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Parklife》這張專輯第一次在NME的報道中出現到現在已經20年了，我們準備重回那個年代，找幾個當時的見證者，探尋一下Blur引領英倫搖滾潮流的秘訣。
這簡直是老父親般的創作，一些人這樣講，甚至可以說預示了後來樂隊的奇蹟，而這確實是Blur能做到的。
看似如此自然的歷史事件卻在當時的歐美樂壇捲起了一場躁動不安的風暴，夾雜著人們敏感且狂躁的情緒。
但這確實是Blur成員深思熟慮後的產物，畢竟那聽起來慵懶散漫的第一張專輯《Leisure》似乎在發行之初就過時了（NME在當時也沒有給之與太多正面的評價）。
《Leisure》專輯封面
首張專輯的失敗讓他們背了足有60000英鎊的債，因此他們不得不通過不斷地巡演和錄音來填補這些經濟缺失，這將是漫長的。
本來指望著第二張專輯《Modern Life Is Rubbish》能來個逆風翻盤，可除了一些無足輕重的好評以外，什麼也沒給他們帶來，銷量更是慘淡。
《Modern Life Is Rubbish》專輯封面
“我們沒有因此而垂頭喪氣。”吉他手格雷厄姆·考克森這樣對我們說。“我相信世界上餘下的那一群人還是有腦子的，我們只是先暖暖場而已。”
即使樂隊成員並不想整天為了巡演和錄音四處奔波，但就算為了他們的事業聚集新的活力，他們必須這樣做不可，不然就會餓死。
“他們必須每天來工作室不然他們真的會餓死。”史蒂芬·斯特里特說。
這位前史密斯樂隊製作人曾經幫助Blur重新定義了《Modern Life Is Rubbish》的曲風，並參與了他們下一張專輯demo的錄製。
“當時他們幾個人一日三餐都在錄音室裡解決，每人每日的津貼也就只夠他們吃飯的了。”
The smiths
經考克森證實道：“安迪·羅斯（Food Records老闆）每晚給我買一杯啤酒和一包薯片，我是真的身無分文。”
“我們都有種心照不宣的直覺：就是要開始幹活了”
— 史蒂芬·斯特里特，《Parklife》製作人
對於羅斯來說，《Modern Life...》那平庸的成績和音樂媒體含含糊糊的評價簡直是恥辱，這讓樂隊和唱片公司都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不僅對Blur還是我的唱片公司來說那都是糟糕透頂的一段時間。”羅斯承認，“不過幸運的是，Food唱片的主公司EMI承諾要買下這個廠牌，這著實為第三張專輯開了綠燈。”
“顯然繼續進行所謂的商演不是一個好主意，我們都有種心照不宣的直覺：就是要開始幹活了。”羅斯說。“但我們是很自信的，我們都有種感覺就是這事能成。”
戴蒙·亞邦，1994
這種感覺一直持續到1993年的後半年，甚至因為他們找來的一幫夥伴而變得更加強烈。的確，他們為了重振英國獨立搖滾的雄風而做出了一些改變，比如加入更多的英倫腔和一些微妙卻又別有特色的黑色幽默。
“剛開始我感覺我們根本沒朋友，沒同夥。”考克森說，“直到我看到Pulp（英倫搖滾大團）的現場演出。這幫人就是這麼做的，有點古怪，但你能看到更多的是傳統的英國文化在他們身上的體現和不失流行的睿智。”
Pulp
A&R唱片的老闆麥克·史密斯在樂隊準備要發行這張專輯的時候跟他們混在了一起，可以說是很鐵的朋友，他也一直見證著Blur的潮起潮落。
“他們隨後緊跟潮流在雷丁音樂節上露面，那是93年的8月，你可以看到一幫穿著西裝和靴子的孩子似乎都非常投入，我覺得他們這是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認同感。”史密斯說。
“就在93、94年，所有的樂隊都在那段時間毫不吝嗇的展現了他們的自信和才華，這太不可思議了。”
— 麥克·史密斯，A&R
“許多音樂媒體也開始變得對這支樂隊很感冒。”安迪·羅斯回憶道。
“好些人都是隻為了看Blur才去的，場地裡被圍了個水洩不通。好多當時在那的記者回憶道‘當時是真他孃的瘋狂，我們都玩虛脫了’。媒體都爭相報道有關樂隊的一切信息，生怕落了點什麼，大家也開始對樂隊隨後的作品更加尊重。”
“幾乎是同一時間，更多的樂隊開始湧現出了，像是受到什麼應召。”史密斯回憶說。
