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是因為許多作者能夠在藝術上推陳出新。

整個唐詩的發展過程就是推陳出新的過程，不過在那二百八十多年間“因”和“變”的程度時有升降。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八個階段，這裡試著就各階段的變化特徵作間括的說明。

初唐

一

唐初三四十年，詩壇沉浸在“梁陳宮掖之風”裡。一代“英主”李世民也要做做宮體詩。其他宮廷詩人如楊師道、李義府、上官儀等無不追隨梁、陳，風格輕靡。只有個別作者，如王績，詩風平易率真，能自拔俗流，成為例外。

開元盛世前

二

開元前的五六十年間，以四傑、沈、宋、陳子昂、杜審言等為代表的詩風，變化漸多。一方面由於律詩絕句的規範化已經完成，音調圓美和諧；另一方面由於歌行的組織辭賦化，篇幅加大，氣勢稍見壯闊。更重要的是詩歌題材從宮廷擴展到比較廣闊的社會現實，內容充實。雖然還帶著六朝的色彩，氣象卻顯然不同了。陳子昂有意打著復古的旗號作革新的事業，要拿漢魏風骨來矯正六朝的“採麗競繁”，以《感遇》三十八章為標誌的新變，開創了唐代五言古詩的新面貌。

開元盛世

三

從開元之初到安史之亂的前夕，約四十年間，詩歌發展成躍進的形勢。最顯著的變化表現在七言歌行，高適、岑參、李白等作家都能突破初唐歌行的形式，以縱肆的筆調，多變的章法，寫壯偉宏利的題材，表現豪邁的氣概。尤其是李白，以高度創造的精神，淋漓盡致的筆墨作樂府詩，許多樂府舊題在他的筆下獲得新生命。他的歌行打破初唐整齊駢偶的拘束，雜用古文和《楚辭》的句法，比漢魏樂府和鮑照的雜言更加解放，確是一種嶄新的詩體。他的五言古詩具備漢魏六朝的多種格調，變古的程度不如七言歌行，但是仍然具有飄逸豪放的特色。大致說來，唐代詩人的古詩比前人寫的放，寫的盡。明鍾惺曾批評唐代五言古詩“不能”或“不肯”減省字句，這雖然帶著偏見，卻說中了唐代古詩較放較盡的特點。當然，這並不是不能或不肯減少文字的問題。唐代詩人把許多原來只用散文寫的內容寫進詩，自然會把一些散文的特點帶到詩裡；而在李白個人，由於意氣豪邁，才思橫溢，為了表現胸襟，逞足筆力，寫的放寫的盡也是自然的結果。七言絕句也是唐代樂府歌詞常用的形式，李白、王昌齡、王維、王之渙、高適、岑參等都擅長此體，他們的作品是唐代七絕的代表作。

唐代的田園、山水詩在藝術上發展了陶淵明和二謝的傳統。這時期的王維、孟浩然都能融陶、謝而自成一家。王維尤其突出，常常用含蓄簡省的文字描繪出一幅畫境而絕去雕琢的痕跡。

這時期的詩歌，無論古體、近體都不能再以組織辭藻為貴，齊、梁以來靡麗之體到此已經基本掃盡，“六朝錦雲”縱有殘餘，已經不足為病，反倒是一種點綴了。

安史之亂

四

從安史之亂前夕到大曆初十幾年間的詩壇為杜甫的光芒所籠罩。杜甫論詩既承認傳統必須繼承，又指出歷代各有創造，所謂“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偶題》）。他主張廣泛地同時有批判有選擇地學習古人，“轉益多師”而又“別裁偽體”（《戲為六絕句》）。他的創作實踐表明他確實能多方面地學習前人的優點，更能創造性地加以發展。推陳出新的成績超過了同時代的一切作家。

杜甫一生把許多國家變故、民間疾苦，自己的經歷、所思所想，都寫在詩裡。詩歌題材在他手裡又大大擴展。杜詩形式多創新，首先由於內容的新。他的許多樂府詩直接寫當時實事，不但沒有“依傍”古題的必要，而且非擺脫古題的限制不可，所以才有“即事名篇”的創舉。

在杜甫的五言詩裡，漢、魏、晉、宋詩歌的影響有些還有跡可尋。他從漢樂府和建安詩所吸收的似乎更多些。有時全用古調而青出於藍，更多的是融古於今，自成杜體。他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壯遊》等篇，沉鬱頓挫，包容博大，夾敘夾議，詩中有文，確是有詩以來未有的奇觀。唯有這樣的形式才能詩史似的表現那個時代的重大題材，抒寫作者胸中如山河般的鬱積，展現作者碧海掣鯨的筆力，因而最能見出他的特色。

杜甫和李白的七古同樣代表唐代這一詩體的最高成就。杜甫能用七古表現多樣題材，有時敘寫生活裡的平凡情事也能寄寓深沉的感慨，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甚至象《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這樣的題材也寫成七古，議論滔滔，生髮無窮。

杜甫把律詩發展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杜詩今存一千四百首，律詩近九百首。在這麼多的律詩裡，內容和語言都極少重複，可以想見其豐富多彩和善於變化。尤其在秦州時期，五言律詩數量多，變化大，悲壯的特色最顯著。晚年在夔州更多律詩，許多著名的七律組詩和長律都集中在這時期。杜甫自謂“晚節漸於詩律細”，往往“不煩繩削而自合”。象《登高》全篇對仗，《秋興八首》色澤極濃，但讀起來會忘了它是講究對偶和修飾詞藻的，原因在於感情的激越，內容的動人。這是杜律一大特點。他的有些七律參用古詩的音調和句法，間有標明為“吳體”的，都是所謂拗體。這些拗體並非率意為之，而是為了追求別一種聲律，有心創造出來的。讀者對於杜詩聲律的“細”處，也可以從他的拗體去體會。

