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广州自春天起就陆续出现有瘟疫病人。西医医生内勒司在1月16日诊视了一个病人，患者高热，腹股沟部疼痛肿胀。这就是鼠疫。
疫情显现于2、3月，暴虐于4月至6月。1894年5月16日《申报》报道：粤东保甲总局一位陈性候补道官员，正当强壮之年。3月27日赴局办公，毫无疾病，回家时传染上，28日早起感到精神疲困，刚派人请完假，不料马上转为危急，昏迷不醒，多方救治后当晚死亡。
一家有男女八口，一天内死了7人，满屋尸骸，只剩下一个女孩。一个小偷向女孩索取银钱，女孩承诺小偷如果帮着料理丧事就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给他。小偷同意了，去外面采购用品，回来后发现女孩也死亡了。小偷于是去搜刮财物，还没有出门，也疫病发作毙命。
省中文武大小衙门无不传染，运署最甚，南海县次之。刻下书差人役竟有迁避一空者。
某ji院五名ji女一日早起都染上瘟疫，请来医生，二人治好，三人香消玉殒。一时间全城所有ji女四处逃避，ji院为之一空。
《申报》1894年7月9日报道：城厢地方瘟疫大作，两月之久仍未止息，且传染之速，尤觉日甚一日。经常在宴饮之际，谈笑之余，席未终而身已亡。
当时有位医生说：“疫症始于老城，以次传染，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2月，终至6月，凡疫疾初到，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死绝者。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于闾里。”
粤海关1895年报告中称死亡人数为十万。一位传教士Wales统计，在阴历3～6月间，广州城中售出9万具棺木。其中虽然不是全部死于鼠疫，但当时肯定也有很多贫民无力购棺。
中医救疫显成效
1894年，当时广州最有名的西医院，博济医院，每年接纳住院病人约2000人次，还有一个较大的门诊部。但是对于治疫也没有特效药。
因此，广州城中实际治疗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医。多数中医此前也未曾治疗过此病，同样需要从头开始探索。不过，中医的优点是历代有丰富的经验，很快医生们就获得了成功的经验。
如几位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合议本病，认为其表现与古典医著《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有相似之处，于是以该书中升麻鳖甲汤主治，重用升麻，颇为成功。
还有从其它渠道探索获得成绩的，例如温病派医家李朝栋取法《伤寒瘟疫条辨》的治疗说：“今岁我粤，瘟疫盛行，余依法治，百不一倾。”
中医的疗效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粤海关在报告中说：“初起之时，一经染及，多不能治，故殒命者甚多。迨至将止之际，华医已经探得病原，亦能设法疗治，故痊愈者日见其多。”
广东新会医生梁镜泉在1894年用黄蜞吸血法配合散淤提阳药治疗，效果一般，后来逐步总结经验，单纯用中药重剂治疗，效果非常理想，经验收载于《疫核医最易》一书。而广东高州罗汝兰在吴存甫的基础上也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
由此可见，传统医学的丰富经验与辨证模式，在应对新病种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不过，中医疗效与医生的辨证能力有很大关系，不像西医技术标准化易于推广。
据记载，甲午期间用升麻等药治鼠疫，一位黎中医治疗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另一位谭中医有百分之六十，而其他医生，或不敢用其方法，或用而不当，不如黎、谭远甚。
对于传染病来说，医治其实不是最佳策略。
同样在1894年遭遇鼠疫袭击的近邻城市香港，死亡人数仅有2000多人，公共卫生管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两地死亡人数对比，突显了中国内地医疗卫生体制的落后。
在广州，瘟疫发生时，官府能够动员的组织力量非常有限，靠衙门的差役只能洒扫监狱而已，传统体制里根本没有市政卫生建制来负责街道清洁。（文章摘自广州文史 南都网——《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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