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長平之戰真是白起的勝利嗎？不如說商鞅軍事變法，戰勝了胡服騎射，戰役靠將帥指揮，戰爭打的是後勤供給
戰國時代，列國之間的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戰爭時間持續延長，春秋時期以一鼓作氣的車戰決勝負的戰爭形式，被戰術多變的步兵、騎兵多兵種協同作戰方式所代替，我們以秦國、趙國的長平之戰為例，歷時三年而後決，但戰爭仍未停止，如果加上後來的邯鄲保衛戰，實際上這場戰爭持續時間達五年之久。
在這場戰爭中，趙國以輕騎兵立威，秦國以步兵為主，從兩國軍力上來講，各有千秋，秦國有戰神白起，秦昭襄王善於識人用人，絕非等閒之輩，而趙孝成王也既非無謀之君，趙國統帥趙括絕非史書上所說的紙上談兵之輩。
其實趙國長平之戰的失敗，並非僅敗在軍事指揮上，也並非敗在某一個將領上，而是趙國的整體國力敗給了秦國；長平之戰，這場戰役打的是什麼？打的是背後國君運籌帷幄的能力，打的是軍事統帥指揮戰鬥的能力，但對於持續三年多的兩國戰爭來說，打的就是後勤供給，打的就是綜合國力的較量。
趙國軍隊崛起於趙武靈物的胡服騎射變法，此後趙國才有力戰四鄰併成為戰國中後期唯一能夠與秦國相抗衡的國家；而秦國崛起於商鞅變法，自那以後，秦國屢勝山東六國，被世人稱之“虎狼之師”。
在長平之戰後期，趙軍面臨糧草不濟，兵源和後勤供給不上，被迫臨陣換將的窘境，反觀，整個長平之戰期間，秦軍從來沒有出現過糧草短缺的局面，數十萬秦軍遠征他國在域外奮戰，後勤補給卻源源不絕，因此，秦國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力做後盾，長平之戰是無法想象的。
所以，與其說，長平之戰，秦昭王與白起的勝利，不如說是商鞅變法最後的勝利，趙孝文王與趙括的實力，到不如說是胡服騎射只側重軍事改革而忽略了經濟發展的弊端；長平之戰其實就是商鞅變法成果，特別是軍事變法成果的集中體現。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商鞅的軍事思想：
商鞅的農戰思想（戰法必本於政勝）
商鞅入秦之初就說服秦王以霸道治國，以“治富強王”作為施政的基本路線，商鞅認為，秦國若想在戰國爭雄中勝出，只有通過戰爭才能解決，要想贏得戰爭必須先實現國家富強，而“農戰”政策則是國家富強的根本。
- 農業是強兵的基礎和後勤保障
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商鞅入秦之初，吸取秦獻公晚年與魏國石門大戰因糧草不濟，後勤供給不上，明勝暗敗的教訓，清楚地認識到戰國時代的戰爭，軍隊不僅僅是兩國在戰場上的較量，更是國家綜合實力的比拼，只有達到“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國家才能適應大規模的對外戰爭。
商鞅針對秦國地廣人稀的特點，制定了重農抑商的戰時經濟政策，對民眾善加引導，提倡戰時為兵，閒時務農，既能戰鬥，又能生產，同時採取措施確保民眾樂於農事；而農事的根本是開墾土地，戰國時期土地正由國有制向私有制轉變，商鞅為了提高秦人開墾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出臺了20多種政策，主要包括，整治吏治，提高朝廷官員的辦事效率；他提出“百縣之治一形”、“無宿治”的原則，將全國郡縣政令，由中央統一下發，減少徇私舞弊的可能，杜絕官吏主觀臆斷空間。
商鞅為了防止官員勒索百姓糧食的可能，他統一國家的賦稅制度，根據全國範圍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田賦，在官吏上斷絕遊學士子求學的途徑，禁絕官吏為罪犯提供保護的可能性，在官吏階層最大可能地防止出現瀆職枉法，壓制百姓的情況，從而減少農業生產的行政阻力，提供農民積極性。
其次，商鞅減少秦國貴族階層和士大夫階層在政治、經濟方面享有的特權，他推出“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等措施，從消費的終端上斷絕了不必要的社會娛樂存在，從而解放出大量的從業人員投入到勞動生產中去。
同時，商鞅還注重提升良好的社會風氣，建議以士大夫為代表的統治階層，要以身作則，親力親為，杜絕除了“農戰立功”之外的求官爵，從而“令民歸心於農”，極大地提高了秦國下層民眾對“務在墾草”政策的認同。
