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王福庵先生早年的武漢緣

王福庵先生早年的漢上緣:從1927年的印事起始

——兼及王福庵先生早年的十六枚印章

沈必晟 熊仁強


內容提要:王福庵先生早年在粵漢鐵路湘鄂線工作,經常往返於武漢、長沙之間,直到湘鄂線武昌至株洲段通車。他早年與唐醉石交誼頗深,王唐之間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包括二十世紀初期漢上兩位著名的藏書家徐行可、張仁芬先生。張仁芬先生的後人至今藏有十六枚王福庵先生早年為刻的印章,多枚印章在武漢博物館館藏的重要書畫上鈐有印記。王福庵先生的篆刻藝術深刻的影響了湖北,新時代以來浙派風潮再起,他特有韻味的篆書、隸書,也在漢上隔代承傳起來。

關鍵詞:王福庵 早年印藝 漢上交遊 藝術影響


王福庵(1880-1960)初名壽祺,字維季,後更名禔,以字行。別號鋤石農、微幾、屈瓠、印傭、羅剎江民、石奴、福庵居士,晚年別署春住樓、麋硯齋等。性素寡言,早有持默之號,七十以後自號持默老人。浙江仁和(杭州)人,父同柏,精究金石,有《石鼓文集聯》等書傳世。福庵先生是家中幼子,秉承家學,於訓詁詩文,皆富修養。十餘歲即以工篆刻聞名於時。年二十五,與葉銘、丁仁、等創設西泠印社,民國時期兩度任印鑄局技正。—九三○年後定居上海,鬻藝自給。好蓄青田舊石,所藏極富。得未刻之石,暇則奏刀自存。生平刻印,數以萬計。其印宗浙皖之長,覆上究周秦兩漢古印,自成體貌,整飭之中,兼具蒼老渾厚之致。偶擬明人印格,亦有會心。尤精細朱文多字印,同道罕與匹敵。著有《福庵藏印》、《羅剎江民印稿》、《麋研齋印存》、《麋研齋印存重輯本》、《麋研齋印存重輯本續》、《福庵印稿》,以及《說文部屬檢異》和《麋研齋作篆通假》等。於近代印人中,允稱翹楚,為新浙派領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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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


王福庵先生早年精擅算術及測繪技術,在上世紀初供職於鐵道部門,並因為這個工作緣故,曾漫遊湘楚鄂渚,在民國初年的鄂地漢上結交了一批朋友,留下了一批書法篆刻作品,贏得了最初的藝術聲譽。

一、1927年的印事

1927年是大革命的轉折之年,蔣介石、汪精衛分別在滬、漢分共,大肆殺害共產黨,大革命前後的政治中心發生轉移。這一年,王福庵先生在故都已經待到了第八個年頭,早在1920年,他接受了故都北洋政府印鑄局技正、故宮博物院鑑定委員的職任,開始了在故都的一段穩定生活。這一年,王福庵先生不得不結束在故都的生活,"自故都至漢,後由漢而寧"(1)。

按照現存的資料顯示,在一年後,王福庵先生復官南京國民政府印鑄局技正,與好友唐醉石先生一同主篆"中華民國之璽"、"榮典之璽"等(2),但不久之後就辭官定居上海,以鬻印鬻書終其一生。

應該說,1927年的政治變故,深刻影響了王福庵先生的出仕與退隱。這一年,王福庵先生印作文字(3),抖露了太多的心事。

一是感時傷懷。比如在年初,他刻有"餘生四十有八發之短者日以白"的印章,10月,他刻"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

二是徘徊無顧。比如這一年的9月,他刻"以待知者看",仲秋時節,他刻下著名的"末技遊食之民"印章,11月底,他刻"我苦在不痴不慧中",冬天,他又刻下"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的印章。

王福庵先生早年的印章,大部分屬於名姓章、齋號章、鑑藏章等等,早年的書法,更是以臨摹銅量銘文為能事(4),很少有在一年的時間裡這麼集中的通過印文內容抖露心事的情況。如果和"自故都至漢,後由漢而寧"的行跡相對照,王福庵先生在刻下"以待知者看"的時候,很有可能已經無法混跡於故都的職任,而在刻"末技遊食之民"的時候,他很有可能將滿懷期待放在了到武漢、南京謀取新的職位上。也正是在這方著名的印章邊款上,他專門鐫刻有"自故都至漢,由漢而寧,刻此志之"的文字。但事實是"我苦在不痴不慧中",現實並非王想象的那麼豐滿,未必如人意,不如借酒消愁,所以"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思想著還是少考慮這些煩惱事。

