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手札中的自然潇散之韵
手札作为一种具有久远历史和高度实用的书法形式，相比于卷轴、楹联、匾额等书法形式更为自由随性，在书写过程中具有与一般书法创作所不具备的随机性，并不需要刻意计较工拙，因此书写者往往能在一种最惬意的书写状态下去展现自己真实的水平，因此也最能体现书家的才情和修养。黄宾虹一生对金石的研究以及晚年对笔墨的锤炼使其在日常书写中表现出对笔超高的驾驭能力。苏轼在《评草书》中便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黄宾虹的大量手札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书写的，无论是与友人互通书信，还是诗稿画稿，亦或是一些绘画题跋，相比于精心创作的作品包含更多自然萧散的韵味，充分体现了他终于一生所追求的“内美”理念，这些不经意而为之的笔触和线条，所展现出的艺术表现力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一、手札书法作为日常书写的特性
手札书法具有比其他任何书法形式都自由随性的书写空间，有学者指出：“由于尺牍为互通音讯而作，故书写时意在表达心境，直抒胸臆，而不在书法之艺术表现，是以笔法线条无需雕琢刻画，结构行气毋庸布置安排。在这种无意求工的情况下书写，呈现出的却是‘无意于佳乃佳’的真率自然与潇洒随意，此即尺牍书法与其它形式之书法大异其趣之处。”书家在手札书写中往往任情恣性，不计得失，更为真切的展现出作者的真实水平和情感，实现真正的“下笔或无意，兴合自妍捷”。
王澎《论书剩语》曰：“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烂然，莫可名貌，有意为之，多不能至。”书法史上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奉为高不可及的理想，遂有“书不入晋，徒成下品”之说。晋人之韵，本于心性，在乎天成，故欧阳修言：“予尝谓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也，怀素之徒是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魏晋书法“初非用意”的肯定，他认为当时人写字皆是“施于家人朋友”，是“逸笔余兴”之作，所以“初非用意自然可喜”，而今人“弃百事”，“专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是不可取的。由此可见，古人对书写的状态和心境尤为重视，往往“偶然挥运”方可实现“自成神妙”的境界。
事实上，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往往就是这些不经意而出的手札，如钟繇的《荐季直表》，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十七帖》、《丧乱帖》和《奉橘帖》，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和《祭侄文稿》，怀素的《食鱼帖》，米芾的《珊瑚帖》等等。苏轼在《评草书》中便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到了《宣和书谱》中，便充斥着大量对这种无意乃佳的艺术现象的极力推崇：如“作行草尤妙，初非经意，而洒然痛快见于笔下。其自得于规矩之外，盖真是风尘物表脱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规之也。”清代傅山在《散论》中云“吾极知书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纸笔，主客互有乖左之故也。期于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笔至，天也；笔不至而神至，天也；至与不至莫非天也。吾复何言？盖难言之。”正如傅山所言，如果写封信札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描摹和苦心经营一番，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行为。
二、“无意于佳乃佳”的书写状态
黄宾虹自言：“我的行书借鉴于唐太宗《温泉铭》，因存晋人书肇自然风貌，吸取笔意，不袭其貌，形成自然风格，故此我的书法胜于绘画。”[6]由此我们可知，晋人行书“书肇自然”之风貌是黄宾虹所追求的。黄宾虹少年时期从唐楷入门，勤于临习“二王”法帖，并深刻领悟魏晋书法的风雅韵味。为能临池晤对，探究画法，他还不惜重金购得若干晋唐遗迹，这些遗迹对他行书品格的形成和绘画用笔的总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身处碑学大兴时代，虽受时风的熏染，但不像包世臣、康有为和陈介祺这样的名家崇碑贬帖，而是将碑的古朴凝重，帖的自然流畅都化为己有，不断加深对笔法的认识和对“内力”与“内美”的追求。加之他一生钻于对金石碑版文字的研究，篆籀书体的雄峻奇肆、天真烂漫、苍茫古朴的意态，逐渐深入他的意识中。黄宾虹自言每日晨起都会观古人画作，用粗麻纸练习笔力，几十年从未有间断，这些都是他得以实现“信手而书”的基石。伴随着他在金石文字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书法取法愈发高古，审美格调愈发高雅；同时他在以金石笔法入画的同时，绘画也不断为其书法注入活力，可以说以书入画与以画养书交织在黄宾虹的艺术实践中，不断提升着他书画创作的境界。随着年岁的累积，人的心性的成熟和趋于平和，加之书法技艺的纯熟和书学理念的不断沉淀，其书法也臻于妙境。
我们由此来看黄宾虹的手札作品，有些行书的结字中融汇了篆隶的用笔和结体，在最后一笔上往往会尽情宣泄而显得夸张，潦草之处更接近于“一笔书”，但却不会因为失控而轻浮，笔力依然雄厚，这都得益于他金石文字的功底，其手札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正在于这种雄强放肆与自由不拘中。黄宾虹1938年致陈柱尊先生的一封信札，通篇行笔流畅，结字紧凑，行气几乎没有间歇和停顿，字与字间的联系紧密，尽显魏晋自然消散之气象。最突出的是其中用墨的特点，一眼望去形成浓淡缓急不同的几个块面，墨色变化丰富，通过墨色的干枯浓淡来调节着通篇气息，可谓精彩。清张庚言：“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类。”“发于无意”正是强调当求无迹之气韵，此即“无意于佳乃佳”。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黄宾虹之所以可以如此自然随性的书写出这些作品，是因为其已经具备了深厚的书法素养和艺术心理定势，具备了驾驭毛笔和控制情感的能力，这些无意产生的杰作是在无数次有意的书法锤炼下诞生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无意求工，不存在任何刻意的经营设计，“偶然挥运，自成神妙”，这正是黄宾虹手札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
他晚年的行书线条流畅奔放、浑厚古朴，结字生动，可谓人书俱老。如与陈柱尊的书信，表面看似略不经意,实则蕴含着对笔高超的驾驭能力，用笔力透纸背，起笔有锋，转折有波澜，收笔收得好，古朴中见飘逸，凝重中见流动，尽显魏晋风韵。再如致汪孝文书信，整体呈现出一种逸笔草草，潇洒散漫，不疾不徐，字与字之间不会牵强引带，真切展示出黄宾虹书写的真实状态。他不会小心谨慎的刻意安排，也不会遵循正规的格式，不囿于一切形式的安排和造作，而是随心所欲的书写。信封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用笔遒劲有力，笔力上厚重处有如高山坠石般有力，干枯处又如万岁枯藤般遒劲，这正是黄宾虹所追求的“书肇自然”之境界，整体上给人一种自由散漫的气息，可谓达到了神采为上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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