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诗学该如何理解?

二十世纪初期,布拉德雷在牛津大学的系列专题讲座中,提出“忧郁是《哈姆雷特》这部悲剧的核心,是该剧中复仇行为延宕的根本原因。如果忽略忧郁或者是认识不足,就不能理解它的本质”的论断。布拉德雷这么说,并非言过其实。

忧郁,宛如时代的坐标,溢满于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言谈举止中,成为莎士比亚戏剧诗学的一部分。文艺复兴时期斯宾塞、锡德尼、琼森、多恩和弥尔顿等诗人的作品中都弥漫的忧郁气息,吸引了很多现代学者以伯顿的忧郁理论为基础,如斯达尔夫人曾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忧郁作为英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来认识。

斯达尔夫人在摈弃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传统的关联中,找了理解莎士比亚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密码:国家地理和民族伤痛。但是,她也忽略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自乔叟开始,英国诗人就不断从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营养。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思潮、自然环境和历史记忆结合,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诗学该如何理解?

斯达尔夫人

一、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天才忧郁论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于生命的思考也促进了对天才的研究。在费奇诺看来,忧郁和智慧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物质,智慧是由与生俱来的自然的黑胆汁产生的,而忧郁则是由胆汁、血液和粘液,在心灵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后转变而成的非自然黑胆汁,给人们带来焦虑等消极情绪。因此,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是否是天才,并不仅仅取决于人体内黑胆汁的比例,而是取决于人体内自然黑胆汁和非自然黑胆汁的比例

天才一定是天生拥有智慧的人,但他们的情绪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发生波动。只有那些时代的完人或者是全人,才可以拥有足够的智慧,战胜所有的困难,战胜个人的恐惧和痛苦,坚定不移地为了人类的公平和正义奋斗。不过,这样的完人形象,在文学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既展示了人类的道德和智慧,也把人性中的懦弱、冷酷等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忧郁的人文主义者形象。

在二十世纪,有人认为,《哈姆雷特》就“是一部忧郁情感的史诗,他经历了苦闷、宣泄和治疗的过程,是一个伟大人文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是颇有说服力的。只是造化弄人,哈姆雷特一方面需要智慧探求真相,然后作出行动的抉择;另一方面,来自各种世俗的恶势力产生的巨大压力,也使他开始怀疑活着的意义。他要像战士一样,手中握着复仇的宝剑,一个人面对像监狱一样、秩序混沌的丹麦,思考行动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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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因此,莎士比亚塑造的丹麦王子,思考的命题涵盖了国家、荣誉、来生、今世、理智与情感等各个领域,比丢勒和莱顿绘画中的忧郁者更能洞察人性的困境。当许多压力排山倒海而来,肩负重任的哈姆雷特,成了一个被束缚了脚步的王子,却展现出人文主义者对生命的沉思。不堪重负的哈姆雷特,心中郁郁不欢,行动凝滞不前,他的内心比“缚在一个烈火的车轮上,眼泪像熔铅一样灼痛脸”的李尔王还要痛苦,内心的斗争比暴风雨还要猛烈,在戏中戏上演之前“生存还是死亡”的独白,也是最接近人性本质的探索。

像哈姆雷特这样典型的忧郁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并不多见。因为沉思与孤独,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而更多的是以忧郁沉思为借口,远离世俗的责任,追逐声名或不朽的伪人文主义者形象。他们既不是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了人类的幸福沉思,也不像哈姆雷特一样能够摈弃世俗的爱情与荣华,而是在世俗的利益和精神的追求之间的一种博弈。

由此可见,生活在俗世巅峰的时候,在哲学的沉思与世俗的追求之间,前者弥足珍贵,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沉思则变成一种心灵的慰藉。虽然在《皆大欢喜》里面,唱出了“不惧冬风凛冽”,“不愁冱天冰雪”的祥和之词,罗瑟琳和奥兰多等婚礼的良辰美景,也呈现出一片田园牧歌的浪漫情怀,但自然带来的忧郁沉思仍旧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可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心灵沉思的工具,不仅是阿多尼斯的花园,还有寒冬旷野中带给人们忧思的一草一木,以及让生活动荡不安的瘟疫和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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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哈姆雷特》

