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苗东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3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苗东升，1937年生，山西榆社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先在国防科研部门供职，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科技哲学专业教授、研究生导师。
苗东升教授为我国自然辩证法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及其实践研究，独著有《复杂性科学研究》《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系统科学辩证法》等十余部著作，发表有《复杂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等许多有学科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苗东升教授编著的《系统科学精要》多次再版，是国内文科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系统科学教材之一。
苗东升教授淡泊名利，潜心学术，他曾自言：“我是清都杂货郎，天教倔强带疏狂。窍得神火燃笔底，纵论横批著华章。”他一生笔耕不辍，践行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晚年还积极探索系统科学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为系统科学哲学、复杂性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卓越贡献。
钱学森对我的影响
苗东升
在20世纪中国的著名人物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毛泽东、周恩来和钱学森四位。其中，毛泽东、鲁迅、周恩来令我十分敬仰，对我的影响最全面而深刻，钱学森则是我学术思想的领路人，而且是我有机会直接接触、观察的伟人。回顾这几十年来钱翁对我的影响，以及关于他的所见所闻，可以看出人生之旅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令我感叹。借纪念钱翁一百诞辰之机把它写出来，应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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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钱学森回国时，我正在山西省汾阳中学读高三，已开始为考大学做准备。我虽然生长在深山沟里，但一直学的是西方科学，数学比较突出。汾中的乐健民老师（20世纪80年代才知道他是山西四大著名教育家之一）给我们讲代数，他很喜欢我，是汾中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有一次，一个小时的考试，我不到半个钟头就交了卷，而且思路令他满意，竟然给了我120分，尽管推导结果漏写一个符号。乐老师力主我报考数学系，我完全接受他的意见。但钱学森的回国立即改变了我的决定，一心要学物理，将来也搞火箭。乐老师知道后两次找我谈话，说我不太适宜搞物理，还是应该报考数学专业。我犹豫良久，不那么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虽然为不能追随钱学森搞火箭多少有些遗憾，但也自知动手能力差，可能还是搞数学为好，最终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不过，钱学森的行踪和业绩从此成为我终生关注的事。
在大学四年里，我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上后进的学生，大四才提出入团要求，除了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外，一门心思为当数学家做准备，过去喜读闲书的嗜好也强令自己放弃了。现代科学证明，非线性系统具有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料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在大四那年寒假，系领导找我秘密谈话，希望我能到国防科研部门去工作。我的父亲和三叔都死于抗日战场，母亲自小常给我讲岳母刺字、杨家将等故事，不知不觉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所以，为国防事业奉献对我没有思想阻力。我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秘密离开学校，被分配到国防部某部门工作，才知道这就是钱学森领导的部门。业已放弃并淡忘了的打算，突然成为现实，不正是一种非线性效应吗？
我在国防部某部门工作近20年，并无机会与钱学森直接接触。或者说，我与钱学森的距离似近实远。一则我们研究的是战术武器，不在他的重点之内，能见到他的机会本来就少，本人就更不在话下。二则他是千军万马的最高领导，我为最底层的科技人员，这样的人直接接触他近乎为零的概率事件。但我还是关注他的动向，他的论著凡是能够找到的，我尽量收集、学习。钱翁也曾到我们部门作过报告，我有幸听过两次，具体内容全忘记了，但他那地道的普通话，鲜明的逻辑性，以及音容笑貌，至今难以忘怀。
