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正是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却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
——赫拉利《人类简史》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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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和狩猎维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而这一切在大约1万年前全然改观，智人开始投入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而赫拉利却将这场革命描绘成人类史上最大的骗局，这是为什么呢？
狩猎采集：原始富足的社会
在农业革命之前，智人部落过着被称为“原始的富足”狩猎采集生活。当时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小部落里，部落会随着环境和资源的变化而不断迁徙。智人主要靠采集维生，即使是在最贫瘠的地区，智人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45小时就足以让人体得到充分的营养。在大多数的居住地，智人部落的饮食都是有什么吃什么，每天远古的采集者们通常都会吃到数十种不同的食物。
而农业革命之后的农业人口虽然让食物总量增加，人口爆炸，而农民的生活状况却更差了。赫拉利认为罪魁祸首是农作物，是农作物“驯化”了人类，而这种农作物的代表就是小麦。这如何理解呢？我更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农作物决定了农业的生产方式从而形塑了农业社会的生活状态。农业的生产方式要求智人照料土地上耕种的植物，从而智人部落在土地定居下来。而我们要知道直到最近，很多地区甚至只有一种主食，农业集中的生产方式极易受到天灾和病虫害的影响，而且单一的农作物，而对于杂食性的人类来说，这种饮食结构容易导致营养不良。与此同时，定居生活、人口密度的增加与家畜的圈养一起，使得农业社会中传染病问题更为严重。
身高数据无疑也印证了这一点，身高是最常用于追踪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的指标，而通过化石考察表明，人类社会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后，身高有明显的降低，直到近现代才有所回升[3]。且有证据表明自从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的。
图1 长期人类身高图
人口爆炸使智人赢得了更多的“DNA拷贝”，就智人这一物种而言，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的。但这场革命并没有改善智人个体的境遇，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农业的陷阱
那智人是如何一步步地掉入陷阱里而无法脱身？书中写道，在18000年前的中东非常适合小麦的生长，采集者们收集完小麦并运送回部落的途中必然会有一些掉到地上，这样慢慢的，人类最长走的路径附近或是居住地周围也就长起了越来越多的小麦。人类也从此定居了下来，并花费更多的心力来种植谷物，采集者就逐渐变成了农民。
一开始，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通过更努力的工作使得智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但大家没想到的是需要养育的孩子的数量变多了。因为对于四处迁移的采集者来说，孩童行动迟缓，会造成负担，所以采集者往往会采取更严格的生育控制。人口一多，就耗去了原本的粮食剩余，于是耕种面积又得加大。这就是人口学上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在陷阱中人类的生活条件停滞不前，但庞大的生存压力却逼得人类只能加大劳动强度。
那为什么智人在发现苗头不对时为何不赶快放弃农业？赫拉利认为，首先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渐进的，需要许多代的时间，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过去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选了。其次，当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没有人会自愿挨饿，而只能进行更高强度的耕种。而且当农业部落遇到狩猎采集部落时，农业部落光靠人数就已经大胜采集部落，旧的生活方式注定将要凋零。
赫拉利的此番论证，无疑是粗糙的，为何智人不采用更加努力地采集来使生活变得更好或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热量摄入的压力？并且即使是在农业以最快速度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独立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也要花上几千年时间才能从完全依赖野生植物转变为依赖很少几种野生植物。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定存在着让智人选择农业这种粮食生产方式的条件或因素。
在人类学家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列举了其中的主要因素[4]：因为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获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减少了，而气候变化又使得可驯化的植物更易获得，对植物进行驯化的做法可以获得较大的好处。例如，更新世结束时，新月沃地的气候变化大大增加了野生谷物的生长面积。与此同时粮食生产所依赖的一些技术条件（粮食的收集、加工和贮藏）趋于完善。戴蒙德更倾向于认为这种从食物采集到粮食生产的转变是智人有意识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进入而无法退出的陷阱，只是智人没有预见到农业与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口高速增加从而实际上恶化了每个人的处境。
也就是说，因为气候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智人慢慢转向了农耕这一能够提供更多单位热量的生产方式，智人定居了下来，部落人口开始快速增加。为了应对人口压力，智人开始逐渐依赖农耕这种高效的粮食生产方式，殊不知单一的食物来源使得智人的摄入营养结构恶化。与此同时农耕的生产方式使得智人只能被动地面对天灾虫害，人口密度的增加与家畜的圈养使得传染病盛行。而到了那个时候，庞大的人口压力使得智人无法再退回采集生活中去，农业陷阱就此将智人永久锁定了。
暴力的农业社会
农业时代早期的农民，性格并不见得比过去的采集者温和，甚至还可能更暴力。农业的生产方式使得智人在面对冲突时，更不可能退让，因为撤退以为这得放弃田地、房屋和存粮，很多时候这几乎就注定了饿死一途。因此农民常常得死守田地，双方拼个你死我活。直到人们慢慢地发展出进阶的社会结构，如城市、王国、国家，人类的暴力行为才得到了控制。这个观点在在平克所著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也得到了印证，平克汇总了不同形态社会中暴力死亡的百分比，近现代的以原始方式生活的狩猎采集文明平均的战争死亡率为14%，农业及其混合文明为24.5%，而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20世纪的前50年，战争死亡率仅为3%[5]。
图2 不同形态社会的战争死亡率
农业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但这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的食量，养活了国王、官员、军人、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建起了宫殿、纪念碑和庙宇，接下来的历史就是关于他们与国家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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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中信出版社，2014
[2] 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Harvill Secker, 2014.
[3] Max Roser, Cameron Appel and Hannah Ritchie, Human Height, Our World in Data, 2017
[4]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第1版
[5] 斯蒂芬·平克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中信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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