二、小冰期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忧郁意象

的确,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处于小冰期的恶劣气候,席卷欧洲令人恐怖的黑死病、以及频频发生的海难等天灾之患,像梦魇一样弥漫在人们的心头。从莎士比亚出生到去世,他经历了1564年和1592年的两次瘟疫,伦敦公共剧场也关闭长达一年之久,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幸存下来的确非常值得庆幸。

不仅如此,他又赶上英国戏剧发展的黄金阶段,得到了海军内阁大臣、伊丽莎白女王还有詹姆斯一世的厚爱和支持。虽然初入伦敦泰晤士南岸的大众剧场,但凭着勤奋和坚韧,最终成为出色的演员、剧作家和环球剧场股东。他将经历的天灾以及所有的磨难,都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写作素材和表达方式,超越“大学才子”罗伯特·格林等诗人和剧作家,成为德莱顿心目中的“英国戏剧诗人之父”

莎士比亚不能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罗伯特·伯顿一样,沉浸在书斋中追踪溯源、旁征博引,为自我疗伤。他在生活与创作中思考,也为时代的苦难开出了各种灵丹妙药。

瘟疫给人们留下的伤痛,不仅是在民间不可磨灭,甚至连宫廷的王后都谈之色变。尽管经历了这一切,莎士比亚依然保持着哲理睿思的敏感,他像被流放在阿登森林中的老公爵一样,用戏剧中诉说自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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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瘟疫和小冰期的寒冷和饥饿,是欧洲经历的共同天灾之患。那么,海难,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最残酷、也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出现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各个阶段,则

与伊丽莎白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和领土的扩张,频繁发生的海难联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莎士比亚一生的轨迹是典型的两点一线,从埃文河畔到伦敦,再从伦敦到埃文河畔。他从来没有像《皆大欢喜》中的杰奎斯一样,将财产卖掉去旅行,更别说海上航行的经历,但他将海难事件运用的活灵活现。

总之,海难不仅可以增加戏剧的神秘色彩和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使布局情节尽量符合必然性或者是可然性,同时,也增加了意外事件带来的惊奇效果。有时候因为着墨太少,通过海难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条分缕析的忧郁情感透视,不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由此可见,在痛苦和灾难面前,像富于辞藻充满自信的西塞罗雄辩术,或者塞涅卡怀疑主义的演讲等强有力的语言都是苍白的,反倒是一种口语化的对话让紧张的心能够松弛下来,面对忧伤进行平静地思考

相比于乔叟式的闲聊和对话,莎士比亚庖丁解牛式的解剖情感的重要方式是戏剧独白。独白,从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逐渐演变发展而来,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中交代剧情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带给人们四百多年的思考自不必说,着墨不多的理查德二世的独白也让人震撼。理查德的66行独白,被德国莎士比亚专家沃尔夫冈·克莱门赞誉“莎士比亚仅仅凭借《理查德二世》第五幕第五场的独白,就可以超越马洛的《理查德三世》”。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像理查德二世这样凭借着在绝境中的心灵之声,打动观众的独白还有很多。

在莎士比亚的笔下,那种温和、俏皮的闲聊和对话,以及独白带给读者和观众的震撼和思考,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史的杰出贡献,也勾勒出了英国忧郁情感的历史画卷,使人们能从战争和政教矛盾中汲取教训,抚平心灵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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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理查德三世》

三、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历史叙事

对历史的回忆,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历史学者和诗人共同关注的主题。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十六世纪初期,英国学者或则是诗人,参与编订大型的民族史志,或者是通过反思历史进行文学创作,已经一种时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成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重要源泉。

这些编年史,不仅仅为历史英雄歌功颂德,而且还讲述历史上的英雄和传奇人物的生平及其悲惨命运的结局,使读者能够以史为镜,从前人的经历中寻找经验和教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像莎士比亚一样受到完整的文法学校教育,“粗通拉丁文略知希腊语”的人也是凤毛麟角。那些详实细致、鸿篇巨著的编年史,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有能力直接阅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他们不仅没有能力阅读,而且也囊中羞涩,负担不起昂贵的对开本。倒是那些以编年史、人物传奇为基础,加上一些虚构的成分,看似真实又不完全真实的、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对他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他们更愿意拿出一点钱,近距离地观看舞台上生动形象的演出,哪怕是在剧场中站着,消磨一下时光,得到一点教训。

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诗学该如何理解?

