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史記·外戚世家》
近期的熱播架空歷史劇《鶴唳華亭》終於迎來了大結局，故事對比原著相對圓滿了一些，男主蕭定權和女主陸文昔終於在虐了又虐之後走到了一起……
（《鶴唳華亭》大結局）
其實細看這部劇，我們發現，貫穿始末的有兩條線，一條明線，一條暗線。明線是男主角太子和其兄齊王的奪嫡之戰，而暗線則是皇帝蕭睿鑑和以權臣顧思林為代表的顧家之間的前因後果。
在這條暗線中，當年還是肅王的蕭睿鑑在顧思林的幫助下成功迎娶了原應嫁給太子的宰相之女顧思卿，實力大漲，最終在顧家的幫助下，蕭睿鑑成功奪嫡，登上了皇位。
（通過政治婚姻上位的蕭睿鑑）
然而顧家為了維持其權勢和地位，對蕭睿鑑提出了種種要求，其中就包括了必須讓顧家的外孫，也就是男主角蕭定權成為太子，對於這些要求，皇帝蕭睿鑑不得不妥協照辦，這也是男主角一直不受他爹待見的根源所在。
在故事的最後幾集中，舅舅顧思林為了幫助太子除掉競爭對手，打算用前線的戰事逼皇帝就範，一度劍拔弩張。最終，皇太子以家國大事為本，選擇了站在皇帝一方，維護了江山社稷，也使本劇的主題得到了昇華。
概括地來說，這條暗線，其實就是一場由政治婚姻發展而來的“外戚干政”，蕭睿鑑憑藉政治婚姻上位，是因，顧思林作為外戚對皇權形成威脅，是果，只不過這個“果”在明線中全都讓悲催的男主角承受罷了。
其實，類似於蕭睿鑑和顧家的這種皇室與外戚的權力糾紛在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隨便都能舉出幾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出來，比如史上第一個干政的外戚魏冉、廢立過皇帝的霍光、成功篡位的王莽、隻手遮天的楊國忠……
（外戚王莽篡漢）
外戚和宦官一起一直被當做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兩個毒瘤，他們一旦干政，輕則政治混亂、由盛及衰，重則國祚傾移、改朝換代，可謂是禍國殃民。
那麼問題來了，在中國歷史上為什麼會頻繁地出現“外戚干政”的現象呢？其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歷史秘密呢？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分析——
“外戚”和“貴族”
想要搞清楚為什麼會出現“外戚干政”的現象，我們先要知道究竟什麼是“外戚”。
外戚，指封建社會時期君主的母族和妻族，像《鶴唳華亭》中的顧思林，是皇帝蕭睿鑑的大舅哥，皇太子的舅舅，便可稱顧思林為蕭家的外戚。
再比如歷史上，前文提到的魏冉，是秦宣太后羋月異父同母的長弟、秦昭襄王的舅舅，是秦國王室的外戚；王莽，是西漢孝元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則是漢朝皇室的外戚……
（史上第一個干政的外戚——魏冉）
因此，“外戚干政”便可理解為這些“外戚”憑藉著顯赫的地位去做一些凌駕於皇權的事兒。
劇中顧思林參與奪嫡之爭如果放在真正的歷史上，那也只能算“外戚干政”中的小兒科，比較厲害的當然是王莽了，代漢自立，改朝換代，可謂是“外戚干政”界真正的扛把子。
提到“外戚”，就不得不提“貴族”，所謂貴族（這裡主要指分封制時期奴隸社會的貴族），即以姓氏為區分的同宗親屬，也就是皇室宗親、王公子弟，簡單來說就是叔伯兄弟子侄等有血緣關係的“自家人兒”。
為什麼要提“貴族”呢？因為對於皇家來講，“外戚”和“貴族”是兩股完全相對立的勢力，往往會呈現出此消彼長、此長彼消的現象。
在信奉“祖先崇拜”的古代中國，宗族觀念是很重的，對皇室來說尤其如此。在皇室宗親眼裡，江山是一姓之江山，是絕對不容外姓之人染指的，
“外戚干政”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江山穩固的最大威脅。所以歷朝歷代，外戚和宗親兩股勢力往往是水火不容、不死不休的。
（女帝武則天）
這裡比較典型的例子當屬武周時期的“神龍政變”了，武則天掌權時，李氏宗族被極盡打壓，而作為李家外戚的武氏卻成功上位，把持著李唐江山，最著名的當屬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終武則天一朝，李唐宗室和武周的爭鬥就沒停過，最終李家人在朝臣們的幫助下，成功發動“神龍政變”，才復得江山社稷。
既然外戚和貴族之間存在著這種極端對立的關係，那麼“外戚干政”的頻繁出現是否和“貴族勢力”的沒落有關呢？
從“商鞅變法”說起
秦以前中國的社會結構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
- 宗政合一；
- 世卿世祿。
在商、周時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完全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特別是周朝，周天子作為天下的最高統治者，同時也是天下的“大宗主”。
周天子把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結合，按照宗法等級把王室子弟分封在遼闊的疆域上，並允許他們繼續分封。在這種模式下，宗法和政治是一體的，宗法等級也就是政治等級，我們稱之為“宗政合一”。
（宗法與政治相結合）
