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上下纷纷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打响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国各条战线数百万人投入战“疫”前线；所有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组织开始24小时运作；救援物资全面启动生产；全世界见证了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中国速度”；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主战区，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16个市州及县级市，卫生防疫、药物研发、交通运输、银行金融等多个领域协同作战。这场疫情“大考”再一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的中国特色。实践证明，疫情防控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目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初显成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中国航天事业是现代最复杂的工程系统之一，要靠成千上万人的大力协同工作才能取得成功，这一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同时，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功实践也得益于系统工程思想理论方法。钱学森创立了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认为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实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我们把这种思想理论方法应用的主体，称之为“总体设计部”。
一、钱学森提出“总体设计部”思想
1．系统论：还原论与整体论的深度融合
近现代以来，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工程实践、产业涌现，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还原论思想的痕迹，我们的思想早已无可避免地被还原论影响着。还原论思想下对“科学的无限分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社会的分离、人的身心的分离，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
中国的整体论思想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中华文化的总源头《易经》，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这段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系统工程思想非常丰富的一个时期。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阴阳五行；无论是中医理论实践，还是都江堰水利工程，都闪耀着整体论思想之光。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就是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最优效果。虽然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没有发展成为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对于破解“还原论”的弊端，具有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20个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把西方的“还原论”和东方的“整体论”融合起来，形成了“系统论”的思想体系。系统论的优势在于超越还原论与整体论，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还原论由整体向下分解，研究得非常细化，但不足在于由局部到整体难以回溯，解决不了高层次和整体性问题。整体论则是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最优效果，具有哲学上的指导意义，但是未能发展成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没有形成具体实践的方法路径。系统论既避免了“还原论”思想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矛盾，也避免了“整体论”思想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弊端。
2．复杂巨系统工程：工程系统到社会系统的智慧结晶
纵观古今，无论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形态，都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非系统到系统的演变过程，组织管理技术也在人类的实践中摸索前进。正如列宁所说：“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管理是个体、组织和环境协调而成的整体演化过程。但人类认知有限，难以清晰理解真正复杂的管理过程。只要有“人”的因素存在，系统就会变得极其复杂，也就是钱学森所说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以人这种大量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社会，是最为复杂的系统，又称作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规模巨大且结构复杂，元素或子系统种类繁多，本质各异，相互关系复杂多变，存在多重宏观、微观层次，不同层次之间关联复杂，作用机制不清，因而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统计综合方法从微观描述推断其宏观行为。也就是说，对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特别是社会系统而言，不是已有理论和方法所能处理的，需要有新的方法论和方法为指导。钱学森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一门普遍适用于工程系统的技术方法扩展到社会系统工程中，提出了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论。
3．“总体设计部”思想：历史积累与发展创新的时代召唤
钱学森曾参与并领导了制定航天型号设计“70条”的全过程。该条例规定：总体设计部是总设计师领导型号设计的技术工作抓总机构，主持制定总体方案与初步设计工作，草拟分系统设计任务书；负责总体技术协调、全型号配套、分系统验收；主持总装测试、综合试验和设计定型等。总体设计从需求以及大系统约束条件出发，经过分析权衡，得到系统顶层体系结构和功能、性能要求。根据研制对象的特点，把系统结构和功能要求逐级分解到分系统和单机，使它们成为成千上万研制任务参与单位和人员的具体工作。经过从部件、分系统到系统逐级协调、设计、集成与试验，最后得到满足使用要求的系统产品，实现系统整体功能和性能的“1+1＞2”。从接受客户需求到论证和确定技术指标，再到分解和落实指标给分系统；从整个研制过程技术协调、进度协调，到总装和地面试验、飞行试验，都离不开总体设计部的工作。
在我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过程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与方法就是总体设计部思想。我国的国防工业起步虽晚，进步却很快，这源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也与钱学森对国防事业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的总体设计有很大关系。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掀开了独立自主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大规模科研工作的大幕。由于当时亟须快速提升中国国防实力，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完成各项大型国防科研建设。钱学森指出，美国军方第一枚导弹成功试制大约花费了10年的时间，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应该比他们更快些，大约5年时间就可以完成。钱学森曾总结到，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各方力量来做一项大型尖端技术研制。在具体的国防型号任务中，从项目总体提出如何分工、如何集成的整体思路，以及如何组织与管理实现整体思路的组织与管理的策略工作，总结起来，这就是“总体设计部”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国防事业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较短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两弹一星”工程任务。
周恩来总理曾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你们那套方法能否介绍到全国其他行业去，让他们也学学？”钱学森一直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在晚年重回学术理论研究，开启了“创建系统学”的探索。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就是钱学森学派，它形成了系统科学的完备体系，倡导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并以社会系统为应用研究的主要对象，取得了经世致用的效果。今天，系统工程思想受到了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中央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设计部”的构想，已经由蓝图变为了现实。
二、从敢于思考到领跑超越
1．“总体设计部”思想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不平衡是步入新时代以来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当前，党和政府锐意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
运用“总体设计部”思想，通过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要站在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行事，应当避免短期行为，进行系统设计、长远规划。
2．“总体设计部”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总体谋划和顶层设计相结合，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既循序渐进、全面推进，又有牵“牛鼻子”的重点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而以实现“中国梦”为战略目标，恰恰是运用系统思维、提升国家运行系统的战略之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确立了目标，就能坚定方向、明确思路、脉络清晰、步步向前、节节胜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精锐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今天，我们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改变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的局面，加快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除了充分发挥“总体设计部”思想的重要作用，还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总体设计部”思想，既是钱学森智库的命根子，更是我们今天决胜于未来的杀手锏。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更好地践行“总体设计部”思想，为管理现代化社会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征程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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