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紳得罪身死的前三天，回顧平生，曾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
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
“懷才誤此身”這五個字並非完全是開脫。他確實當得起“才華橫溢”四個字。和紳年輕時代曾就讀於鹹安宮學。這個學校以招生條件嚴格和教育質量出眾出名。能考進這裡，從某個側面證明他的天資出眾。鹹安宮學的課程包括經史、少數民族語言、書畫、武功騎射和火器。從課程的全面正規來看，其目的很明確，就是為帝國培養高級政治人才。和紳大部分功課都相當出色。他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經史典籍無不涉獵，文字功夫出眾，並且武功騎射基礎也相當不錯。
除了學業出色外，和紳業餘興趣也十分廣泛，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特別以詩名。清人錢泳產稱和紳詩頗有“佳句可尋”，而當時的大詩人袁枚則這樣誇讚和紳兄弟：“少小聞詩禮，通侯即冠軍；彎弓朱雁落，健筆李摩雲。”
更讓老皇帝感覺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於智商，與人相處總能使對方感覺愉快。史書載這位美男子“行止輕儇，不矜鹹儀，言語便給，喜歡詼諧，然性機敏，過目輒能記誦”。他毫無士大夫的方巾氣。據《嘯亭雜錄》載：“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謔語，以為嬉笑，嘗於幹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能在乾隆面前這樣說話的，滿朝只有和紳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從不用皇帝廢話。他辦事幹練，嘉慶也不得不承認他“精明敏捷”，他特別長於遊刃有餘地應付各種突發事件。凡遇繁難政務，乾隆常常派和紳去處理，和紳以其機敏果斷屢獲褒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欽差大臣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汙案，因辦理得體，未及回京，升任戶部尚書兼議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陳雲南鹽務、錢法、邊事，多稱上意，並允行”。表現了自己的全面政治才華。這是和紳從政生涯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起義過程中，和紳作為機要秘書，為皇帝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政策建議。起義平定後，皇帝特意賜詩和紳，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紳：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平薩拉爾，爾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翰！
“兼通清漢”是和紳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書，都是用滿文寫成的，這實際上就把許多漢大臣排斥在了最高決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參與最高機要的漢大臣張廷玉，也精通滿文，因為他中進士後曾經專門學習滿語。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滿漢且又有眼光有見解的，唯有和紳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平定廓爾喀後，乾隆又說：“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滿、漢文。此分頒給喇嘛及傳諭廓爾喀敕書，併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難其人，唯和紳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
歷代被處死的貪汙犯中，和紳的死是最談定的一個。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來一條白練。和紳見到白練之後，索筆題詩一首：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菸是後身。
一個在臨死前能寫出這樣充滿禪意詩句的人，應該是個有一點深度，有一點悟性，有一點定力的人。目光銳利的乾隆本也不會讓一個平庸之輩處於離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實上，對和紳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鑑賞家和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在乾隆後期，他在整頓國家財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務，特別是外交事務方面，都作出了相當傑出的貢獻。他主編了《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三通》等大型叢書，《紅樓夢》能流行於世，據說他的功勞尤大；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所以和紳實際上充任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曾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等國的使臣。英使馬戛爾尼曾評論和紳說，在談判中“保持了他尊嚴的身份”，“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僅止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更何況和紳還有另一項為皇帝所亟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財。
除了不死讀書、興趣廣泛、注重人際關係溝通技巧外，和紳身上還有許多其它的“現代氣質”，比如財富觀念。
和紳有著天生的商業頭腦。傳統社會中的財富觀念是靜態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產化為固定資產，“入土為安”。而和紳卻深通現金流動起來後的巨大威力。在不動產與現金面前，他顯然對現金更感興趣。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託和紳幫助打官司，並答應“事後或送地六十頃，或銀一萬兩”。和紳聽後明確表示，“不要地畝，要銀一萬兩”。他的貪汙受賄所得，一小部分用於擴大不動產，更多的部分，則用於各種工商業投資，其範圍涵蓋了金融，地產，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許多行業。他在北京城內擁有當鋪12座，其中永慶當、慶餘當、恆興當、恆聚當等，都是典當業巨頭。此外他還經營印鋪、賬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櫃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槓房、石灰窯等。此外，他家還專門拴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這些行業的收益率，當然遠遠高於地租。就是那些不動產，他也儘可能選擇用來出租。據後來抄家官員統計，和紳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處，“一千零一間半”，“每年共取租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取租錢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可以說，只要是賺錢效益快的行業，就有和紳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採礦業由於風險巨大，管理複雜，投資多，見效慢，一般人不敢經營，和紳卻敢於嘗試。他看中了煤礦業是朝陽產業，曾投巨資在門頭溝和香山兩地開了煤礦。和紳巨大家業的積累，貪腐所得當然是大頭，但是他自己的投資收益也並非無足輕重。
和紳還有著強烈的契約意識，在金錢面前，親兄弟，明算賬，雖然至親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兩千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著老頭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卷歸償。”（《郎潛紀聞》）他嶽祖父英廉的孫子向他借錢，也是拿地契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檔案《內務府來文》）他親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萬兩白銀，他規定每月1分起息，連本帶利滾到2.145萬兩。他貼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銀1000兩，答應如到期不能還清，便從其“每月工食內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紳並不念其效勞一生而免除債務，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還債。並且每月規定按7釐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銀200兩，共計1200兩。因為對金錢的熱愛，和紳甚至親自擔任家裡的會計和出納：“和相……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嘯亭雜錄》）
成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後，他的經營天才迅速得到了體現，並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內務府大臣。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財政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而他就任之後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門稅務監督，在他的經營下，這個稅關收入一下子躍居全國30多個稅關的前幾位。這兩炮打響，乾隆對和紳的理財本領愈加刮目，所謂“晚年依毗益篤”。所有與財政有關的部門漸漸都劃歸和紳一人把持，他先後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內務府大臣。“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
在乾隆眼裡，和紳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總是能出人意料地製造出新的財源。“議罪銀”的制度化，就是一大發明。
閱讀更多 玉璽說故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