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深谙观众的心里需要,竭力将恢弘的历史画卷浓缩为短短两个小时的舞台表演,使普通民众才看到了历史这面镜子里,折射出的风雨沉浮和纷纷扰扰。他的历史剧保留了“编年体”的叙事框架,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戏剧的重要成分,写的仍旧是历史上的帝王与重臣

,但关心的不是他们平安治国的方略和丰功伟绩,而是以战争、宗教矛盾与世俗忧患为背景,描写戏剧人物的心理活动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相结合,塑造了众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上则忧其君”的历史人物形象。

不久之后,哲学家培根在他的《论说文集》中再次强调“读史可以明智”。他描写百年战争、政教矛盾和世俗忧患的编年史和戏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是了解历史沉浮的一面镜子。虽然莎士比亚在编年史中加入了爱情主题、并虚构了历史人物,从而使英国历史戏剧化的创作方法,似乎背离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中所说的“戏剧的创作是根据故事情节的构思,然后给戏剧的人物添加一个让人值得信任的历史人物的名字”的要求。但实际上,这是他将历史的记忆和忧郁的沉思相结合的最好体现。

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亨利六世》三部曲中王国、王后和大臣之间的爱情纠葛与王权更迭丝丝相扣,几乎影响了所有戏剧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亨利六世的善良和无能为力、与萨福克公爵的勃勃野心、以及玛格丽特王后的权力欲望,再加上兰开斯特与约克家族为了王权的明争暗斗,掀起了血雨腥风的国内战争,使国家命运动荡不安,让生灵涂炭、父子相残,同时与失去了亨利五世和英雄塔尔博特浴血奋战得到的法国领土。

同样,政教矛盾、世俗忧患与王权更迭交织在一起引起的英法战争,使《约翰王》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心碎。无论是约翰、康斯坦丝、庶子、法国王子路易、还是主教潘杜尔夫,在战争面前都毫无惧色。虽然英法贵族和将士在战场上都没有向战争屈服,但战争的结局对于百姓来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莎士比亚像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中的欧利庇得斯一样,减少了对规模、正义和英雄的正面描写,而是将战争这种宏大的悲剧主题与财产、权利、爱情、婚姻和荣誉等世俗忧患交织在一起,精彩地呈现人类历史上迷茫、困惑和焦灼的时刻。战争谱写的一首首悲壮的生命哀歌,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随处可见,不仅撞击着观众和读者的心灵,产生了恐惧和怜悯之情。同时,也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倍加珍惜和平,远离战争带来的生命之忧。

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诗学该如何理解?

四、结语

如果说忧郁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很幸运莎士比亚也感染了,而他笔下的人物也都蕴含着忧郁的气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非传统神话英雄的人文主义者取代了神话英雄人物,他们的忧郁沉思,显然暗示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塑造的人物具有复杂的性格、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比埃塞库罗斯的《被缚了的普罗米修斯》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的神话英雄更有感染力。

因此,观众和读者既能够从英雄的经历中完成情感的宣泄与净化,也可以从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行动的力量。莎士比亚在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大众戏剧舞台上,记录下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成为时代风俗的缩影,使读者和观众能够深刻感受文艺复兴时期的莫尔、锡德尼、培根等人文主义者,在天灾、人祸和自然的逆境中寻求社会变革的奋斗历程,品鉴他们在思想、宗教和政治变革和科学发展中,为探求社会病症治疗的良方所经历的心灵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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