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的《陈情表》不仅收入《古文观止》中，还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其所抒发的孝亲情感深切动人，读之泪洒，堪称千古绝篇。
但今天非是要文章鉴赏，而是讲讲其文章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历史背景。或许借由读史，甚而更能体会其情感。
原文不长，贴之如下：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第一段讲自己出身孤苦，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情形，情感真切，可以说是这篇名文最动人的地方之所在。
而其第二段和第三段就很有些历史可以细品了。
·泰始初年，司马炎和蜀汉遗臣薄弱的互信基础
第二段提到了，先是郡太守察孝廉，然后是州刺史举秀才，两次推荐他，他都没应征。后来皇帝下诏要拜郎中，他也没去，到了第四次直接下诏征为太子冼马，他也没去，地方官多次上门逼迫，这才上了这疏《陈情表》。
《晋书·李密传》关于这一段背景的记载是这样的：
“少仕蜀，为郎。数使吴，有才辩，吴人称之。蜀平，泰始初，诏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遂不应命。乃上疏《陈情表》。”
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到，李密年轻的时候就做蜀汉的官——李密本身是四川犍为人，当到了郎。从东汉开始的时期，郎官一般是指尚书郎，官不算大，却是皇帝重要的近臣班子。而且，李密还多次代表蜀汉出使东吴，其才辩给吴人留下深刻印象，这说明他出使时的角色至少是有一定份量的，能够参与外交会谈的。
然后是“蜀平”到“泰始初”，这段历史大致是这样的：
公元263年十一月，邓艾进逼成都后，蜀汉后主刘禅投降。
公元264年正月，邓艾被钟会陷害所杀，其后蜀汉大将姜维联合钟会谋反，失败被杀后株连了很多蜀汉旧臣。
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位。同年12月，司马炎接受曹魏禅让称帝，并把这一年改元为泰始元年。
公元267年泰始三年正月，晋武帝司马炎立太子司马衷。所以一般认为李密被征为太子冼马的时间应该是泰始三年。
也就是说从司马昭平蜀到司马炎立太子期间经过三年，这期间先后发生了地方察孝廉、举秀才、下诏拜郎中、下诏征为太子冼马，从时间讲也吻合。
我们如果把这个时期展开来看，就会发现。从孝廉、秀才到郎中、太子冼马，背后是一段司马氏收拢蜀汉遗臣的过程。
刘禅投降后，被送往洛阳，有一批蜀汉大臣跟着去了，接受了司马氏的安置。而大部分的蜀汉旧臣留在了故地，这些人除了少部分还能继续被任用外，剩下的就成了
遗臣。对这群遗臣怎么处理，历来都是一件很考验政治智慧的事情。更何况平蜀后发生了姜维等蜀将联合钟会谋叛的事件，虽然很快被平息，但必然进一步影响司马氏对蜀汉旧臣的猜忌心思，更何况司马家的男人们，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再到司马炎，乃至后来的八王之乱，历来都是小心思特别多的。
·征辟过程的门道
这时若细心品读，你会觉得，司马氏对李密的第一、第二次征辟，听起来好像不太对。第一次，郡太守察孝廉。第二次，州刺史举秀才。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人才选拔机制还是察举制为主，察孝廉和举秀才指的是由地方官发现地方上的人才，然后推荐给朝廷，朝廷列入名单并进行考察，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一般是中正官会担任考察工作，予以一定的评状后，由朝廷授官。
前面我们提过，李密在蜀汉虽不算重臣，但身份不低——这从后面下诏征为太子冼马也可以看出来。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有心要授官，按理是不需要走察孝廉、举秀才这种程序再起用的，可以直接由朝廷或州郡征辟的。就好比您能想象北宋平南唐、后蜀之后，对其当过高官的大臣说，你再来参加我们的科举考试，我再给你官做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地方官不知情才这么做的吗？肯定不是。而且，这种察举过程肯定不止对李密一人，应该是对很多蜀汉遗臣都做过的。这里，容我怀有一点点无伤大雅的恶意猜测，这是司马氏对蜀汉遗臣的摆谱，有点嗟来之食的味道：喂，想当官吗，来，我给你个。
