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以前，收藏都只屬於皇室和貴族階層。
中國書畫從南北朝開始興起，唐代皇室花了很多錢去收藏二王的書法，其中尤以唐太宗李世民費盡心機收藏《蘭亭序》的故事最為著名。那時候，中國的收藏都是帝王和貴族階層，民間是沒有這個能力和財力去做收藏的。這個現象在宋代出現了變化。
從打破階層固化的角度而言，宋代的科舉制度可圈可點。一個文人可以通過科舉走向仕途，還有機會做到高級官員，就可以改變他所在的階層。大文人蘇軾祖上沒有當官的，他的伯父是進士，蘇轍和蘇軾是家族中第一代當官的，於是就有餘力開始收藏名人字畫。當文人變成社會主流，開始介入收藏，在寫文章傳播自己的文化觀念的同時，互相組成各式各樣的社交圈子互相影響，並將這些影響擴散。蘇軾是歐陽修的學生，關聯著一大批的文人。
這些文人進入收藏圈以後，他們不僅僅是當成一個私人愛好，而是賦予它一個文化正當的意義。他們覺得，收藏對於經國理政、研究學術和歷史都是具有重要意義。於是，收藏從一個個人興趣愛好行為上升到一個於國於民有利的，可以宣傳和鼓勵的行為。這個轉變對中國後世收藏有著巨大的影響。宋代米芾就寫到，收藏有兩種人，一種是好事者，一種是鑑賞家。從此，文人們已經將收藏行為正當化了。
趙明誠和李清照夫婦都是收藏的愛好者。趙明誠出身官宦書家門第，又是金石學家，夫人李清照同樣出身名門。兩夫婦一起做收藏，身家頗豐，逃亡之際什麼都可以捨棄，唯獨要帶上成車心愛的收藏。趙明誠死了之後，李清照二婚後很快又離婚，據說是第二任丈夫圖謀她和前夫趙明誠的收藏。離婚後的李清照，餘生守著收藏獨自生活。
在周文翰梳理的中國曆代藏家中，李清照兩夫婦只能算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從這些士大夫和文人身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文物是一種使命感的存在。此後，中國文化人將收藏轉化為一種文化使命，這跟國外藏家的收藏行為是不一樣的。”
作為二戰後在美國經營中國古董的古玩商代表，安思遠極具傳奇色彩。年僅19歲的安思遠在古董商愛麗絲·龐耐（Alice Boney）的畫廊工作並得到其賞識，瞭解到中國的陶瓷、傢俱和繪畫，並有機會和博物館、學術界交往，為他之後走上中國文物的收藏之路奠定了基礎。1959年，30歲的安思遠在紐約曼哈頓的58街開了一家古董店，主營中國文物。除了零星買賣，他最擅長的是積累一系列貨品，然後舉辦展覽、出版著作，推薦給最有實力的私人藏家、博物館。
安思遠收藏的《燭臺老鼠》，紙本設色，23.3×32.2cm，齊白石
這幅畫上除了兩方齊白石的印章，還有龐耐（Alice Boney）和安思遠的印章，這兩位喜愛中國文化的古董商也學習中國的鑑藏家一樣刻了自己的中文名稱印章並蓋在經手的藏品上。
安思遠是20世紀後期美國權威的亞洲藝術品古玩商和收藏家之一，他率先收藏了一系列明清傢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明式傢俱收藏熱中的活躍人物。1970年出版了《中國傢俱——明代與清早期的硬木實例》一書，後把收入書中的數件藏品半捐半賣給了大都會博物館，入藏艾斯特夫人（Astor）贊助的“艾斯特庭院”。這是美國博物館中的第一個蘇州園林風格建築，將中國傢俱這一在當時還不受重視的藏品提升到了顯著地位。他在當時的助手吳爾鹿(他後來獨立成為古玩商和當代繪畫作品的經紀人，以行事低調著稱)的建議下關注碑帖藏品，1994年從佳士得購得香港藏家李啟嚴送拍的北宋拓《淳化閣帖》第四卷，1995年從佳士得競得臺灣藏家吳樸新所藏《淳化閣帖》第六、七、八卷。2003年，他將這四卷宋拓《淳化閣帖》以450萬美元的價格轉讓給上海博物館，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雜果圖》冊頁，紙本設色，30.8×63.8cm，1945年，丁輔之，大都會博物館
安思遠1986年捐贈了一批近現代書畫為主的藏品給大都會博物館，他的住所距離這座博物館不遠，他是那裡的常客。
安思遠最大手筆的買賣出現在1981年。銀行家兼收藏家克里斯蒂安·休曼（Christian Humann）逝世以後，遺留的1600件中國、印度和東南亞的藝術珍品被安思遠出資1200萬美元購入。他轉手把一部分賣給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一部分1982年委託香港佳士得拍賣，剩下的部分1990年交由紐約蘇富比拍賣。2014年逝世後，他保存在紐約第五大道960號公寓22個房間的數千件藏品舉行了7場拍賣會，在全球引起廣泛關注。
十年完成初稿，四年修改，周文翰完成了《中國藝術收藏史》，從史前人們收集穿孔貝殼的故事開始，全面回顧了5000年中國文物藝術品收藏的悠久歷史，其中既有對商、周、秦、漢以來每個歷史時期收藏文化潮流的細微分析，有對當代新興收藏現象的敏銳觀察，也以案例的形式呈現了重要收藏家的經歷、思想和影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精選近150組中國文物藝術品，包括玉器、青銅器、繪畫、書法、碑帖、瓷器，躍然紙上，極具審美和收藏價值。這些流散於世界各地的重要中國藝術品分別來自紐約大都會、臺北“故宮博物院”等十餘家博物館，許多都是第一次走進大眾視野。
2005年，時任新京報藝術記者的周文翰，也親身感受到了藝術市場的飛速發展，飛往全國各地進行藝術活動報道是工作常態，機場書店成為了他最愛光顧的地方。他逐漸發現了一個問題：那麼多關於收藏的書，大多是關於如何鑑賞和成交價格的，而關於人們如何收藏以及收藏中的故事，卻很鮮見。
每一件玉器、青銅器、繪畫和書法作品之所以能夠保存至今，背後都有一段文化、政治、經濟因素角力的動人故事。“如若孔子的弟子們編定的《論語》簡冊在秦始皇焚書令和秦末戰亂中全部毀滅，儒家在後世中國社會還能具有那樣巨大的影響嗎？如果《清明上河圖》沒有流傳下來，今天的人如何重構北宋的都市面貌？”
除了去實體書店，周文翰還在網上進行了搜索，居然也沒有。周文翰是個行動派，瞭解到這個空白之後，他就著手準備了：“可以說，每一件珍貴的收藏品都堪稱一座文明的紀念碑，吸引著人們帶著崇敬的目光前去瞻仰，而現在，我試圖繞到紀念碑的背後、底下，看看它的基座的材質、紋理、成色，推敲一下它的建造和構成，看看它為何矗立在這裡，又將如何影響後來者。”
周文翰的收集和整理是放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除了關乎中國曆代收藏，周文翰還關注中外收藏文化、收藏家間的對話和交流，諸如清代晚期收藏家端方如何收藏埃及文物藝術品，美國收藏家福開森如何將大量文物“得之於華，公之於華”等等。還想了解更多故事嗎？掃碼下方二維碼可以觀看講座直播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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