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公迁鲁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场公筑茅朔门。”集解
引《世本》曰：“场公徒鲁。”未忠曰：“今鲁国。”这条材
料，不知困感过多少学者，且成为解释伯禽封鲁的另
一大难题。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相信场公始徙鲁，
那岂不等于说，伯禽就封时还根本没有到过鲁？如果
马上对此作否定的回答，那么场公徒鲁又从何谈起
呢？问题真是越搞越复杂了。
笔者认为，以往的讨论还是面于鲁国西来说，而
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所在：奄、鲁原本为二而非一。
不弄清奄、鲁关系，不可能对场公徙鲁得出合理的解
释。
奄为商殷侯国，周人称为商奄。其侯国地位可由
甲骨卜辞的“王入于奄”等材料得到确证，禽 铭文
所称之“盖侯”亦即奄侯。奄国的建立者是运奄氏，源
出东夷少昊集团的后裔赢（）姓伯益部落。东夷集
群的最高图腾是燕（及由燕子神化而创生的凤），“运
奄”二字即“燕”之初音的缓读，与赢姓之得称出于同
一个语源，亦即赢姓之分化。奄族的详确历史不可
考，但它很早就已入居今鲁西南地区可以无疑，同出
赢姓的秦、徐、莒、苑裘及终黎、黄、江、白冥、修鱼等
族，夏商之际都曾在这一带活动。这一地区以曲阜为
中心，古称“少昊之墟”，整个上古时代都是东夷、西
夏、北狄三大集群文化的交汇区，并且不时有南蛮文
化渗入。传说黄帝(北狄首领)生于曲阜鲁东门之北
的寿丘，炎帝（西夏宗神）亦曾“初都陈，又徙鲁”，虽
不可视为信实材料，而从民族迁徙与融合的角度看，
也并非全是无影的造说。肯定在某些时期，迁徙到这
一带的西北民族错落杂居，其宗神之把的规格并不
亚于东夷之把少昊。所以到夏、商、西周时，这里仍然
方国林立，奄、鲁皆是其一。奄族大约在商代中期已
立国，至迟在盘庚迁殷后上升为诸侯。此后它势力膨
胀，奄有今汶、泗流域的大范围，可能与后来鲁国的
疆域相去不远。不过当时包括鲁在内的小方国依旧
并存，并未被消灭。周灭商，奄人联结徐、淮夷，仍保
存着强大的实力，随后成为武庚复国的重要同盟军，
至周公东征始灭国。
商奄的地望，传统的说法几乎都混同于鲁。如
《左传》昭公元年孔疏引服皮曰：“商奄，鲁也。”《后汉
书·郡国志二》亦云：“鲁国，古奄国。”《皇览》及《读
史方舆纪要》等书，甚至具体指证奇都故址即在鲁故
城内，根据便是曲阜旧县东数里有地名曰里。可是
近些年来的考古调查却不能证实此说：不但在已知
鲁故城的范围之内尚未发现与奄国历史地位相应的
居住遗迹和墓地；甚至在曲阜全境，也未找到奄都故址的踪迹。倒是在曲阜东南的一些地方，已发现多处
大型商代遗址，如滕州前掌大遗址。因此胡秉华推
测，在商朝的某个阶段，奄人可能以前掌大为中心统
领其国”。也有学者推测奄都在今曲阜以东的泗水、
平色一带。仅就现有资料分析，在曲阜一带再现奄
都故址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但有更多的迹象
表明，奄都可能在鲁故城东南，并且距离不会很近。
将奄、鲁故城离析为二，是解决场公鲁问题的
唯一可行途径。清人龚景瀚《静斋文钞》卷一《鲁都
考》，提出鲁本有两城，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大概是
幸而微言有中。但他又说鲁公盖达居两城，二者相距
不过三四里，闫阎相接，后又联而为一。这显见是沿
用后世说法，坚持以奄里为奄城，故仍令人摸不着头
脑。又将“场公鲁”颠倒来理解，说是场公“克渊克
夷”后，乃将鲁国由曲阜迁至奄人所居之城。此说尤
难讲通，正如炎帝之“初都陈，又徙鲁”，“徙鲁”只能
是徒于鲁，以“鲁”为宾词，不妥。
细究其实，伯禽就封之鲁是一事，定都又是一
事。古时的“定都”概念亦与后世不同，迁徙是常有的
事。伯禽初随周公东征，军事方殷，其时既未正式受
封，更谈不上定都问题。《左传》定公四年说鲁之建
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吴之虚”。孔
疏以为“言封鲁于少吴之，则商奄非鲁也”，猜对
了。事实上，载籍屡言成王“践奄”、“入奄”、“至自
奄”，说的都是奄城，因此伯禽始就封必定亦在奄都，
迁其君于蒲姑而不据其城，断无是理。从《竹书纪年》
的记载来看，周人之初入奄似未受到多少抵抗(此当，因周人灭武庚时已打垮西进的奄人势力），故能当年
又东进灭蒲姑；次年回师南进伐淮夷，事平，乃复入
奄，迁其君。此当即初拟封邦定都奄城之意,唯其时
成王尚未亲政。
历时三年的周公东征·初步平定了东夷地区，故
《竹书纪年》有“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甲兵）措四