再次，商鞅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商鞅認為雖然“商貧”會導致“國削”，但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才是國之根本，因此在國家發展順序上，特別是在農業經濟發展水平有限的秦國，推行抑商政策，是其不二的選擇。
商鞅通過調整稅收形式，以宏觀調控的手段減少商業可獲得的預期收益，將商人引導到農業生產中去；商鞅抑商並不是滅商，而是根據秦國戰時發展狀況，做出的權宜之計，他將商與、官、農並列，足以見到對商業的重視程度，但只是暫時優先進行發展農業而已。
此外，商鞅為了保證農業生產順利，還通過行政手段加以干預，在政策上進行引導，在法律上進行強制，威懾極個別仍不願意從事農業生存的民眾。
戰國時期“戰爭”才是強國的必經之路
商鞅不但是法家名士，也是兵家聖手，他的改革不但是政治、經濟體制上的改革，更是軍事以及全方位的徹底改革，在其變法之前，秦軍戰績是敗多勝少；商鞅變法之後，秦軍勝率直線上升，史書曾有齊技擊不敵魏武卒，魏武卒不敵秦銳士的記載，由此可見，商鞅對秦國軍事的影響。
商鞅認為農業是富國基礎，而軍事戰爭才是強國之路，戰爭不僅是一種對外擴張的手段，也是維護國內統治穩定的一種方式。在軍事戰爭中，商鞅首重謀略，其次才是軍隊陣型和作戰方式。在具體的戰爭準備上，他強調在戰略、戰術上重視敵人，謹慎戰爭，最好能做到屈人之兵，不戰則已。
在戰爭中，商鞅認識到，即使擁有強大的軍隊，如果沒有與之匹配的後勤供給能力，也將無濟於事；我們對著商鞅的軍事思想，再回首看看長平之戰，其實戰爭是可以預測的，長平之戰中，到最後成敗階段，雙方打的就是後勤供給，相對於源源不斷的秦國增兵，而過分強調自給能力的趙國軍隊，最終因為缺糧而陷入困境，從而導致覆滅。
商鞅的治軍思想（壹、賞則無敵）
在長平之戰中，秦軍雖然三年不歸，卻能保持旺盛的戰鬥力，這不僅依靠的是秦國尚武的文化傳統，也不僅僅依靠的是兄弟之義、袍澤之情，而是秦國賞罰分明的治軍思想；商鞅變法時，在軍事上以法令的形式明確的秦軍的責任，利用秦人勇武善戰的精神，極力推行軍功授爵，從而提高秦軍的士氣以及奮戰到底的無盡動力。
戰場上實行殘酷的刑罰
商鞅為了解決治生死懸於一線的戰場上，面對血與火的考驗，士兵會出現貪生畏戰的現象，他提出了重罰與重賞相結合的措施，使得士兵不畏艱險，勇於對戰，將服從命令與捨生忘死的精神融合在一起，打造一支在戰場上勇往直前，不畏犧牲，奮戰到底的軍隊。
為此，商鞅針對戰時需要而建立了一套嚴酷的戰場軍事法令，他強調重刑輕賞，先刑後賞；此外，秦軍軍陣中還使用各種識別標誌，將帥通過金、鼓、旗、鈴等聯絡工具向士兵傳達自己的意志，使秦國士兵絕對服從統帥的命令，對違規使用標誌或者不按規定執行者，都規定了死刑。
在長平之戰中，白起是後來才領軍的，為了確保秘密不被洩露，秦王規定“有敢洩武安君將者斬”，由此可見，商鞅在軍法制度中對士兵紀律的約束是相當重視的；除此之外，軍隊要想獲勝，光靠重罰，光靠軍紀嚴明是不行的，還必經擁有必死的決心和鬥志昂揚的士氣，這就是激勵機制。
商鞅在軍中推行“什五連坐制”，將士兵團結成一個緊密的整體，從而形成戰鬥力的整體合力，在同伍之人中，或者同一連隊之人，若有人在戰鬥中陣亡，同伍之人，必須殺死等量數量的敵人，才能被免罪，否則整個連隊將被斬首；這就減少了秦兵因個人原因貿然出擊而導致戰鬥失敗的可能性，提高秦軍戰術的整體性。
此外，商鞅對將領叛國投敵的行為，規定了更為嚴厲的懲罰，一旦發生這種事件，不僅自己會身敗名裂，還會連累家人，將領級別越高受到的懲罰越重。在戰場上，秦國的軍事刑罰基本上以死刑作為唯一的懲處手段，使得秦軍能夠自覺遵地維護軍法，嚴格遵守，這也是秦軍戰鬥力強於六國戰鬥力的原因。
- 利用軍爵提升士氣
長平之戰的統帥白起，一生征戰無數，殲滅和斬首敵軍高達百萬人之多，但長平之戰中，白起卻對四十萬趙國降兵採取了“盡坑殺之”的處理方式，白起之所以這麼做，除了軍事上和糧食上的考慮外，更多的還是考慮到了商鞅制定的軍功授爵制度。
在商鞅變法初期，就制定了“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並制定了詳細的爵制，即使是宗室貴族若沒有軍功，也不得為屬籍；不同的爵位除了政治待遇不同外，經濟上待遇也差別明顯， 例如在飲食的差別上，普通士兵僅能吃糙米果腹，爵位高的士兵可以吃精細糧食，菜品豐富，食量供給大，這對於在戰場上靠體力以命相搏的士兵而言，其誘惑力不言而喻。
此外，士兵晉升爵位後還有一定的豁免權，對於出身於奴隸階層的人，爵位可以瞬間使他們擺脫奴隸身份成為平民階層，這對於奴隸階層而言誘惑力是巨大的；在如何晉升爵位的措施上，商鞅有具體的規定，例如，普通士兵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斬首越多者，賞級越多，也就是說，斬獲敵人首級的數量是秦軍士兵戰功的重要依據。