这里关键点就来了，如果单纯是为了照顾祖母，李密是可以接受这种察举的，因为察孝廉和举秀才后，是可以请求留在本地当官，就近照顾祖母的。但是一来出于最起码的文人骨气，他没接受，想来当时很多蜀汉遗臣应该也都是拒绝这种呼之即来的。二来，司马氏的目的本就是想把这群人叫到北方去的，而不是要让他们继续留在当地的。其实这个思路历来如此，秦始皇统一后把六国宗室都拉到咸阳，刘邦统一后整个汉朝也一直在把各地大族豪强拉到长安陵邑居住——所以才有了“五陵少年”这群富二代加官二代的跋扈。
到了第三次拜郎中，应该是司马氏这一次对蜀汉遗臣有一点放软身段了。郎中这个官即我们前面提过的郎官，虽不算显赫高官，但也是皇帝的近臣班子。只不过郎中本身是一种笼统的身份，不是具体的职事官，一般也没有数量限制。所以我猜测这个拜郎中，应该也是对很多蜀汉遗臣征拜的，而不仅仅是对李密一个人。估计这时候蜀汉的遗臣中应该有不少人应征了，李密却再次拒绝了。我们愿意相信他纯粹是为了不愿离开祖母身边而拒绝的，那为什么他这时候不上陈情表说明下拒绝的理由呢？这个正好某种程度可以验证前面的猜测，即征拜郎中是面向很多蜀汉遗臣的，而其中还有李密以外的人拒绝了，所以李密或许也没有把这种拒绝视为太严重的事情。
可到了第四次直接征拜为太子冼马，太子冼马可是太子身边的重要成员，未来很可能是国家重臣的。这可是个虽然品秩没有很高但却是实打实的重要官职了，这时候再拒绝，可就真的会惹怒当权者了（这里我们可以设个疑，司马炎是真心想用个蜀汉遗臣当太子身边的要员吗？）。于是，李密必需上表把理由说明，而且还得能说服司马炎，否则就真的遭殃了。
·扬孝抑忠，说给自己人听，也说给吴国人听的
在文的第三段，李密给出了足以说服司马炎的两个理由。首先是强调“圣朝以孝治天下”，给了司马炎一个树立孝治典型的机会。很多人对晋朝强调孝这点有疑惑，觉得汉代也很强调孝，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旁述一条史料，或许可以帮助领会这个问题。司马炎即位后不久的泰始二年（266年）八月，其父司马昭的葬礼完成了。按照汉魏的旧制，因为皇帝身负国家重责，所以一般下葬后，皇帝就除服了。但司马炎在葬礼后依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语出《晋书·武帝纪》），还和上疏劝谏的大臣来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讨（演）论（戏）。
然后，李密给的第二个理由，是强调自己“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这话差不多是赤裸裸地自黑说，我这人当官是为了图富贵，不是为了尽忠的。这种话虽然表面是在说你别误会，我可不是因为想对蜀汉尽忠而不响应你的征召，我爱当官着呢。这时你会疑惑，这样说，哪个君主听了会喜欢呢？历史上刘邦、刘秀等君王，就算是敌对势力的臣子，都嘛褒扬其能为故主尽忠的，贬抑那些轻易投降的，因为你能对旧主尽忠，也会对我尽忠。但这话司马炎受用了，因为这话不仅可以说给自己人听，也可以说给吴国人听。
有人说，这是因为司马氏本身是曹魏的臣子然后取代曹魏，所以不能强调忠。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没说到根子上。真正的根源是随着两汉经学思想体系的崩溃，魏晋士大夫玄学之风兴起，原来立足于以经学进行阐释的“忠”的内涵，已经不大进入士大夫的主流观念了。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丧失才是魏晋之后几百年乱局的一个关键。另外，当时是士族门阀政治正在形成的时期，强调孝多于忠，也意味着更有利于对士族利益的保护，这也是当时的重要历史背景。
而另一方面，这时候吴国还在，而司马炎正雄心勃勃地想征服东吴一统天下，需要释放出足够的政治宣传攻势来吸引东吴士大夫的投诚。一方面借由大规模录用蜀汉的官员，告诉东吴的大臣，东吴归了我晋朝后一样人人有官做。另一方面，借由这文章传达一个信号，别抱着为孙皓尽忠的念头了，这个不时髦了。
所以，司马炎收到《陈情表》后也乐得将其作为典型宣传，给了“士之有名，不虚然哉”的评价，然后赏赐了奴婢并让地方提供补贴，帮忙奉养李密的祖母刘氏。
后来刘氏去世后，李密仍然以太子冼马的官职被征召到洛阳，但不久就被外放做了温县的县令。虽然温县县令的品秩和太子冼马可能相同（大县的县令和太子冼马应该是品秩相近的，但笔者未进一步查证，姑且这样猜测），但职位的重要性毕竟天差地别。由此再次可见司马家男人的小心思了：哪里是真的要让你当太子冼马啊，只是想把你叫过来罢了。
【最后，补充点个人感叹。有时候读古文，再细读其背后的历史，会更有深入理解。实际上古人读古文也是这个方法，一般会在原文旁注其历史渊源、典故等，评论其本末。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学过程这方面讲的比较少，殊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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