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西方歷史是系統性，自1670年開始，系統性偽造的，這一點就不特別贅述了，網上有不少資料，搜一搜就可以找到。
西方為什麼要偽造歷史，我這裡有一個原創的思考結論。
西方十字軍東征之後接觸到了中華文明，就發現原來有這麼一個歷史悠久、記錄詳實的文明存在。
這就為天主教帶來了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如果這個跟天主教扯不上關係的文明如此之強，歷史更悠久更先進，那麼怎麼能證明上帝存在呢？
所以，教會牽頭，各地諸侯出力，新興的小資產階級也有了偽造歷史和文物賺錢的機會。
所以伏爾泰就說過嘛，對於西方的歷史書一個字兒都不認識。他是親眼目睹了整個偽造歷史的過程。
西方偽造歷史是一個實施了四五百年的系統工程。
論證偽史是一個特別費力的過程，不過抽絲剝繭抓住兩個核心偽造的邏輯就好了，可以一眼看穿。
西方偽史的“兩大邏輯”是：輝煌邏輯和古老邏輯。
輝煌邏輯即建構編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華文明更輝煌的文明。古老邏輯即建構編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華文明更古老的文明。輝煌邏輯以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為依託，古老邏輯以古埃及、蘇美爾、克里特文明為依託。
西方偽史在“兩大邏輯”之下，運用各種所謂的歷史學把碎片化的神話、故事、傳說改編成自洽的偽史體系，並依託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為該偽史體系披上了“科學”的外衣，並建立起龐大的系統。
千萬不要以為西方歷史和中國歷史的“歷史”一詞的涵義是相同的，更不要以中國歷史的概念標準去理解西方歷史。
從中國歷史的標準看，西方的“歷史”不是歷史，而是偽史；從西方“歷史”的標準看，中國的歷史就像宇宙規律一樣嚴謹，完美無缺，白璧無瑕，至臻至善。
西方偽史基本成型於1951年碳14測年被髮明出來之前，不以碳14測年來編排年代，而是以所謂“破解死文字的記載”來斷代。這是極不靠譜的，乃至荒誕不經的。
實際上，中國歷史編年是西方偽史參照的唯一標準。1600年前後，被稱為科學的西方現代編年史的建立者法國神職學者約瑟夫·斯卡利傑(1540一1609)跑到荷蘭(萊頓當時為歐洲的精神文化中心)研究中國歷史編年，並以中國歷史編年為參照，草擬了一套西方歷史編年(聖經編年)，奠定了今天西方歷史編年的基礎。(詳見斯卡利傑的《時間校正篇》和《年代學寶典》)
西方沒有官修歷史的傳統，都是大量個人歷史寫作(沒有官科、民科之分)，良莠不齊，菁蕪難辨，各種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說法、學說、假設、理論、模型都有，真知灼見淹沒於茫茫“信口雌黃”之中，最終由時代思潮從“茫茫說法”中選擇某一些說法成為西方主流歷史。
從西方近代歷史看，以種族主義和東方主義為核心的歐洲中心論為思潮。可想而知，以歐洲中心論為思潮釐定的西方當前“歷史”中會選擇哪些個人說法成為主流歷史？而真知灼見必被束之高閣而珠玉蒙塵。
同時，西方運用近代對於人類起源和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於對美洲印第安人社會的認識，建構出所謂科學的古希臘民主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帝國曆史。
雖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是1877年出版的，但是，實際上對於人類社會規律的認識，西方早已醞釀中，摩爾根只不過是集大成者而已。
西方在17世紀上半葉的荷蘭共和國就開始類似的實踐，但此時的認識還處於比較朦朧的狀態，直到17世紀下半葉對強大的土耳其的恐懼消失，對專制土耳其腐敗衰弱的深刻認識，對清朝專制體制的研究，以及反抗路易十四等獨裁專制統治的需要，才開始引入印第安人部落/聯盟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來建構西方的現代政治體制，同時，偽託於古典希臘羅馬及其相關“歷史人物”。
所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體思想，其實都是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全球視野的產物並偽託於其“古人”而已。
文學、藝術、科學、政治、理性、哲學等，莫不如是。
綜上所述，西方古代偽史形成的基本邏輯是：中國編年，個人寫作，時代選擇，科學建構，偽託古人。
我們要自信，這個世界上最優秀最偉大的民族就是中華民族。
閱讀更多 稀罕罐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