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御医王惟一于天圣年间研制成功供针灸教学用的针灸铜人，这是一件由体表和内脏解剖相结合的青铜仿真模具。天圣铜人是世界上最早的仿真医学教学模具，共做成两个，一个放置在北宋宫廷的医官院内。两具铜人坎坎坷坷地传到明朝，以后便不翼而飞了。
针灸是中国医学特有的一种技术。公元1027年，北宋御医王惟一研制成功了供针灸教学用的人体模具，它是由体表和内脏解剖相结合的青铜仿真模具。裸体体表布满了人体穴眼，教学时用黄蜡封住体表，体内灌满水银（亦可灌水），当学习者以针刺中穴眼时，汞就会流出，以此来检验学习者的优劣。由于针灸教学铜人铸造于北宋天圣五年，人们就称它为天圣铜人，也可称试针铜人或针灸铜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仿真医学教学模具。王惟一不仅成功地创制了试针铜人，而且撰写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既绘制了铜人图，又说明了所有的穴位。
天圣铜人共造成两个，一个放置在北宋宫廷的医官院内，一个放置在首都汴梁（今开封）的大相国寺仁济殿内。为便于叙述，前者简称“铜人官”，后者简称“铜人寺”。
公元1126年“靖康之难”起，汴梁为金人占领，北宋王朝被迫南迁至临安（今杭州）。1128年宋金议和，金朝以宋朝交出天圣铜人为条件之一。而“铜人寺”据说流落到湖北襄樊。南宋学者周密的《齐东野语》记录了“铜人寺”的情况：“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又说：“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章叔恭是周密的舅父，周密听舅父说起过试针铜人（即天圣铜人），也见到过舅父所画的两幅铜人图，铜人图还刻印过。文中提到的赵南仲就是赵葵，赵葵是襄阳知府赵方之子。“铜人寺”流落到襄樊，为赵方所得，由其子赵葵献给朝廷，是合情合理的事。再说周密是一位认真的学者，所记事物皆可信。既然周密记载了“铜人寺”的情况，那么金朝应该得到了“铜人官”。后来蒙古人灭金，又建立了统一的元王朝，两具铜人都为元朝所有。
据说铜人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以及过多的使用，已经昏暗难辨了。元朝灭亡，二具铜人又传至明朝。由于铜人体表的穴眼和穴位名已经看不清了，在正统朝和嘉靖朝曾经依样仿制了两个铜人，于是将天圣铜人束之高阁。
明末战乱迭起，事出蹊跷，二具铜人不翼而飞。当代著名医学家马继兴教授对铜人的下落作了探究，称“天圣铜人官”于16世纪流传到朝鲜。几十年后又被日本人加藤清正发现，掠至日本。日本人曾经为获得天圣铜人而轰动一时，日本医学界尤为高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立即仿制出“宽文铜人”（因制于日本宽文二年，故名）和一些木质小人，以广泛地用于医学教学。
18世纪日本江户幕府医学馆由民办改为官办，规模较大，天圣铜人、宽文铜人和小木人都搬进了医学馆。明治维新运动兴起，江户幕府医学馆停办，那些铜人和小木人为帝室博物馆所收藏，帝室博物馆即后来的东京国立博物馆。马继兴教授在察看了铜人后认为：此铜人与北宋的雕刻、绘画作品相对照，其外貌和体态特征颇相似，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全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也与史书记载相吻合；其外形的骨度、身体的长宽和各部位比例大小也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相符；穴位名和定穴法也见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铜人也可以自由装卸。故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天圣铜人官”。
然而，现在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陈列的天圣铜人真的就是“铜人官”吗？连日本学者也提出了怀疑。
1958年日本出版的《关于医学的古美术聚英》认为：此针灸铜人为江户幕府医学馆旧藏，为明朝所铸。是由室町时期的名医竹田昌庆到中国时受赐于明朝皇室，于永和四年(1378)带回日本的。日本另一个学者石原明氏撰《青铜制之铜人》一文，也认为此铜人可能是明朝根据北宋天圣铜人仿制的。可是他们的共同缺点是未提供文献记录，都是一种猜测。因为公元1378年是明朝建立后的第十一年，百废待兴，庶事草创，不可能掌握仿制铜人的技术，再说洪武帝朱元璋也不会把国宝赐给一个外国医生。
如果说日藏针灸铜人就是“天圣铜人官”，也还有疑问。因为经过专家的核对，日藏铜人的穴位数比《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多出11个；而且根据周密记，其穴名应该是错金的文字，可是该铜人的穴位名不是错金的。有此两处不符，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了。当然我们对这两处不符也可以作如此解释：一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穴位可能有漏，也有可能后人在铜人的体表增加了11个穴位，因为在铜人上钻个孔是容易的事；二是周密《齐东野语》所记“错金文字”乃是“铜人寺”的情况，“铜人官”有可能与“铜人寺”有所不同。如果这两个假设能成立，那么日藏针灸铜人还应该是“天圣铜人官”。
“铜人官”之谜尚未解决。我们再看“铜人寺”的下落。目前也有两种说法，一说它在明末就不知去向，一说是在清末丢失的。
如果两具铜人并未毁于战火或其他的人为破坏，那么仍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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