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企业家往往更为注重现实强人际关系而忽视网络弱人际关系，更注重企业家与企业家、商人与官员之间的线下交流和交往，而忽视企业家与科技界人士的线上的交流和交往。
第二个问题是：企业家缺乏技术思维或文化觉悟，而文化界和科技界人士缺乏企业家思维。二者兼备、二者并重的人士，在中国是少而又少，如知识界的林永青、胡泳、潘新、段永朝和许多的科技界的创业者如雷军等，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始终是非主流。
这两个问题，是值得反思的，有着文化基因上的深层逻辑。
国内企业家们建设的群，也是为这种深层逻辑所主导的，他们更多提供的是企业家和企业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人脉，而非更多的提供企业界人士与科技界人士的交流。他们更多的将网络当做为发展现实强人际关系的主要工具，而非当做科技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发展弱人际关系的工具。在他们的长期商业实践过程中，没有将知识资源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他们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更多的依赖于非知识资源的人脉资源，如银行和官方，即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与此同时，知识资源贡献的比重，相对很小。不同的人脉对应于不同的资源。他们的人脉结构中显著缺乏知识资源人脉的比例，并几乎意识不到这一人脉资源的重要性。
作为社会精英的企业家，其人脉结构所反应出来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我们最终看到了这种反应到国家层面的结果，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之中，显著缺乏知识资源贡献的比重。
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存在，以一种激励游戏的模式，已将国内企业家精神磨损耗尽。在这种游戏模式下，企业家沦为社会非主流，沦为附属性阶层，不能主导社会，反被社会主导。在这种游戏模式下，只有那些充分珍惜和运用非知识资源的企业家，才能得到最大的和最多的奖赏；而那些充分珍惜和运用知识资源的企业家，成功的光环只会笼罩在极少数的头顶，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长期陷入泥沼之中。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家的战略转型，必定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不再主导一国经济的时候。
古代某些巨商的历史启示是：不是跨国商人，其安全性便存在问题。跨国商人比非跨国商人更安全。正因为非跨国商人不安全，所以他们始终处于依附性生存状态之中。对权力的攀附和依存，是他们的求生本能，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更是他们的宿命。
工商业，实质上就是技术与文化的根系之上所生长出来的枝叶。无论是爆竹，还是其他的一些工商业服务和产品，乃至农业产品，本质上是技术与文化产品，是以技术与文化为根基，并在这种技术与文化的传播过程之中，实现自身商业价值，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在技术与文化主导的世界观之下，作出新的理解：企业家实质上始终居于知识体系的顶端，是对整个知识体系和关键知识领域作出重塑和检验的主要力量，是作为技术与文化要素的各种资源的集合利用者和价值发掘者，是技术与文化红利的创造者。企业家只有主动肩负起技术价值发掘、文化阐释、技术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才能确保品牌的成长和行业的长存，乃至于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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