动手能力差，缺乏工程智慧，我的这些致命缺点在工作期间充分暴露了。无知的学生至此才理解了乐老师的远见和用心。我自己很苦恼，但又无从改变，因为那是保密部门，除非是组织安排，不犯错误者不能轻易离开。但命运既捉弄人，又成全人，这也是非线性。在某部门工作末期我被作为反革命受到批判，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79年12月1日起，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员开始新的生活。没有想到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非线性效应又一次“显灵”，它表面上把我与钱翁的距离拉远了，实际上却前所未有地拉近了，我从此真正可以从学术上接触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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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作为数学教师来到人大的。在给文科讲高等数学之余，教研室要我开一门有关模糊数学的课，由此才有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模糊学导引》。但我觉得，在自然辩证法界打拼，模糊学显得地盘过分窄小。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我在窥测方向。其实，到人大不久的我就被正在红遍中国学术界的“三论热”极大地吸引住了，发现虽然其中的信息论我不熟悉，控制论却是我的理论基础，索洛道夫尼科夫的三大本《自动调节原理》是我们研制工作的主要理论依据，我深入学习过，维纳的《控制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也曾涉猎过。有这个基础，加上从毛泽东军事著作中学到的整体观，自信所谓系统论并不难掌握。所以，从1984年中起，我的学术方向最终确定为搞“三论”；准确地说，搞系统科学。
中国“三论热”的核心是钱学森，我自然留心他的动向。1986年初，从《光明日报》的一个报道中得知钱翁指导的系统学讨论班开始活动，十分高兴，联络逻辑学家王雨田教授于初夏的一天前去。710所周政副所长接见我们，说老先生的座位都不够，你们哲学界的人就不必参加了。老王是名家，脾气大是出了名的，吃闭门羹令他十分生气，声言再也不去了。我在学术界没有名气，学习的机会实在难得，想参加的念头一直存留着，吃闭门羹又算得了什么！那年年底，人大农经系张象枢教授告诉我，系统学讨论班已有了空位子，他鼓动我去参加。于是，从1987年讨论班第一次活动起，我便前去参加，直到讨论班随王寿云（钱老原秘书）去世而停止活动，我只因调不开课而缺席过一次。是年我50岁，“知天命”倒谈不上，但参加系统学讨论班活动毕竟是我学术生涯的关节点之一，这也是非线性现象。
所谓系统学讨论班有两个，自由参加的是大班，小班则是由钱学森挑选的几个中青年学者组成的《系统学》一书写作班子，成员都是当时国内学界的一时之选。最初几年大班每两周活动一次，后来改为一个月一次。每次大班活动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先请一位专家作学术报告，然后有一点时间自由讨论，最后由钱翁作总结。报告人都是国内有关部门的学术骨干，钱翁认为报告对建立系统学可能有价值才出面约请他们。参加大班活动使我听到与系统科学有关的各种报告，大大拓展了知识面，帮助我迅速向系统科学的前沿靠拢。没有这个机会，我不可能写出那几本有关系统科学的著述来。
更令我高兴的是有机会直接接触自己的学术偶像钱学森。钱翁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路，严密的逻辑，锋利的言词，毫不不讲情面的评论，在我心中引起的震撼远不是以前听过的那两次报告可比的。例如，许多报告人是他请来的，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与他没有师生关系，但钱翁在总结发言时往往会讲:“你的报告评教授可以，争奖项也可以，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没用！”年近八十的他尚且如此严格，青年、壮年时期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后来翻阅张纯如《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看到她对钱学森在美国时期如何令学生敬畏的描述，我相信是真实的。对于真正想搞科研的人来说，投于这样的严师门下其实是幸运的。不时会遭到严师训斥，让你下不来台，代价自然“不菲”。但如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愿意的。
系统学讨论班给予我的不止这些表层的东西。受毛泽东的影响，我读书、听讲座喜欢琢磨人家的立场、观点、方法。用陆机的语言讲，就是要“得其用心。”我在系统学讨论班上对钱翁就是这样，一直试图“得其用心”，总是有意识地寻找那些字面后面的东西，探寻他做学问的立场、观点、方法。虽然很难用语言表述我得到他的哪些“用心”，但自认为有收获，终身受用。
讨论班一件有趣的事我想借此公诸于众。钱翁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异常严厉，但对更年轻一代却是另一回事。八十年代末的一次会上，朱照宣带来北大数学系三年级本科生吴明。钱翁总结发言后，吴明发了个言。我们这些人发言总是称乎钱先生或钱老，小伙子却直呼其名，说了一通，多半是批评，我的印象似乎并未讲到点子上。在座的人都有点担心，不知钱翁如何反应。老先生却表现出少见的和颜悦色，并加以鼓励。中国有“隔代亲”之说，爷爷对儿子严厉，对孙子慈祥。看来，学术上也存在隔代亲。
