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武昌站鐵路橋洞下，一名行人拖著行李通過。中國青年報 李雋輝/攝
2月24日，定居意大利北部的朋友在社交媒體上更新了一條動態：旅遊名城威尼斯關閉了所有城市博物館。而幾天前她還在疑惑，為什麼距武漢1200多公里的北京也要實行社區封閉管理。她發來一個大哭的表情，我回複道：也許這就是現代性的意義吧，共享標準化的星巴克，也不得不面臨同一種病毒帶來的風險，畢竟從北京直飛意大利，也不過半天的時間。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WTCF）2020年1月發佈的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旅遊總人次為123.1億，平均每天約3000多萬人次。這和全球航班平臺Flightstats提供的數據基本一致，每天約有10萬架次航班在世界各地起降。
相比“非典”發生的2003年，國內的高鐵、高速公路、城際交通在這17年間也有了質的變化。2003年，國內第一條高鐵剛剛試運行，基礎設計時速只有250公里；到了2019年，全國高鐵運營總里程已突破3.5萬公里。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擁有在營高鐵站的數量更是超過了所有城市。
便利的交通加劇了城市聚集效應，我國常住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已有16座，武漢正是其中的一座。在城鎮化率從2003年的40.5%提高到2019年的60%的背景下，城市群、都市圈成為國內城市經濟發展新的動力，但這一次，武漢“1+8”城市群受到疫情衝擊最大。
2月23日，武漢市晚上七點半的二環線和雄楚大道。中國青年報 李強/攝
2月15日，武漢下了一場大雪，一輛急救車駛上長江大橋，它的身後是雪中黃鶴樓。中國青年報 李強/攝
2月25日，武昌火車站附近的過街天橋，被人用共享單車攔住了上橋的路。中國青年報 李強/攝
大規模的人口聚集為病毒傳播創造了便利，這一切始於大約1萬年前人類為了適應農業生產而開始的定居生活，並且隨著城市的出現而加劇。人類定居和大規模馴化飼養家畜既是傳染病的主要源頭也是造成大規模傳染病致死的原因，而世界貿易路線的不斷拓展，將各大洲連接成了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
文明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單向度的，城市變得高效集約，但也危機重重。
事實上，城市規劃便部分起源於人類對健康的訴求。1831-1832年在英國暴發的霍亂引發了一系列衛生調查，最著名的便是1842年發表的《大不列顛勞動人口衛生狀況報告》。在這份報告中，英國公共衛生之父埃德溫·查德威克將公共健康問題更多地歸因於腐殖物、排洩物和垃圾等城市環境問題，由此引發的“空間環境與公共健康關係”的探討，成為現代城市規劃誕生的重要基石。
農業在大自然與人類社會之間創造了一種平衡，而工業社會造就的“大都市”甚至沒有足夠的日照和新鮮空氣。1915年，高42層的公平人壽大廈在美國紐約拔地而起，由於管理的缺位，它的設計建造影響了周圍建築的採光與通風。1916年，紐約出臺了第一部區劃條例，詳細規定了高層建築在設計時必須考慮日照和通風的問題，並嚴格區分了汙染性的工業用地與居住用地，以及城市給水排水等基礎設施的修建。
2003年“非典”發生後，城市專家從城市規模控制、形態佈局、防災規劃、衛生防疫設施佈局、社區組織等方面做了深入討論；2019年7月，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參加了2019年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但當疫情真正發生的時候，一切都超出了一座現代城市現有的準備。
在這一次的危機中，武漢市各個社區事實上成為阻擋疫情的第一道“閥門”，它是政府連接城市居民的最近一環，也常常是政府資源與民間力量的有機融合之地，這次疫情中出現的志願者接送醫護人員，社區自發組織的團購群，都為社區居民提供了最為實際的幫助。
相比城市中各大超市一度癱瘓的貨品供應，作為社區服務網點的便利店或許是一條新的路徑。2016年，日本熊本大地震後第五天，受災地區97%的便利店都重新開業；2018年日本北海道地震導致當地全面停電，1050家平日就配置了應急電源的便利店，維持了正常運營。2017年起，7-11等便利公司被日本政府定為災害時提供緊急資助的“指定公共機關”，其覆蓋廣、靈活機動的特點也成為當地警察署日常的“前哨”。（林葉，《日本便利店觀察》）
2月25日，武昌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停止營業的店鋪，店鋪裡還亮著燈。中國青年報記者 李強/攝
中國青年報記者 李強/攝
2月15日，武昌火車站地下停車場的滯留者，他們有的本買好了過年回家的車票，有的只是路過武漢去另一座城市，有的甚至是在武漢待了30年的打工者。武漢封城之後，他們別無去處。
國際防災復興機構（IRP）提出的“韌性社區”是城市社會韌性的重要組成，它通過調動社區的人際關係網絡和熟人社會的關係網絡，在城市治理中發揮以柔克剛的力量。而所謂有韌性的城市，是指經歷自然災難、瘟疫、社會衝突等突發事件之後，城市能快速重組和恢復生產的能力。2013年，紐約在經歷“桑迪”颶風之後，發佈了《一個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紐約》的可適性計劃。
信息作為城市生命線的力量也在凸顯。疫情暴發以來，各地政府推出的大數據疫情防控項目，以及各大企業，甚至程序員、工程師自發組建的“開源信息收集平臺”，推動了信息共享，同時也是對信息真實和有效性的一種監督。這一切是我們在2003年無法想象的。
越來越多的事例證明，信息透明度越高，就越能有效地緩解人們的焦慮情緒，準確地調動更多的社會支持，並幫助那些處於網絡信息邊緣的人群。而一直面對爭議的街頭監控系統，既然能準確地識別行人闖紅燈，當下，提供各個公共場所的人流即時信息，應該也不是什麼難事。“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作為城市規劃建設水平的重要指標”不再是一句口號。
當我們面對城市時，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生命，一種最為複雜、最為旺盛的生命（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如果說，每一個城市都有著自身的精神價值，相比物質層面的重建，如何關照每一位居民的心理重建，才是一個城市恢復機能的支撐。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建成一座沒有疾病的城市，但至少讓我們不要再無謂地失去更多了——乾淨的河流與天空，曾經裝滿記憶的建築與街巷，還有一起生活著的親人與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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