這裡就有個問題了,為什麼王福庵先生在故都無法混跡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來武漢呢?他和武漢有什麼情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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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年在漢上湘鄂鐵路局的供職

從現在公開印行的資料看,王福庵先生刻於漢上的印章至少有四枚(5):

第一枚:舉杯消愁愁更愁,作於1916年春,邊款為"福廠刻於漢皋寓廬";

第二枚:春宵無夢不錢塘,作於1916年春,邊款為"旅居鄂渚,刻此遣懷";

第三枚:王壽祺印,作於1919年6月,邊款為"己未六月,福廠作於漢上";

第四枚:暫止便去,作於1919年10月,邊款為"福廠刻於漢皋,時己未十月廿日"。

也就是說,至少在1916年,王福庵先生應該就在武漢地區供職了。按照現在公開的資料顯示,就是在湘鄂鐵路局從事算術測繪和土木工程工作(6)。

湘鄂鐵路屬於粵漢鐵路中的一部分,粵漢鐵路由清政府贖回後,1908年動工興建湖南段,粵漢鐵路湘鄂線即指湖北武昌徐家棚站至株洲站,全長415.68公里。首站原為武昌鯰魚套,並於1912年8月開工。後由於購地困難及所處地帶狹窄不敷應用,改在武昌下游徐家棚設置首站,鯰魚套作支線。1914年六月,沿武昌經土地堂、咸寧、蒲圻、羊樓司、五里牌、路口鋪、云溪、冷水鋪、嶽州、榮家灣、汨羅至長沙段原古驛道大致走向勘測完畢。同年七月,湘鄂線武長段發為四段,興工修築路基。鐵路督辦為詹天佑,英籍人喀克斯(音譯)為總工程師,各段配有工程師辦理分段工程,採用包工方式進行施工。1917年6月19日武昌至嶽州段(即武嶽段)完全接通,全長210公里,1917年9月3日開始通行工程車。由於南津港地勢低窪、濱湖洞庭湖,路基工程困難。至1917年9月時,武長段只有南津港未接通。原擬用便船接渡方式銜接,後決定修築南津港鐵路大橋(系單線橋,現有遺址),並於橋北端修築長約1733米、高10餘米的土堤。1918年9月16日,武昌至長沙段362公里全部完成,開行工程車,並與長株段接軌通車。1920年粵漢鐵路湘鄂線武昌至株洲段通車。1936年10月15日粵漢鐵路全線接通通車,全長1094公里,10月16日首次通行直達車(7)。

從上面的信息可以看到,1920年,粵漢鐵路湘鄂線武昌至株洲段通車。通車的另外一面也意味著,湘鄂鐵路局歷史使命的結束,也正是在這一年,王福庵先生北上受命民國北洋政府,接掌印鑄局技正職務。

但是在現今留存的資料中(8),早在1907年10月,王福庵先生就有一方"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印章,邊款署為"將之宜昌刻此",怎麼解釋?

在動議粵漢鐵路的時候,一併考慮的還有川漢鐵路。川漢鐵路中的一段宜萬線,正是宜昌到萬州,很有可能正是因為考察宜萬段鐵路的機緣,讓王福庵先生早在1907年就遊藝於鄂渚漢皋了。

當然,我們並不能就此確認王福庵先生從1907年一直到1920年都在武漢,但至少,1916年至1920年這段時間中的大部分應該就是在武漢度過的。而在故都的工作情況有所變故後,粵漢鐵路還沒有完成整體通車工程,或許正是這個原因,讓王福庵先生再一次想到來武漢謀取鐵路段的公職。

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原因促成王福庵先生的漢上行程呢?另外,王福庵先生到武漢的確切上限時間到底在什麼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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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年與唐醉石的金石交