我对系统学讨论班也有不满意之处，就是缺少真正的思想交锋。究其原因，应该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大环境使然，学术讨论会没有浓厚的学术争鸣氛围。学术讨论不同于评价干部，后者要求全面公正，既讲优点，也讲缺点。学术会议则不然，既然来听讲，就是对讲演者的信任，何必把极少的时间用来“充分肯定”报告人讲的如何如何好？听者应该抓住主题，直指要害，提出质疑；讲者应有雅量，直面挑战，不要回避自己的缺失。与会者中，我与北大冯国瑞是比较爱提问题、爱争论的，但往往引起别人讨厌，你刚刚张嘴，就可能响起这样的声音:“别说了，听钱老讲！”的确，与会者都喜欢听钱老讲，我也一样。所以我认为，系统学讨论班这种缺点或许与钱翁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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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太行山的深山沟里，又是一家独居于离开村庄的放神坡，少年时代的我主要以野山沟的小动物、花草、树木为玩伴，性格孤僻，与人的沟通能力极差，对今人盛赞的攻关技巧一窍不通。我从小不敢接触生人，尤其怕面对年轻女性和名人。在系统学讨论班上，偶尔碰上钱翁那双逼视人的眼睛，特别令我胆怯，从来不敢跟他对视。每次会议休息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找钱翁谈谈，他已经被人群包围了，孙凯飞、魏宏森是常客。七、八年期间，我与钱翁直接说上话、留下印象的大约有四次。
▲ 苗东升在放神坡
第一次是为人大同事沙莲香办事。沙教授是社会学家，与钱翁有学术联系，曾应邀在系统学讨论班上做过报告。一次她从日本访问回来，要我给钱翁代送礼物。我告诉她钱翁严禁做这类事，我不敢。她一磨再磨，我只得答应试试看。我知道讨论班休息时不可能有机会，便在开会前送给钱翁。他把礼物疾速推到我面前，两道眼光严厉地盯着我，厉声说:“你不知道我不收礼物吗？拿回去！”至今想来仍心生敬意。
拙著《模糊学导引》（内有一章讨论模糊思维）于1987年出版后，我在讨论班开会时当面送给钱翁一本，他没有吭声。1988年，我从山西出版发行的杂志《思维科学》上读到钱翁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也说带讽刺的话，有人提出模糊思维，我说那是思维的模糊，你糊涂到底，那叫什么思维，思维最后是要清晰才行嘛！”这无疑是对《模糊学导引》及其作者的评价。我估计他没有细看我的论述，也不了解扎德关于模糊思维的原始表述，发表了一点望文生义的议论。我后来曾著文提出自己的反批评意见，但当时并未深思钱翁这篇文章的言外之意。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追求精确性，没有精确化的描述被视为非科学的描述。因此，对于客观存在的模糊性，传统做法总是设法用一刀切的方式精确化，扎德称之为“精确性崇拜”。他提倡的模糊思维意在克服精确性崇拜，强调把模糊性当做模糊性对待，即按照模糊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把握模糊事物，达到思维的清晰化。札德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模糊思维。所以，模糊思维并非要把思维搞得模模糊糊，我似乎明白了钱翁批评的深意。
1990年，我花了整整5年时间写成的《系统科学原理》出版，又送给钱翁一本。他一边翻着书，一边问了一句:“这是你写的？”眼光温和，但流露出一丝疑问。我本来抱着得到他批评指教的强烈期望，以便把系统科学的研究推向深入，但始终未能如愿。那个年代，报刊上不时发表钱翁给各界学者的信，他当时正在主攻系统学，我关于系统科学50多万字的书（不少章节都有讨论系统学的内容）就不值得他评论几句吗？心里很是纳闷。后来听朱照宣和于景元宣讲，钱翁针对拙著给系统学小讨论班诸君写了一封信。几经努力，我得到一份复印件。信是这样写的:
王寿云同志:此书请阅。朱、于、郑、姜的书要补此书之不足。
钱学森 1991.2.20
我颇为失望。但朱、于二位安慰我说，钱翁如此写，在他来说就是肯定性评价，不容易，不要灰心。他们的好意让我的心平和了不少，但总在想钱翁说的“不足”是什么？我送书就是为了得到批评指正，应该告知我呀。难道“补此书之不足”已经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突然联想到当时的一部电影，讲的是杨露禅到陈家沟偷学太极拳，莫非钱翁认为这样的书本不应该由我写？怎么也想不通。
1993年，我和硕士生刘华杰合写的《浑沌学纵横论》一书出版，又送给钱翁一本。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也是钱翁给我唯一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苗东升教授:
今收到您和刘华杰同志合著的《浑沌学纵横论》，我十分感谢！只有一个小问题:据朱照宣教授告，在我国科学名词中，已决定用“混沌”，您不用此二字有理由吗？请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3.12.3
《浑沌学纵横论》一书付印后，我着手写《系统科学辩证法》一书，它无疑属于钱翁期望建立的系统论。我想，钱翁一再呼吁哲学界为建立系统论提供帮助，如果关于系统科学的书不宜由我写，那么，写《系统科学辩证法》当无问题。我准备了一个详细提纲交给钱翁，当面说明我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他收下了，但什么也没说。一个月后复会时，我鼓足勇气问他的意见，钱翁的回答是:“你就按自己的思路写吧，不必管我的看法。”这真使我尴尬，失望的心情折磨了我好长一段时间。