“像是Elastica、Menswear、Pulp這些樂隊都開始頻繁拋頭露面，我記得我曾經在93年的秋天看到過Oasis，我的天，然後就是Supergrass，一顆巨耀眼的新星。所有的樂隊在那段時間都毫不吝嗇的展現了他們的自信和才華，這太不可思議了。”
Blur在東京，1994， 左至右：亞歷克斯·詹姆斯、格雷厄姆·考克森、戴蒙·亞邦、戴夫·羅恩特里
與此同時，在史蒂芬·斯特里特的幫助下，隨著一首首新歌在富勒姆的“紅色之家”錄音室的孵化，Blur的視野開始投向更廣大的市場。
新歌的素材取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以一種特殊的演奏方法加之與旋轉眩暈的音效，從極具動畫諷刺意味的《Bank Holiday》到有濃郁郊區田野氣息的《Tracy Jack》都有所體現。
更不用說從中學開始就是好基友的戴蒙和格雷厄姆給樂隊添上了極具傳奇色彩的和諧，這同樣是抓人眼球的。如果說《Modern Life...》是一張吉他錄音專輯，那麼這就是一個令人遐想、古怪的管絃樂隊。
斯特里特對音效的熱愛為這個尚處於萌芽狀態的世界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幫助喚起了他們這一代英國人迷幻的電視主題曲、誘人的、人造的集市廣告歌、交通新聞、少年犯、未成年人飲酒以及鴨塘怪人。
“很多都是懷舊，是關於我們青春的，”考克森說。“我們覺得很舒服，把所有這些元素結合在一起，就像用聲音製作週日午餐。”
“《Parklife》中的很多都是懷舊，是關於我們青春的。我們覺得很舒服，把所有這些元素結合在一起，就像用聲音製作週日午餐。”
— 格雷厄姆·考克森，Blur吉他手
專輯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主打歌，歌詞靈感來自於達蒙在肯辛頓教堂街公寓附近的公園散步。但一段時間後，它在錄製過程中受到了一些質疑。
《Parklife》
斯特里特說:“這可能是最讓人痛苦的音軌。”“當我們第一次錄製的時候，鼓聲和其他一切都處理的很好，只是聽起來有點平淡，而此時達蒙還在為人聲做旁白。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就是沒法讓自己去做。它甚至可能無法打破記錄。”
但就在他們絞盡腦汁錄製另一張母帶時，突然出現的靈感讓上一首曲子復活了。
“我們找過菲爾·丹尼爾斯，請他為專輯裡的樂器演繹一首名為《The Debt Collector》的詩，這首詩講的是一個非常惡劣的法警角色，菲爾·丹尼爾斯要朗誦這首詩。但達蒙還沒想好歌詞，所以我們開了個樂隊會議，我們說，反正菲爾也被邀請了，我們為什麼不讓他試試《公園生活》這首歌呢? 他來後，我們變得很興奮，那時候我們放了更多的音效，狗叫，打碎玻璃，玩得很開心，戴夫回來後做了一個更放鬆的鼓。然後，它從排隊等待收錄專輯的最後一名變成了最前面的一名。”
戴蒙·亞邦和《Parklife》的人聲演員菲爾·丹尼爾斯在NME的頒獎禮上，1994
斯特里特認為，這首歌最初孕育的部分問題在於，唱片公司聽過試聽版，並將《Parklife》列為潛在單曲，因此他們感到壓力，必須把它做好。
Food唱片提前審批歌曲的政策始於初版錄製的小樣的始末使樂隊成員感到沮喪 (合作伙伴安迪·羅斯和戴夫·巴爾夫在專輯的錄製過程中撕破了臉而後者賣掉了他的股份然後回到了鄉下房子的房子裡) ，即使是在這樣嚴苛的情況下達蒙卻得到了靈感寫出了《For Tomorrow》。
考慮到這一政策，當樂隊和製作人在沒有得到唱片公司事先許可的情況下擅自在錄音室創作新歌時，他們感到很不安。
“達蒙用他的鼓機給我演奏了他在家裡做的一首歌的小樣，副歌部分使我立馬上頭。” 斯特里特說。
“我當時告訴他，這太厲害了，我們應該趕緊把它的全貌做出來，我們做一個迪斯科唱片，用120bpm的速度錄製，就這麼搞！”
我們隨後把貝斯、合成器和鼓都加了進去，亞歷克斯做出了他的貝斯音軌，格雷厄姆做出了他的吉他音軌，最後這首歌聽起來太像Blur了，我們都非常激動。
這首歌就是《Girls & Boys》，安迪·羅斯於是有機會聽到它。