盡人皆知,王福庵早年的好友是唐醉石。王福庵先生長唐先生五歲,按照現在公開的資料顯示,他們早年最重要的金石交在1910年,唐請王仿漢印為刻"醉石山房"(9)。王當年30歲,唐25歲。三年後的1914年,王福庵往訪唐醉石於長沙,為該印補款,談到"光緒甲辰(1904年)夏,餘於西泠印社獲交醉龍(唐醉石),以印學相切磋。嗣後東勞西燕,聚合不時。庚戌秋日,醉龍出此索刻,刻竣殊不稱意,擬重刻,以事別未果。今年夏,餘遊湘晤醉龍於桐蔭堂,復囑補款,夫吾兩人之交誼後先離合已十餘年,拳拳之意,金石不渝,紅爪留痕亦所宜也·······",從這個長款中可以有這樣三個信息,一是王唐最早見面在1904年,二是1910年王為唐刻了第一方印章,三是1914年,王補款訂交。

此後的兩年,二人互相治印若干,比如1914年,唐在長沙為王刻了"羅剎江民""福庵""天壤王郎""印傭""王禔私印""王壽祺",而且在"王壽祺"印章的邊款中,更是透露王在春天來湘訪唐,唐"因事赴杭未能暢抒懷抱,秋閒返里,復與縱談金石,晨夕無間,頗極一時之樂。行將之漢,索刻此印,即以志別。嘉平月望日醉石記於水月林東軒"云云(10)。1915年,唐在漢口為王刻了"相知何必舊",在為鼎公刻"胸有千秋恨古今"印章的邊款中專門談到"······適老友王福庵自長沙工次寄餘近作一束,亦有是印······"云云,在長沙,唐為王刻了"福庵""天地一沙鷗""屈瓠""壽祺""範崇德印""苦晚齋""鋤石農""微幾""家在西子湖畔""草書未暇緣匆匆"等等,很多印款都提到王唐同在長沙。王也在1915年的9月,為唐刻了"蘭沼飄萍"印。到了這一年的晚些時候,王唐二人又同時在漢口,比如在"但於世所趨嗜之多淡泊"和"聽雨軒"印款中,都透露出王福庵先生又從湖南來到了漢口。

可以想見,王福庵先生其時供職湘鄂鐵路局,應該在當時,經常往返於武漢、長沙之間。在唐為王刻的"王壽祺"印章的邊款中,透露王先生"行將之漢"的信息,這是從實物記載中見到的王福庵先生最早到武漢的記錄,時間是那一年的"嘉平月望日",即1914年12月15日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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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漢上藏書家的交遊

在王福庵和唐醉石交往最為密切的1915年10月,唐接連刻制了"江夏徐氏所收舊刻抄本""曾在徐行可處"兩方印(11),署歀為"制於漢皋"。這裡的江夏徐氏,就是近代漢上著名的大藏書家徐行可先生。

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湖北武昌人。早年留學日本,就讀於大阪鴻文學院。回國後,他絕意仕途,學無常師,以聚書、讀書為樂事。此後,先後執教於武昌圖書館專科學校、北京輔仁大學、中國大學。徐一生收藏古籍近千箱,所涉數千種類,總共10萬冊。其中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萬冊,所藏古籍在全國文獻普查中定為研究級學科藏書,極具學術研究價值。據不完全統計,徐行可珍藏的孤本數以百計,如《春秀堂詩經真本》五卷(清)、《黃鶴樓集》三卷(明)等為稀世之本。徐行可散盡家財收藏的書畫、碑帖、印章、銅鏡等共7700餘件,均為珍貴的歷史文物和書畫藝術珍品。在書畫一項中,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就有明末四大書家之一董其昌書畫作品12件,明代"江夏畫派"創始人吳偉書畫精品等。1956年,經多方奔走協調,徐行可首批500箱6萬冊古籍圖書捐贈給中科院武漢分院。接受捐贈後,該院獎勵其2萬元。他又用這筆獎金在北京古籍書店購得《武英殿聚珍版叢書》631冊後,再次全部捐至中科院武漢分院。1959年,徐行可因病去世。其子女承其遺志,聯名致函湖北省圖書館,將餘藏4萬冊古籍予以捐贈。與此同時,所藏7700餘件珍貴文物悉數捐至成立不久的湖北省博物館。1961年,中科院武漢分院受贈古籍歸藏至湖北省圖書館,徐行可收藏的10萬件古籍完成"合璧"。