这件事使我产生一个顿悟:钱翁在《思维科学》杂志上所写的“思维糊涂，糊涂到底”八个字，原来就是他对我的学术评语。但我深信毛泽东有关两分法的教导，凡事喜欢来它个一分为二。用来分析自己当时的窘况，也渐渐地想通了。不能得到钱翁的直接指导虽为憾事，却也无可改变。不过，有了他已出版的著述，只要认真研读，还是可以“得其用心”的，就是自己动手从他的著述中挖掘出指导思想，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想，我是有话憋不住的人，得到权威的直接提携，必有报恩思想，学术上与他们的不同观点就可能回避不讲；没有得到权威的直接提携，就不会以报恩的思想约束自己，可以更客观地研读权威们的著作，分析他们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决心这样对待钱翁，对待一切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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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在九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把钱学森看作科学家，那么，九十年代以后就意识到他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受家母影响，加上长期接受的革命教育，我的头脑中有较浓厚的英雄崇拜。但在很长吮期内我的认识有很大片面性，就是只在革命战场上和地下斗争中寻觅英雄。国家对两弹元勋的确认使我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同样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是以位卑不敢忘忧国来律己的。在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到位卑不敢忘忧国, 而且要做到位卑不敢忘忧世界、忧人类, 要想大事, 看远景, 以人类的胸怀思考问题。钱翁当然不是位卑者, 但他确实做到了忧国家、忧世界、忧人类, 这种精神却是像笔者这样的位卑者应该学习也能够学到的。
2001年适逢钱翁九十华诞, 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题为《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 的学术研讨会。从提出动议到具体筹划, 再到论文集统稿, 我全程参与其间, 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这次活动使我对钱学森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 集中到一点, 就是认识到钱学森正是他所说的大成智慧者, 一个仍然健在的当代大成智慧者 。我想, 应该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和研究钱学森。
令人高兴的是, 进入新世纪后, 钱学森的有关著述 、讲话 、书信等陆续公布了不少, 我都尽力收集, 细心研读 。从上世纪末起, 我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钱学森的文章 。2007 年, 十卷本钱学森书信集出版后, 我立即买了一套, 至今已通读三遍, 澄清了多年来的不少疑问, 初步理清了他最后 30 年中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 。受老朋友赵少奎的鼓动, 2008 年我参与了策划组织关于研究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香山会议, 进而又发展为整理一套《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丛书》 。从此, 研究钱学森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主题, 估计要干到年满八十 。我意识到, 研究钱学森实质是钱学森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影响自己, 而且是这种影响的深化 、醇化 、系统化。
“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间。”研究钱学森尤其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必须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媚俗, 只能唯求真 、求精 、求新是从。而要做到这三不、三求, 孤微子“ 既孤且微” 的窘境就有了一点积极意义 。有道是:倚孤求真真似铁, 以微生有有如森。
文章摘自苗东升先生纪念钱学森先生一百诞辰所著“钱学森对我的影响”
苗东升先生自传书籍《一蓑烟雨任平生》
作者题注:本书记录作者人生的主要经历，抒发其人生体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者行走在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过程中，呈现出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典型特征，有助于以领会系统思维的要义。作为知识分子，作者可谓中国传统文人的现代翻版，书生意义，引人思忖。培育了作者的放神坡，其历史反映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苦难、奋斗和走向光明的历程，形成放神坡精神，独具韵味。作为人生经验教训总结，本书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年轻学人开拓人生之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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