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向各位汇报一下憋大招的来龙去脉。上周在准备文章的时候，涉及到了经济学，突然发现无论之前学习的课程也好，读的书也罢，理解的内容都太肤浅，待到使用时发现很难形成较为专业可靠的思想。这让“读书在精不在多”的思想，得到不断深化。恰逢读完郭建龙的《中央帝国军事密码》，结合之前阅读施展的《枢纽》和张经纬的《四夷居中国》，内心升起了一股热流。想不如做，说做就做。
本周开始精读三本书，梳理脉络，将知识按照固定顺序进行融合，确实受益匪浅。这既是种尝试也是种挑战。作为业余写手，开始的时刻，并不确定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但随着知识的梳理，内心的获得感越来越充盈，知识内化逐步成为了现实。
平心而论，作为非专业的知识打磨者，我远不如专业的学者，但当跨出精读的一步后，发现这条路是通向坦途的大道。读书解惑，实为快哉、幸哉！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周都会将精读的内容和大家分享。终身学习，学无止境，思辨求索，共同起航！
在进入今天分享内容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点，为了减轻阅读负担，梳理知识脉络时，省去了原书中繁琐的注释和部分名词，比如《行书纪年》有古本和今本区别，文中均用书名代替不再区分。第二点，由于自身的能力限制，对从“三王”上古时代到夏朝，以及从夏至商朝的历史，理解不到位，无法形成自己的有效认知，所以分享中略去以上的细节，对从商末周初的历史着重分享。第三点，也是最想和伙伴们分享的重点，那就是希望和大家一起体会考古学对现今的意义，一起寻找中国思想的本源，并试图利用自己的文章帮助大家，理解几位作者关于“我们”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到哪里去的解答。
正如施展老师和张经纬老师所提到的那样，读懂了历史才能够以和解的态度寻找普世的人性价值，从简单的华夏夷狄观走出来，意识到四夷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四夷；也让我们在今天处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观点时，能够拥有更加宽容谦逊的态度，来消除各种冷漠和偏见。以史为师，正己之行。
接下来是本周的分享：
一、无序到有序
我们从哪里来，一直都是考古学家们追寻的难题，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但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可的是，中国大地上的人类祖先，自6万至7万年前走出非洲后，通过三条路线进入现代的中国版图。一条由中东进入南亚，经云南广西进入中国，这一支中的一部分西上高原，另一部分北上进入中原；另一条路从伊朗途径西亚、西伯利亚，南下进入中国；第三条通过海上道路，从印度半岛出发途径南洋群岛，向北乘舟航行进入中国。
不同的人群经过万年的休养生息，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公元前5000年前后，按照苏秉琦先生《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和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与多样性》的论述，共形成了六大区域、六大文化区和三大经济区。
其中六大区域分别为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交界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山东及临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分别以湖北及临境和江浙临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主轴线的“南方地区”。
六大文化区分别为北方地区的“燕辽文化区”，中原地区的“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文化区”，湖北长江中游地区的“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长江下游地区的“江浙文化区”，还有山西陕西交界处的“甘青文化区”。
三大经济区分别为以甘青、中原、山东、燕辽等文化区构成的“旱地农业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南方地区构成的“稻作农业经济区”，与新疆、西藏地区构成的“狩猎采集经济区”。
公元4000年前后，不同区域的文化发生连锁互动关系，相互影响和融合，形成了较为统一的中华文明。中原地区因为具有更大的地理优势，发展了更多的人口，且资源相对丰富，成为了各个地区文化交流的枢纽。随即中原文化逐步凌驾于其他各地区文化之上，构成了相对复杂又能够被各个地区学习的社会交往准则。我们从小津津乐道的传说，比如炎黄之战、炎黄之盟、蚩尤之乱等等，当放到广阔历史中，就还原成了文化、贸易和战争的互动。