回到起首的1927年冬天,王福庵先生刻了"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印,邊款就是"杜工部句。丁卯冬日,有懷行可刻此,預期未知得能如願否?福庵並記"云云(12)。在1927年最為風雲變幻、人物動盪的徘徊中,王福庵從故都風塵僕僕的來到武漢,想到的是漢上大藏書家徐行可先生。可以想見,王唐應該都與這位漢上的大藏書家熟識。

而有資料顯示,王福庵先生早年還和另外一位漢上的藏書家過從甚密。在孔夫子舊書網上,至今還存有徐之謙題王福庵《糜研齋印稿》印蛻稿本巾箱本一冊的信息,郝然有"漢陽懷清齋主張仁芬季鬱夫鑑藏金石書畫之章",朱文印章,三列連珠,效元人印法(13)。這方印章,在武漢博物館收藏的金農《墨梅圖》上,也有鈐蓋(14)。在王福庵先生的這枚印章中,受印人是漢陽張仁芬先生。

張仁芬(1868——1935),字季鬱,號桂蓀,晚年號簠廬退叟,是近代著名收藏家。祖居漢陽西門外,為湖北漢陽張氏第十六代子孫,堂號一說為"銀杏軒"。光緒乙酉年(1885),娶妻汪氏,丁酉年(1897)"援例入官",在朐浦(今連雲港板浦鎮)附近任鹽務官員,為官正直,除霸安民,深得民心。丁未年(1907)"再任朐浦",適逢淮北洪水為災,張仁芬捐千金為賑災善款,"復於署左捐廉設濟嬰所,收養災民孩童百六十名",故離任時"士民為建'粒我烝民'牌坊於陶文毅公祠前,並勒碑銘於董公祠及南門小北門三處"。戊申年(1908)七月,張仁芬遷居淞滬,至辛亥革命後開始潛心收藏。張仁芬一生喜愛收藏字畫、圖書、碑帖等,自起齋名曰懷清齋,取"傳家敦孝友,望古懷清芬"之意。此後二十年間,"儕輩鹹以鑑藏家目之",曾經張氏之手鑑定收藏的字畫、碑拓等物甚多,目前可見者有王原祁畫《仿大痴富春山圖》、何紹基臨《西狹頌》、湯貽汾董婉貞夫婦立軸等。張仁芬於1936年逝世,享年六十九歲,其子早逝,其孫張世模,亦喜收藏。

但是,王福庵先生為張仁芬鐫刻的印章,遠遠不止這一方。在張家後人最近提供的印蛻和印章實物資料中(15),就有多方署歀是王福庵先生的印章,列示如下:

漢上張仁芬後人提供的王福庵先生十六枚印章具體情況一覽表


“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王福庵先生早年的武漢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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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表中所列第一項,邊款中提及的印為呉隱所刻、歀由王福庵補,並記敘和故交大藏書家徐行可先生同在杭州西湖人倚樓外,其餘印章均為王福庵先生為漢上藏書家張仁芬、張氏家大人張行方及其孫輩張世模所刻。表中第十三項所列的"漢陽張仁芬鑑藏書畫之記"朱文異形印章,在武漢博物館所藏的趙之謙《篆書讀書承志》橫幅中(16),亦見鈐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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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表格所列的印章紀年來看,有準確紀年的印章8枚(除去為徐行可署歀的印章),而在1927年之前的印章就有4枚,可以看出藏書家張仁芬與王福庵先生交往的密切程度,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為什麼在1927年故都變故之際,王福庵先生首先想到的是來武漢碰碰運氣。畢竟,武漢有徐行可、有張仁芬等一大批生氣相通的大藏書家朋友。


餘 論

從上所述,王福庵先生早年最早到湖北,應該在1907年前後,很可能就是為考察川漢鐵路宜萬線到過宜昌。嗣後,有一段較為穩定的時間安心在粵漢鐵路湘鄂線工作,經常往返於武漢、長沙之間,直到粵漢鐵路湘鄂線武昌至株洲段通車的1920年。