杜甫還寫了一百首以上的絕句。如果以平仄諧調的歌體絕句為正格，杜甫有大量的絕句可以稱為“變體”或“別調”，它們的音調往往象古樂府或竹枝詞，可能受了民歌的影響。

元結和他所選《筪中集》的作者孟雲卿等，專尚質樸，是當時詩歌主流以外的一小股支流。元結詩的生硬處似乎預示著韓愈、孟郊詩風的特點。

中唐

五

從大曆初到貞元中二十餘年是唐詩發展停滯的時期。這時期除韋應物之外沒有傑出詩家。劉長卿的古體近體詩都近似王維，韓翃的七律近似李欣，顧況、李益有些作品象李白，他們都不能越出開元時詩人的範圍，也不能達到開元時詩人的水平。韋應物的古體近體詩都可觀，白居易說他“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與元九書》）。大曆詩人中只有他較為突出。

貞元到大和

六

從貞元中到大和初約三十年間詩壇又出現大活躍的景象。白居易曾說“詩到元和體變新”，所謂“變新”實際上包括題材、形式、風格等等方面的發展。例如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的古題和新題的樂府比李、杜反映了更多方面的現實問題，擴大了社會詩的內容。同時，白居易的新樂府為了明白易曉和便於合樂，有意寫得“質而徑”“順而肆”，就在歌行中增加一種新形式、新風格。又如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和元稹的《連昌宮詞》等故事歌行使人耳目一新，韓愈的《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大寫火神請客的故事，更是新異。用詩來寫故事顯然是這時期的新風氣，可能受當時傳奇小說發達的影響。唐代的故事歌行發展了《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辭》一類的樂府詩，既開創了新的體裁，也擴展了詩歌的題材。此外，劉禹錫、白居易等仿民歌的《竹枝》、《楊柳枝》、《浪淘沙》等詞，在絕句中平添一格，同時也豐富了文人詩的內容。

從語言風格來說，元、白尚坦易，代表一種傾向；韓愈、孟郊尚奇險，代表另一種傾向。韓、孟號稱善於學古，遠則漢魏，近則杜甫，對他們都有影響，但是他們各具特色，都有顯著的創造性。在語言上刻苦推敲，追求奇異，是當時的風氣，不僅韓、孟如此，盧仝、劉叉、賈島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這種傾向。柳宗元在山水描寫中比王、孟、儲、韋更多著意刻畫，多少也和這種風氣有關。李賀詩的奇詭瑰麗、新詞異彩，妙思怪想，固然也受韓、孟詩風的影響，但他卻在韓、白之外自創了獨特的藝術風格，不同凡響，別有天地。

這時期詩體有進一步散文文化的傾向，這在韓愈的詩裡最為顯著。如果說李、杜詩中有文，韓愈卻簡直是以文為詩。白居易的古詩一般都寫得鋪放詳盡，滔滔如話，“連用疊調”。主張詩貴含蓄的人，可能對韓、白這類詩不很滿意，但不能否認它們各為詩中一格，它們不但豐富了“唐音”，而且影響了後代。

大和到大中

七

從大和初到大中初約二十年間唐詩的藝術還在發展。這時期的作者以李商隱、杜牧最為傑出，不論古體、近體，都有成就。他們的長篇五古，繼承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等篇的精神和創作手法，敘事明晰，氣勢宏偉，題材重大。但尤以李商隱的七律和杜牧的七律最有特色。李商隱的七律在前人已多方開拓、幾乎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異軍突起，獨樹一幟。他對語言、對仗、聲律和典故，無不經過精心的選擇和組織，開闔頓挫，變化萬千，造成一種精麗和富於暗示的詩風，成為唐詩燦爛的晚霞。當然，這個特點同時包含著它的長處和短處：詩意雋永、耐人吟詠，但又因堆砌多、跳躍大而晦澀難懂。這對後世發生過好壞不同的影響。杜牧的七絕以清新俊逸的風格見長，在王昌齡、李白等人之後，猶能自成一家。溫庭筠舊稱與李商隱齊名，他的濃豔雖為唐詩增添一種色彩，但思想和格調是不高的。

唐朝末年

八

從大中以後到唐末約六十年，不曾再出現大的作家和新的變革。這時期作者雖多，只是貞元以來各大家的學步者，例如杜荀鶴之於張籍、白居易，方幹、李頻之於賈島、姚合，吳融、韓偓之於李商隱、溫庭筠。這時期的詩，篇幅狹小，內容雖有感憤時事現實性強的特點，藝術表現力和創造力都不如以上幾個階段，只能算是唐音的“餘響”了。

結語

唐詩的重大變革和主要的成就都產生於陳子昂時代和李商隱時代之間。其間以李、杜時代最為突出，其次是韓、白的時代。每一時期的藝術成就都和自覺的革新要求密不可分，也和繼承舊有的優良傳統息息相關（“風雅比興”、“漢魏風骨”都在唐詩的發展中起作用）。從唐代詩人的創作實踐可以看到“轉益多師”、“別裁偽體”的批判繼承和“陳言務去”、“詞必己出”的創造精神相結合。如果說唐詩在藝術上有值得我們借鑑之處，首先就是這種感覺推陳出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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