上古时代，部落社会的稳定都来自于稳固的正当秩序，而正当的秩序来则自于对神的共识。所以尊崇各种“神”的部落之间就不得不为了建立秩序互相征伐，战胜者将自己的神定为主神，战败者的神成为附庸。当炎黄结盟打败了蚩尤，建立起了一整套神的秩序，才终于结束了“民神杂糅、人皆巫史”的历史。待到颛顼帝绝地天通，确立独尊之神超越各个地区的部落，获得了普遍认同。
为了巩固定于一尊的神的地位，人们演变出了复杂的宗教祭祀仪式，为了祭祀的方便，人们将神逐步抽象化，最终成为了具有超越性的“天”。于是对神的祭祀逐步过渡到了对“天”的祭祀。也正是对“天”的信仰，化解了不同部落之间的隔阂，形成了心理学上“我们”和“他们”的概念，让更多的部落之间认识到大家都是同等“人类”的存在。而天的概念甚至影响至今，许多传统的宗族礼法，都有类似对天的祭祀，各种礼法秩序传承历史，也都号称承载着“天意”。正是对天代表的宗法秩序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强化，“天意”成为了中国人祖先乃至今天很多人内在的“信仰”和“符号”。
二、商的没落至周的兴起
这种信仰的统一不仅仅是思想的巨变，更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许倬云在《西周史》中提出，商朝败给周朝，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商朝的神灵仍然是“宗族神”、“部落神”，视其他部落为“非人类”。而周朝的信仰超越了部落范围，上升到了“天下”的概念，加速了部落间的融合，和周人的崛起。
周代商前，就有自己的政治体系。在商代的中后期，周人迅速发展，商周的互动有着漫长的动态过程。长武县碾子坡为中心的考古发掘证实，沿着东亚大陆“地理漏斗”，早期周人从庆阳盆地南部进入泾水河谷下游，和商朝一样从事畜牧采集和贸易活动，直到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夫时，周人生活才开始从全部的商贸行为转变为半农半商的定居生活。
《竹书纪年》记载周文王之父季历，于商王武乙（商纣王曾祖父）三十四年，朝见归顺商朝，被封地三十里，赏赐玉和马匹。商王文丁（纣王祖父），季历被封为“牧师”，从侧面印证了周人从游牧到农业定居的过程，正是半定居半农业的生活方式让季历有能力担任牧师一职。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文丁二年，季历伐燕京之戎，文丁二年，伐余无之戎，文丁七年，伐始呼之戎，文丁十一年，伐翳徒之戎。同时《诗经·大雅·大明》记载季历不仅获得了商朝授权，对不服从部落进行讨伐，商朝还将帝乙之女“大任”嫁给了季历，通过联姻加强联盟关系，大任生下了后来的文王姬昌。之后，姬昌能力出众，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又发展农业生产，让周人的实力大增，势力蒸蒸日上，致使太颠、闳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纷纷归顺。
但是好景不长，周“诸侯顺之”的势头让商王警惕起来，一方面商朝频繁派遣周人征伐各个部落，削弱周人的实力；另一方面实施政治压力，商王文丁杀了季历，商纣王囚禁姬昌。司马迁《史记》记载：“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但由于归顺周人的“闳夭之徒”向纣王贡献了美女、马匹、熊和战车，姬昌得以释放。获释的姬昌，继续充当商朝的“兵器”到处征伐。
现今的电视剧都认为文王示弱，让纣王放松了警惕，从而获得了商朝西部边境的军事授权。但对三千三百年重见天日的殷墟甲骨文卜辞的研究发现，商纣王之所以对姬昌如此放心，更多的是因为从商朝武丁时期开始，处理晋南的羌人得心应手，拥有极高胜率，所以对于同样来自渭河谷底的周人，自然也拥有强大的自信。
商朝频繁驱使周人伐戎，让周人损失惨重的同时，也收获了重大政治优势。一方面战争大力消耗了周人人力资源，导致农业生产停滞，多次发生周人饥荒。在姬昌时代，周人仍以贸易和少部分农业为主要财富来源，而贸易取决于商朝的财力。种种原因，商朝未能满足高昂的政治收买，从而引发了周人内部的饥荒，迫使周人东迁至更易发展农业的“镐京”。另一方面频繁的战争，在统一的“天”信仰下，让不同部落同周人通婚融合，使得周人集众多部落长处于一身，不仅掌握了战车的制造工艺，还控制了青铜器和马匹的来源。
等到武王姬发即位，全力发展农业，彻底摆脱了贸易交换经济，也就摆脱了对商朝的经济依赖。同时持续大力同周边部落融合，引进青铜、马匹，改进战车制造技术，升级农具。这让正好位于周和商朝中间，被征伐的羌（戎）人，在逐步被融合的过程中向东迁移，最后周人从伐羌助商，逐步变成了驱羌伐商。
武王九年和十一年，两次伐纣。司马迁记载：“大卒驰帝纣师”，“纣师皆倒兵以战”。大卒就是战车，而商朝军队的记载中从未出现过“戎车”。战争技术的优势，让纣王一败涂地。伐纣之后，武王崩，周公摄政在商朝的基础上，向东征伐一直骚扰商朝的东夷，利用战车和当时最强的粮食生产能力，向东占领了山东及其南北邻近地区，营建洛邑。最后周公封于鲁国，其他姬姓贵族和姜氏贵族控制太行山以东广大区域。至此，周朝建立。
好，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下周我们继续沿着历史的脉络，回看历史的点滴。这是与您分享的第496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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