
湖北和廣東之間的聯繫，和全國其他省市的聯繫，要比你想得多的多。
在測算了經濟、人口、交通等因素後，湖北和外省的經濟聯繫，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遠親強於近鄰”。
湖北與北上廣的經濟聯繫更強，與東邊省份的聯繫強於西邊；此外，南北向的聯繫強於東西向，即南北相鄰的省河南、湖南與湖北經濟聯繫強於東西相鄰的省份陝西等。
從交通運輸量來看，也能反映湖北與南方的廣東之間有大量往來。
2008年-2009年的航空客運量與貨運量，武漢與廣州之間的往來都比長沙與廣州之間大。本身因為武漢的經濟體量比廣州更大，克服了距離障礙。
2009年，武廣高鐵剛開通第一年，日均輸送客流56,000人，最高的時候達135,000人/天
武廣高鐵開通，既是因為之前的京廣鐵路運輸壓力大，是已有經濟聯繫的反映，也進一步加強了經濟聯繫。
開運後第二年，國內到湖北的客流達將近21億，比上一年增長39%；旅遊收入1409.48億，比上年增長45.4%；境外客流達181.74萬人，增長36.2％。湖南、廣東亦有大量客流及收入增長。
武廣高鐵是開通較早的高鐵線之一，之後經過大量高鐵線路的建設，2014年，武漢在城市交通網絡中的中心度提升。
作為大型中部交通節點以及中部省份中的特大城市武漢，而廣東的廣州、深圳都是大型交通節點與城市，武漢與之有往來十分正常。
在大型交通動脈線（北京-武漢-廣州，以及成都-武漢-上海）上的大大小小的市鎮，也都被帶動得往來密切。例如，居於武漢與鄭州兩大樞紐之間的河南信陽，也是一個不小的交通節點城市。
在純粹的旅遊出行上，剛好，冬季是去熱帶國家和地區旅遊的旺季。一些客流本來就去廣東旅遊；而另一些去東南亞等地的遊客也需要取道廣東。
與廣東相比，一些地域，因為恰好沒有落在如棋盤線一樣的交叉網線上，也不位於熱帶，在疫情中受到的影響較小。
如湖北西北邊雖然與陝西有不短的交界線，但鄂西北沒有大交通幹線。
這裡有大別山東段，武俠小說中武當山位於此，而湖北西北的城市襄陽處於小型盆地中。鄂西北地形起伏很大，部分西安到武漢之間的火車（廣義上，包括動車和高鐵）不直穿陝鄂，還需取道河南。
這讓陝西受影響較小，而東邊處於大型南北交通動脈上的河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後，除了疫情期需要多加小心之外，有人口的流動往來，絕對利好經濟的繁榮。反對任何現在及以後對疫情嚴峻區人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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