在宗政合一的基礎之上，周朝又實行世卿世祿制，即包括天子和諸侯國君在內的所有貴族們，世世代代都父死子繼，連任“卿”這樣的高官，並繼續享有封地及其賦稅收入。把陳勝的話反著說，就是“王侯將相固有種”，在周朝，你是不是王侯將相，生下來就確定了。
在“宗政合一”以及“世卿世祿”的加持下，周朝貴族們徹底壟斷了所有權力，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這個“王”不單指周天子，而是整個周朝王室。
於是，在整個天下都被周朝王室控制住的情況下，作為對立方的外戚勢力想進入權力中心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更別說“干政”了。因此，即使那時候王室的婚姻也大都夾雜著政治色彩，卻始終沒有出現過“外戚干政”的現象，不是他們不想，是他們做不到。
可是，一個人的出現，率先打破了這種“格局”，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
（商鞅）
上文提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干政的外戚是魏冉，魏冉之所以能夠以外戚的身份突破貴族們對權力的壟斷，商鞅是其最大的“功臣”。
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革時期，隨著鐵器和牛耕的普及，生產力得到了躍遷式的發展，井田制開始瓦解，土地私有制開始出現。“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以土地國有制（周朝王室對土地擁有絕對支配權）為基礎的“貴族政治”已經成為了社會前進的最大阻礙，於是諸侯國開始紛紛謀求變法、富國強兵。
想要變法成功，就要打破“貴族政治”的束縛，而在戰國時期的諸多變法中，最成功的的當屬商鞅變法了，因為他對“貴族”打擊得最徹底。
（商鞅變法）
商鞅對秦國貴族的打擊主要有以下幾點：
- 廢除奴隸制土地，承認土地私有：承認土地私有就相當於放棄了土地國有制，貴族們再也無法以王公子弟的身份合法地享有土地了；
- 全面推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地方長官不再通過分封的方式產生，而是由國君統一任免，貴族們在失去土地所有權之後，接著又失去了對地方的行政權；
- 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獎勵軍功制：所有的爵位、俸祿都依軍功而定，“王侯將相”不再“有種”，舊貴族的特權被徹底限制死，連最後的爵祿也沒有了。
在商鞅變法的高壓下，貴族政治逐漸湮滅，官僚政治隨之興起，大批的外族、庶族開始進入秦國的權力中心。從商鞅始，張儀、甘茂、範睢、呂不韋、李斯等等一大批掌握秦國軍政大權的宰相無一是來自秦國的貴族。
於是，在這種局勢下，有著官僚和君王外親雙重身份的“外戚”便粉墨登場了。
魏冉先是以舅氏的身份從侍於秦國，在諸公子爭奪王位的政治動亂中，扶助昭王而誅滅諸公子，以軍功而位極人臣。後來，隨著秦宣太后的掌權，作為外戚的魏冉一度權傾朝野、獨斷專政，成為了秦國曆史上權力最大，任職時間最長的丞相。
而這一切，僅和商鞅變法間隔二王（惠文王、武王）30餘年（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07年）。
背後的原因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基本上可以推斷出外戚干政出現的原因了。
在商、周時期“宗政合一”的政治結構下，貴族們享有對權力絕對的壟斷，在這種特殊的“貴族政治”下，作為對立方的“外戚”勢力想“插針”都找不到縫隙。
而之後生產力的改變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改變，要求各諸侯國必須得尋求一種新的政治結構以適應這種改變，才能富國強兵，於是便催生了變法，變法打擊了貴族政治、新興了官僚政治，“近水樓臺先得月”，於是有著官僚和外親雙重身份的“外戚”便登上了政治的舞臺，拉開了中國歷史上“外戚政治”的序幕……
（專制與集權）
那是不是說，以商鞅為代表的這些“變法者”就這樣背鍋了呢？
商鞅變法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統治者富國強兵，富國強兵的途徑是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和汲取能力，而這種汲取能力的提高要求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專制和集權催生出了郡縣制，郡縣制產生了官僚政治，最後外戚政治作為官僚政治的“加強版”隨之出現。
所以，外戚政治的根源其實並不在於變法本身，從根本上來說，外戚政治是貴族政治向君主專制集權轉化的必然產物，也即是說，其根源是追求專制與集權的統治者本身。
那麼，作為“外戚政治”產生的根源，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為什麼不願意做出改變，從根本上拔除這顆“毒瘤”，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轍呢？或許是因為那雙緊握著權力的雙手怎麼也鬆不開吧……
（沐茗，為你解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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