“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王福庵先生早年的武漢緣


王福庵先生早年與唐醉石交誼頗深,王唐之間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包括二十世紀初期漢上兩位著名的藏書家徐行可、張仁芬先生。張仁芬先生的後人,更是至今藏有十六枚王福庵先生早年為其祖張行方、張仁芬、張世模的印章,多枚印章在武漢博物館館藏的重要書畫上鈐有印記。


“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王福庵先生早年的武漢緣


王福庵先生的篆刻藝術深刻的影響了唐醉石,王唐並舉形成了二十世紀中葉的新浙派。唐在晚年回到湖北,更是影響了一大批漢上的篆刻家,如汪印農、陳定可、汪新士等等。新時代浙派風潮再起,王福庵先生不光篆刻藝術,就是他特有韻味的篆書、隸書樣式,也在漢上隔代承傳起來。

2019年5月3日於鄰桐館


註解:

(1)袁慧敏:《王福庵年表》,見《"百年名社千年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2)唐達聰:《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見中國書法家論壇。

(3)王義驊編:《王福庵糜研齋印存》p187、p141、p183、p140、pp166、p149各頁,朵雲名家翰墨系列,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

(4)在西泠印社最新出版的《王福庵書法集》中(敦堂書畫金石文字叢刊之五,西泠印社2018年12月第一版,趙雲編),遍尋20世紀20年代王福庵先生的書法作品,幾乎都是臨摹作品,很少在書法作品的文字中透露心跡。

(4)王義驊編:《王福庵糜研齋印存》p129、p108、p7、p209各頁,朵雲名家翰墨系列,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

(6)見篆刻小站中未有署名的"持默老人王福庵生平,其人其印,以及與西泠印社的不解之緣"一文。

(7)見岳陽市檔案局2014年史海鉤沉欄目,"粵漢鐵路湘鄂線修築略記"一文。

(8)王義驊編:《王福庵糜研齋印存》p104頁,朵雲名家翰墨系列,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

(9)唐達聰:《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見中國書法家論壇。

(10)沈必晟:《找尋真實的唐醉石先生——解讀"唐醉石年譜""唐醉石篆刻藝術考論"》,發表於《榮寶齋》2014年11期。

(11)唐達聰:《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見中國書法家論壇。

(12)王義驊編:《王福庵糜研齋印存》p149頁,朵雲名家翰墨系列,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

(13)見孔夫子舊書網,至今還存有徐之謙題王福庵《糜研齋印稿》印蛻稿本巾箱本一冊的信息,標價280000元整,。

(14)朱莉主編:《豪素生春——武漢博物館藏清代書畫珍品錄》p219、p296頁,文物出版社2017年3月版。

(15)部分印章的印蛻見載於《巍巍漢陽樹——記懷清齋主人張仁芬》,該書由張家後人、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哲學家張世英題署書名,張家後人張昌德、張昌萬編著,2017年7月版,由武漢斗方創意科技有限公司設計印製。

(16)朱莉主編:《豪素生春——武漢博物館藏清代書畫珍品錄》p296頁,文物出版社2017年3月版。


主要作者簡歷:

沈必晟,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湖北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團委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流印社副社長、《漢派書法研究》雜誌主編。入選湖北省中青年優秀文藝人才庫、湖北省百名優秀書法人才培養工程。書法創作曾多次入圍、入選、入展全國及省市各項專業展、交流展、邀請展。書法作品收藏鐫刻於湖北美術館、武漢東湖綠道、屈原紀念館、歸元寺、晴川閣、育才小學、襄陽米公祠、敦煌博物館、新疆夏爾西里自然生態保護區等。

熊仁強 ,1968年12月生於湖北省武漢市,畢業於武漢大學。現為湖北省楹聯學會會員、湖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武漢書法家協會會員、武漢青年書法家協會會員、武漢書畫研究會常務理事、《漢派書法研究》編委。現就職於東西湖區柏泉街文化站,2014年編輯《柏泉集萃》叢書四冊,七十餘萬字;次年編輯《柏泉學校課外讀本》二冊;2018年開始編輯整理《柏泉古籍經典》叢書,至今已完成二十一部四十五冊;在書法、文史類報刊發表文章百餘篇,有篆刻研究作品發表於國家藝術類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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