“第二天羅斯就問我關於現在的情況。”斯特里特說。“我說已經錄完了，叫《Girls & Boys》。”
“電話那頭稍微停了一下，然後他說，‘斯蒂芬，你知道你沒有被授權錄這首歌……’我說，‘你會喜歡的’，謝天謝地，我是對的。”
可以說，這是第一首證明這支樂隊可以做出任何類型音樂，並仍保有自己的聲音印記的歌曲。
“這有點像我在和史密斯樂隊工作的時候，”斯特里特說。“這兩支樂隊都有一種自信，你甚至覺得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不論什麼風格，它最終都會整合在一起，聽起來仍然像一張合適的專輯。”
《Girls & Boys》也通過將樂隊中兩種關鍵的創造力並置而發揮了作用。
“我是一個有點藝術攻擊性的人，有點霸道，”格雷厄姆說。
“而亞歷克斯則是一個十足的厚臉皮。他實際上是一個被嚴重低估的貝斯手，但當我聽到蒙蒂叔叔 (來自《我與長指甲》) 說“他是如此的淡紫色”時，我想起了那些年的亞歷克斯。但那種緊張感、性格上的衝突，以及以某種節奏的混合，對我還是有幫助的。”
“這讓我產生了他們會是怎樣的公眾形象的構想。” 安迪·羅斯說。“他們是一支神奇的樂隊，總是製造先一些噪音然後把它們變成一首絕妙流行歌曲。”
“Blur是一支神奇的樂隊，總是製造先一些噪音然後把它們變成一首絕妙流行歌曲。”
— 安迪·羅斯，Food唱片老闆
有了《Girls & Boys》，樂隊確信他們手中有了一首絕對會流行的歌曲，他們不是唯一的。
麥克·史密斯還記得當時他和達蒙在倫敦開車兜風，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這首歌，後來在亞歷克斯·詹姆斯位於考芬園的新公寓裡跳舞，亞歷克斯把新收到的這首歌的12英寸版本放進了唱片機，聲音大到飛出了窗外，他決心讓全世界都聽到這首歌。
他的願望很快便實現了，這張專輯不僅在排行榜的前五名中領先，而且還重複了《For Tomorrow》的伎倆。
假設他們知道《Modern Life…》的主打歌並沒有那麼抓人耳朵的話，他們肯定會仔細考慮重新選一首，而現在他們有了《Girls and Boys》這樣一首有望衝擊榜首的歌，即使是《Parklife》也無可比擬，雖然它有著讓人想吸的迷人的倫敦口音，而且比起《Modern Life…》的最後一支充滿自嘲意味的《Sunday Sunday》有了顯著的進步。
《Girls and Boys》毫無疑問是這張專輯精彩的開場。
邁克·史密斯說:“整首曲子從充滿電子舞曲風格的開場直接過渡到一種很有稜角的後朋克風格的聲音，最後把我們帶入到一個世紀終結的那種氛圍裡，這是一種令人驚歎的三重重擊，好像在告訴你做好準備寶貝兒，專輯要開始了。”
“人們傾向於關注歌曲的歌詞部分，這在當時也是非常獨特的，”史密斯說，“但他們也那張專輯中達到了旋律的頂峰。”
達蒙把他新獲得的歌謠天賦表現得淋漓盡致: 如令人疲憊、朦朧的宿醉小插曲《Badhead》，瀰漫著法式浪漫的讚歌《To the End》，和歌詞中出現了船隻、出租車、小島和碼頭的把人拖入迷幻漩渦的《This Is A Low》。
不僅如此，其中有西德·巴雷特風格的帶有迷幻色彩的《Far Out》，大鍵琴主導的《Clover Over Dover》，還有用合成器製作的強強組合充滿復古未來色彩的流行歌曲《London Lovers》和《Trouble In The Message Centre》。
更不用說技藝嫻熟的《The Debt Collector》和《Lot 105》。而所有的這一切似乎都被曾經那些諷刺英倫搖滾是屬於底層階級的過度簡化產物的修正主義者們所忽視了。
Blur celebrate at the now-defunct Walthamstow Dog Track, London, 1994
從這個意義上說，《Parklife》是自身成功的犧牲品，而這支樂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一場即將開始的競爭。就在《Parklife》發佈的同時，一群名為Oasis的曼徹斯特痞子們也在發佈他們的首張單曲《Supersonic》。
