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的分量和《寄生蟲》一樣重

在憑藉《生命之樹》奪得金棕櫚大獎的8年後,美國導演泰倫斯·馬力克在去年又攜著他的新作

《隱秘的生活》重回了戛納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儘管最後並未斬獲什麼實質性的大獎,卻也是他在近幾年拍電影拍得越來越飄後的一次向傳統敘事的復歸。整體的故事無非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奧地利士兵弗蘭茨因在二戰時期拒絕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拒絕為納粹德國而戰,最終被判死刑。而在馬力克獨特的影像風格潤色下,故事本身成了一種詩意狀態的反覆與延續。

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的分量和《寄生蟲》一樣重

開場不過半小時,熟悉的馬力克獨特風格就已悉數上場。攝影機無限地貼近人物的臉龐,近距離地用一顰一笑還原喜怒哀樂,同時他們的喃喃絮語又在耳邊溫柔地迴響。用鏡頭間的剪輯向人類這個物種本身與大自然一併無限貼合。

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的分量和《寄生蟲》一樣重

總結說來,影片大抵是兩個空間之間的撕扯,碰撞與鬥爭,一個是男耕女織無限田園風光的自然空間——拉黛貢德村,一個是處於城市之中充斥著陰暗與暴力的密閉空間——囚牢監獄。

前半段是自然空間的無限擴展與延伸,是所謂單純美好,隱秘生活的具象展現,是夫妻二人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是丈夫在短暫地充軍歸來後兩人徑直倒在路旁草地上的擁吻,是女兒們在家裡胡亂奔跑發出的雜聲製造的小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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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到後面第二種密閉空間的出現,所有的美好才具有了可被感知的重量與力度。互文與對比成了表現兩個空間鬥爭的載體:在同樣的仰視角度鏡頭推進下,一邊是白雲與陽光遍佈的天空,一邊是對稱分佈著牢房的監獄天花板,有機形狀與幾何形狀無法融合的矛盾隱性埋藏在如此的組合剪輯裡;弗蘭茲與妻子芬妮之間的信件往來構築起詩化的橋樑,但將兩個個體命運聯繫在一起的還包括他們在不同空間中完成的同一個動作本身(跪立在房間中央向神虔誠地叩拜);甚至還有將本應只用來描繪自然風光的廣角鏡頭又原封不動地向牢獄裡的室內戲移植,於是無限放大了狹小侷促的室內景中人物遍佈痛苦與邪惡的扭曲臉龐。

當然,在兩個空間的這樣一來一回中,逐漸反而勾勒出了一個反對異己存在的大極權社會空間,兩個人物異地共時地被囚禁在這樣的失序空間中,哪裡都無處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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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結尾,弗蘭茲走向死亡之前的10幾分鐘貢獻了整部戲最出彩的段落。前面時刻在場的陽光被剝離,只剩下陰鬱淒冷的環境與色調。處刑前,弗蘭茲旁邊年輕的男孩茫然地問他,“我該在遺書上寫些什麼”。

鏡頭始終保持在低機位,遊離中捕捉放大每個人臉上的焦灼與不安。周圍景物的空鏡頭一掃而過,攝影機取代弗蘭茲的眼,急促地想要留住世界最後的模樣:被煙染得發黑早已棄用的煙囪,周圍一排排緊閉的低矮倉庫,和微風吹拂揚起的樹枝。芬妮輕輕地呼喚他名字的聲音在耳畔響起,於是畫面已變成他騎著機車在拉黛貢德村的小徑上疾馳的場景:那似乎是他們第一次相遇的那天,他騎著那輛機車,她穿著她最好看的那條裙子,他們互相對望然後成為夫妻。

意識裡的終究是碎片,他又再次處於現實中,被拉入了那間就要處刑的小黑屋。恍惚下,獄卒提起水桶清掃地面血跡的水聲與拉黛貢德旁那條河流潺潺的水聲連接在了一起,生命而於此時消解了起點與終點,長流不盡。

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的分量和《寄生蟲》一樣重

上一次馬力克拍二戰片已要追溯到22年前,那時,在拍完《天堂之日》退出影壇的20年之後,又在1998年帶著他的《細細的紅線》參加那一年的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一舉拿下了最佳影片金熊獎。同樣是以戰爭片來表達反戰思想,《細細的紅線》是將鏡頭對準了處於戰爭之中迷惘無助的士兵們,《隱秘的生活》則是聚焦於身處戰爭背後的普通百姓。

在《細細的紅線》裡,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主角,所有士兵都是這場殘酷戰爭的見證者,如同臺詞裡所說“也許每個人都有共同的靈魂和相同的命運,每張臉孔都是同一個人,一個大我”。攝影機在每個士兵的臉上徘徊,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的視角鏡頭不斷切換,儘管不同的人格,但卻一起完成了整個戰爭受害者的構建。

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的分量和《寄生蟲》一樣重

《細細的紅線》

唯一戲份較多的那個士兵,透過他的眼為工具,從他的出場到戰死,去發現所有受害者他們痛苦中夾雜的光榮,去看見他們一個個眼裡僅存的星光,去感受絕美自然鏡頭所帶來的詩意與其中夾雜的血肉模糊與生靈塗炭。

而《隱秘的生活》裡則是有著絕對的主角,即弗蘭茲與他的妻子芬妮,整部影片都是關於他們兩個“小我”與環境和命運抗爭的故事。他們兩人為了個體人格健全的堅守,相愛而不得是所有溫柔抒情的落腳點。

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的分量和《寄生蟲》一樣重

影片其實還是講述了在一種狂熱,盲目的民族主義氛圍裡,究竟該如何面對,如何對待源自個體思想上的差異,抑或直接說是自知的清醒。

弗蘭茲只是一個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儘管影片中有意將他塑造為一副聖人模樣(完美而毫無缺點),但他的身份終究還是一個平凡的個體,是和那八名醫生還有另外許許多多我們或許還無法知道他們姓名一樣的平凡個體。他們在面對明顯存在偏差的決策命令面前,在面對著龐大的政治機器帶來的強壓下,堅定著屬於他們自己內心道德觀里正確的事情,帶著“不能,不明白”的精神死磕到底,即使被打上“叛徒”與“叛國”的名號。

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的分量和《寄生蟲》一樣重

個人的力量總是太過微不足道,個人的抱負總是被冠以理想化的名號,甚至如片中德國軍官為了教化弗蘭茲曾多次提到過的那樣“你認為當局會知道你嗎,你的抗議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嗎,你認為有任何人會知道,會聽到嗎,沒有人知道高牆後面的事,沒有人”,但這些都無法構成我們逃避,我們不作為,我們逐漸變得和他們一樣的正當理由。

我們無法去自主選擇天生的國籍抑或民族,但我們可以選擇為了腳下的這片土地,為了這片土地上棲居的自由究竟能做些什麼,能做到什麼程度。片尾打上的艾略特那長長的一段話已經代表了一切:“世上的良善漸增部分賴於不見經傳的行為,而你我周遭的事之所以沒那麼糟,一半歸功於那些不求功名,只求忠誠生活,死後無人弔唁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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