十年不用”之说，然至康王晚年，王道缺微，东夷复
起，周人又被迫进行第二次东征。传世班 铭文记毛
公率军“伐东国戎”，“三年静东国”，照黄盛璋的看
法，这便是指周人的再次东征。他还话计事在昭王前
期，并考证宿我可能在厌次(今山东惠民东）一带，地
近渤海湾”。联系商奄之兴灭来看，此役发生在康王
晚年的可能性更大，“病”似亦只是“奄”之借字®。鲁
侯殴（诸家金文书或称明公级、色殴）铭文说：“唯王
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称。鲁侯有 功，用作擎
葬。”文中明公即毛公，鲁侯当指鲁场公，莘即旅、即
鲁。是知此器乃鲁人为毛公庆功之作，以定名为鲁侯
毁为宜。又文中地名称即肿，即费，《尚书·费誓序》
所谓“鲁侯伯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
誓》*，实为毛公东征时事，若指第一次东征，则当时
伯禽尚未正式封鲁，亦不得称鲁侯。确切地说，序中
“伯禽”二字亦是膀测所加，毛公东征时伯食已去世。
毛公是西周前期的一位大人物，在金文和载籍
中称呼繁多，如称毛伯、明伯、明保、保、毛伯明、毛
父、伯憋父、中髦父、中族父等。其人为谁，迄今无定
说，或以为指周文王子、周公之弟毛叔郑，或以为
指周公之子伯禽、君陈，又有以为指昭王时周公之子
者。本文倾向于指毛叔郑。郑之字为明，官为保，因食
采于毛，故称毛叔。金文中或称“周公子明保”，意即
“周之公子明保”（用李平心说），不宜理解为“周公之
子明保”，因为周公之子的名与实，可考者难与“毛
公”之称相合。毛公在成王时已为三公之一，故康王
末得专征伐。涉及他的金文有成王时的，也有康王时
的，未可一概而论。保卤铭称“王令保及殷东国王
侯”，伯愁父敦盖称“王命伯戀父以殷八师征东夷”，
应该都是康王时器。《逸周书·作雒》称“俾中父字
于东”，当亦是第二次东征以后事。计其年岁，毛公东
征时殆已在60岁以上，故有父之称。
与场公徙鲁关系最密切的金文记录是沈子毁铭
文。文中既记沈子本人克蔑事，又颂其父场公“克渊
克夷”之功，渊即奄，二字音通，可知奄人直到此时仍
未被彻底征服。场公父子所为，应都是配合毛公东征
的行动，鲁侯段铭文是最好的证据。不过其时奄人大
都已南逃徐淮（商末徐夷尚在今山东境内），并非尽
居旧地。以地理求之，场公所克之渊当指古漕渊，亦
称繁渊。其地有二：一在今河南东北角濮阳西；一在
今安徽北端硕山、萧县间。两地都可能曾是奄人灭国
后的散居之地，而场公所克当指后者。沈子所克之蔑
即姑蔑，地在今山东泗水东；然沈子的封地在今河南
平與北（或说在今安徽阜阳西北），则其克蔑后亦曾
西进，或者姑蔑之族在奄国灭亡后本已逃至豫东。由
此推测，奄人大概在伯禽去世后（《竹书纪年》载其卒 万力
在康王十九年），又与徐淮夷卷土重来，结果被烦公
及周人的东征大军打败。而战事亦历三年，足见当时
东夷势力之大。
场公为伯禽子、考公弟，考公在位仅四年，大约
正是毛公静东国的时期。此时鲁国统治中心仍在旧
奄都，向为徐淮夷出入之地；“克渊克爽”后，场公以
战功取代其兄为鲁公，乃为避敌及立意兴鲁而迁居
旧鲁地。于是加筑城垣，并筑茅阀门（《竹书纪年》载
其事在场公即位元年），从此开始了建都曲阜的规
模。名实相副的强大姬鲁封邦，盖亦由此而奠基。窃
以为所谓“场公徒鲁”，此为正解。茅瞬门的“茅”字，
历来学者多训为“夷”（《史记》集解引徐广日“又作
夷”），可能过分注重了茅夷之称，春秋时邾大夫尚有
称茅夷鸿者。然夷考其实，“茅”似乎最宜视为毛、髦
或族的替代字，场公作茅瞬门（实为正面城垣上的高
台建筑），盖以象征中髦父毛公东征的胜利(或许还
有望风侯斥的军事意义）。毛公因此役而“宇于东”，
即依旧例分封于东土，其国即典籍所见之茅（或作
茆），地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南，后为鲁国所吞并。古时
胤嗣不严，载籍又难分辨，或者久而传，以致把茅
和凡、蒋、邢、昨、祭等都看成是“周公之胤”了，其实
成、康之际为公者，不止周公旦一人。
场公徒鲁，当有少部分奄国旧族随迁，此即曲阜
I旧县东奄里地名的来历。奄都故城，商时可能不止一
处，其规模也不会太大；旧鲁城是否也曾为奄都，不
得考知，而估计其规模更较商末奄城为狭小。现今发
掘所知曲阜鲁故城的城垣，年代最早的也只能约略
推断始建在西周前期，大约不会延伸到场公以前。场
公益号不佳，且在位仅6年，看来未得善终。但他是
一位开拓性的君主，鲁疆的扩展恐怕多半要归功于
他，故如《诗·闷宫》所示，后来鲁人仍给以隆重的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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