幾周後，當他們來到倫敦時，他們很想看看在卡姆登 (Camden) 的英國流行音樂總部 (Britpop HQ)。
在那裡，他們發現格雷厄姆·考克森正在喝著啤酒，舉止謹慎。有傳言說，當他去洗手間時，其中一個綠洲成員在他旁邊小便，還噴了他的鞋子。
“利亞姆很可怕，因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就像一名持槍歹徒手中握著一把美元——他會去抽籤嗎? 他是和善的麼？”
— 格雷厄姆·考克森，Blur吉他手
“我不記得了，”他說，“但那還是很嚴重的。我不得不為我的沙漠靴買一個麂皮刷，這將會花我很多錢。但我記得我當時不知道該如何和他們打交道。利亞姆很可怕，因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就像一名持槍歹徒手中握著一把美元——他會去抽籤嗎? 他是和善的麼？他太難搞懂了，我太難知道該怎麼做了——我要回應他麼? 哦，是的，那然後呢? 我只是在喝我的啤酒，夥計! 我該開個玩笑嗎? 如果我很瞭解他，我可能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Oasis
“我挺喜歡他們的一些東西的——例如聽起來很厚的吉他搖滾《Supersonic》，節奏讓你禁不住搖擺，但在這一點上他們是Oasis，我們是Blur，這就是我們職業生涯的開始，我們都是25歲左右的一群爭強好勝的人，這就是我們的命運。”
Blur in Holland, 1994 (Paul Bergen/Redferns)
但當我們回顧《Parklife》作為英倫搖滾的一大飛躍在90年代中期一直盤踞在排行榜前列的那個年代，令人有些沮喪的是，一些更具創新意味，無政府主義和風格怪異的音樂似乎都被淹沒了，特別是跟那些聽起來朗朗上口的音樂比起來相形見絀。
考克森說：“經常有吉他手來找他，說他的粗糙的不加修飾的按弦方法經常給他們帶來靈感，他們還覺得《Parklife》開創了一種不同的歌曲創作形式。”
“從歌詞上你可以看出正是那種在廚房水池裡洗碗時愜意的略帶一點頑皮的生活態度造就了英倫搖滾。寫好歌詞的關鍵不是用你都讀不懂啥意思的辭藻堆砌而成，重點是你想講的是不是個好故事——具體可從《Arnold Layne》、《Eleanor Rigby》和《She’s Leaving Home》這幾首歌中借鑑。”
他還認為，與某些著名的同時代人不同，他們的靈感來自於一些文化前輩的折衷主義。
“綠洲樂隊沒有從披頭士那裡學到的是，你可以學任何東西——R 'n 'B、布魯斯、音樂廳音樂、民謠、古典音樂，甚至一點點的垃圾搖滾——你可以從披頭士那裡得到大量的啟迪，而不僅僅是大量的和絃和歌曲本身。”
儘管如此，在《Parklife》發行之後的一年裡，Blur和Oasis的成功所帶來的誘人吸引力，某種程度上使他們變為取悅大眾的產物（考克森承認：“我們最終都只完成了低於標準的工作。”)，即使他們後來又轉型回到了非主流的音樂類型。
但是對於邁克·史密斯來說，他的工作就是跟蹤英國音樂的發展趨勢，現在我們看到的英倫流行音樂中有一種類型比其他任何一種都要多——一種在不知不覺中開創的Parklife風格的音樂，拿《To The End》和《This Is A Low》為例。
“有趣的是，英國流行音樂經久不衰的遺產不是藝術學校對Elastica、Blur或Pulp樂隊的模仿，而是有更多像綠洲的《Live Forever》、《Wonderwall》和神韻樂隊的《Drugs doesn’t Work》的搖滾民謠。你可以看到從酷玩樂隊到詹姆斯·貝和喬治·以斯拉英倫搖滾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而遺憾的是，我幾乎沒有看到有哪些當代藝術家像Blur這樣的左派有如此龐大的創作量的。”
講道理，沒有理由會這樣。可能他們只需要像Blur一樣憤怒和身無分文，這樣才能保持飢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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