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整個1970年代，皇家海軍的4艘“決心”級戰略核潛艇都只能搭載日漸過時的“北極星”Ａ3導彈承擔戰備值班任務，整個英國的核威懾能力也因此飽受質疑，但這種尷尬且危險的情況還是在1980年代初發生了變化————對英國人施以援手的仍然是來自大洋彼岸的華盛頓。當然，這其中的原因並不簡單。
大體來講，美蘇之間曾經“緩和”的局面趨於消亡為美英核聯盟的重新加強提供了關鍵性的契機。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到冷戰結束，由於美蘇都擁有“第二次打擊能力”，因而它們處於“相互確保摧毀”(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 核均勢中。然而，這種均勢也產生了一個“穩定—不穩定悖論”，即在“核毀滅恐懼 ”這一約束機制下，美蘇雖極力避免與對方發生軍事衝突，但往往通過常規力量甚至核威脅在全 球展開戰略競爭，從而造成國際和地區形勢的緊張。
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由於美國面臨內外交困局面，而對蘇推行“緩和”(Detente)政策，蘇聯得以在不觸及核大戰的情況下，向第三世界甚至歐洲發起廣泛戰略攻勢，給美國造成了巨大地緣壓力。這使“緩和”受到了挑戰而且趨於消亡。
第一次真正的挑戰來自1973年10月贖罪日期間敘利亞和埃及襲擊以色列而引發的中東戰爭。正巧蘇聯在此之前把它的軍事人員撤出埃及，人們於是懷疑蘇聯早就得知此事。而僅在數月前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剛簽署了一項協議，規定各方必須把可能發生危及世界和平的任何衝突通報對方。誠然，那場危機沒有演變成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對緩和的信任產生了動搖。
造成緩和趨於消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70年代蘇聯在非洲奉行積極進取的政策。1975年，葡萄牙一個最大也是最富裕的殖民地安哥拉在爭取獨立的浪潮中因內戰而分裂，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之所以穩操勝券，正是因為它得到了蘇聯大量的軍事援助(以坦克、飛機和火箭發射器的形式)和1.2萬多名古巴作戰部隊的支援。蘇聯如此大規模地對非洲進行軍事幹涉，這是第一次，這在美國引起了極為強烈的反響。
1974年8月在尼克松之後繼任的福特總統禁止在他的政治詞彙中出現“緩和”這個詞。蘇聯和古巴在1977年再次干涉非洲事務，這次它們支持埃塞俄比亞把索馬里趕出歐加登地區。蘇聯捲入的規模之大引起了華盛頓的警覺，再加上蘇聯在其他地區的作為，更使人感到好像莫斯科正忙於在一條遼闊的戰線上進行一場地緣政治的攻勢。
舉例來說，1975年蘇聯軍隊曾幫助北越戰勝了南越；1979年，北也門也是在蘇聯軍隊的幫助下戰勝了南也門。卡特總統的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把蘇聯的地緣政治攻勢稱為“危機的弧光”，但是人們不太清楚莫斯科究竟是出於一種宏大的設想才這樣做，還是僅僅對互不相關的地區爭端作出機會主義的反應而已。然而，無論如何，美國在越戰後對到國外冒險所表現的厭惡情緒被蘇聯充分地利用了。
緩和趨於消亡的另一個因素來自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在1979年，談判最終達成了一項協議，確定雙方的導彈發射器(洲際彈道導彈和潛艇發射彈道導彈)以及重型轟炸機的總額不得超過2400枚(架)的水平，同時也對為多彈頭分導再入飛行器配套的導彈發射器數量規定了一個最高限額。儘管各方都沒能從第二階段的談判中得到有決定意義的好處，然而，美國卻越來越擔心蘇聯正主要在洲際彈道導彈的重量和數量上謀求戰略優勢。
1979年，當一個蘇聯作戰旅在古巴被發現後，美國參議院拒絕批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條約，這就為軍控與緩和又給予了重擊。肇始於尼克松時代的“ 緩和 ”政策、特別是“相互確保摧毀” 的戰略信條開始遭到廣泛批評。隨著美國國內對“緩和”的反思，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到 70 年代末趨於終結。1979 年，蘇聯先後在歐洲部署 SS-20 導彈併入侵阿富汗的舉動，給“緩和”畫下了徹底的休止符。
卡特總統以略帶誇張的口吻將蘇聯的入侵描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世界和平的最大的一次威脅”。為重新奪回戰略主動權，從卡特政府開始、特別是里根上臺後，美國製定並實施了一項全新的核戰略——“抵消戰略”(Countervailing Strategy)。它意在打破“相互確保摧毀 ”僵局，通過給蘇聯施加強大核威懾，迫使其改變自身行為，承認美國的優勢地位。
“抵消戰略”的核心是在範圍和力度上都大幅增加的對蘇核威懾。該戰略強調，要使美國具備足夠的力量和靈活的作戰計劃，讓莫斯科明白下述事實：首先，對美國和歐洲的核打擊會招致毀滅性核報復；其次，針對美國洲際彈道導彈等有限目標的進攻亦會引發北約的有力回擊；最後，蘇聯若繼續通過常規武力及核威脅擴張，代價將十分高昂。
總之，這一“升級版”威懾意在打消蘇聯關於在核戰爭中存在獲勝機會的舊有觀念，強調是美國而不是蘇聯才有能力”打贏“核戰爭。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華盛頓感到有必要加強倫敦的核武裝能力，以提高對蘇聯威懾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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