因此，長平之戰中，是爵位巨大的利用驅動下，秦國士兵競相追逐敵人首級，正是因為秦國軍功授爵制的得到徹底落實，那麼四十五趙國降兵的命運便可想而知了。
君主制軍事思想（君主才是軍隊最高統帥）
白起在長平之戰中任軍事統帥，因戰獲功，爵至武安君，後又因戰獲罪，被秦昭襄王賜死；史書上關於白起的死因，記載的是，白起因秦王不採用自己正確的戰略，擔心兵敗辱國而拒不接受秦王命令去攻打邯鄲，惹怒秦王被賜死的。
其實，這件事體現了商鞅軍事思想中的“權制獨斷於君”，白起違背秦王意志，拒不領命參戰，外加在長平之戰後擅自坑殺四十萬俘虜而斷絕了秦國與趙國政治和談的可能性，白起的最終命運是早已註定了。
白起之死的導火索就是違背君王意志，在“權制獨斷於君”的秦國，白起在全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卻敢於違背君王意志的軍事將領存在的，這是秦國君主絕對不能允許的；商鞅是如何實現“權制獨斷於君”的呢？
- 秦國實行文武分制，弱化武官權力
隨著商鞅變法在秦國深入地進行，他認識到奴隸時期盛行的文武合一的職官制度，已經不能滿足秦國的戰爭要求，隨著戰爭規模擴大，戰場上對於職業軍官需求愈發迫切，於是他實行文武分制的職官制度，表面上看這是職官專業化所要求的，其實更多的目的是將權力集中在君王的手中，分而治之。
商鞅改革軍事官制度，重視從基層選拔軍官，又以法令制度的形式對高層軍官的職權加以約束，秦國在武官序列上，沒有出現像中原諸國那樣大將軍的職務，在和平時期，秦國最高軍事指揮官是國尉，只有徵發、訓練、以及軍隊後勤工作等權限，即使在戰爭時期，國尉也沒有領兵作戰權。
秦國戰時軍隊的統帥是由君主臨時任命的，對將領領掌軍的印信勘察制度要比六國嚴格的多，大軍出征時，必須持有君王的另一半虎符才能調動軍隊，若遇到十萬火急之使，例如烽火緊急之事，要調動超過50人以上的士兵，就必須動用虎符，在如此細緻的調兵程序監控之下，弱化武官對軍隊的控制，使得秦王牢牢的將軍隊掌握在自己手中。
商鞅認為要實現國家的“治”，“權”只能君王一人獨掌，在軍隊的培養上，軍人必須忠於君王，必須忠於國家，確保將士對君主的絕對忠誠。正是在“權制獨斷於君”的思想指導下，秦國變法在君主的強力推行下，取得如此成功，變法的結果也使秦王的權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各種權力均集中在國君一人身上，軍隊的最高指揮權也不例外。
白起作為秦軍統帥，在軍中擁有巨大影響力之後，卻為了堅持自己的意見而違背秦王旨意，秦王的絕對權威被白起冒犯，白起在功成名就之後，忽略了自己在秦國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外加上，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對“權制獨斷於君”的堅信，白起的結局便已註定了。
小結
從以上敘述可知，商鞅的上述變法思想都得到了基本落實，取得了良好效果，在經濟基礎上削弱舊貴族特權，強化王權，建立高效的行政體系，大力加強農業生產，確保農業產出數量，同時又以治吏為前提，以限制商業、增加農業生產為目的，以愚民為手段，各種環節，環環相扣，不僅為秦國軍事經濟體制打下基礎，更為秦國大規模對外戰爭積蓄了必要的戰略經濟、戰略後勤、戰略物資的儲備。
正是商鞅的農戰變法，給秦國創造的強大的經濟基礎，並且支撐著強大的後勤供給能力，當秦趙兩軍對壘時，當趙國對是戰是和還在爭論不休時，秦國卻君臣同心，一邊斡旋邦交，一邊全力支持長平前線，勝負不得而知。
商鞅軍事法思想最核心的內容是農戰思想，而農戰思想根本就是國力的比拼，秦國在統一兼併戰爭中，無不依靠強大的國力來征服六國，拖垮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六國，即使秦國在完成統一之後，仍然注重“農戰”思想，北擊匈奴，南臣百越，修建萬里長城，這避免耗費國力。
由於秦國長期習慣於國力的比拼，習慣於以強制強，秦國將領熟知“戰法必本於政勝”，卻忽略了對戰術的影響，一旦戰爭對手發生改變時，這些固守商鞅軍事思想的將領們便無所適從，例如面對農民起義時，面對項羽、劉邦採取靈活多變戰術時，熟十萬秦軍固步自封，最終灰飛煙滅。
參考文獻：《商君書》、《戰國策》、《左傳》、《資治通鑑》、《先秦兩漢經濟史稿》、《後漢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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