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願意投身到和來訪者一道走過對他來說特別艱難的心理路程。要知道，陪伴是有力量的，這個力量有時會很大。當一個人不再覺得孤獨和恐懼時，自己便會找到方向和出口。
文 | 張 英（特約記者）
整個春節，畢淑敏都是在北京南城的家裡度過的。
這個春節，她一直在寫長篇小說，所以連央視的春晚都沒看完，就早早睡了。一是保持好的身體狀態，好積攢精力用在創作上，二是讓自己有好的睡眠，保持對身體對病毒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我在採訪畢淑敏的幾個小時裡，她家裡的門鈴不斷響起，不同的快遞員送來了蔬菜瓜果，和她在網上購買的各種日用生活品。平時的日常生活外出，都儘量減免，以節省出時間，花在讀書寫作上。
畢淑敏
70多歲了，畢淑敏覺得，時間對自己最寶貴。疫情時期，她沒出過門。大部分時間，她都憋在家裡，寫她的長篇小說，偶爾以醫生和作家身份，接受少量的媒體採訪。
2003年，北京“非典”出現，在那場席捲全國的疫情中，有醫學和寫作雙重背景的畢淑敏，被中國作協點名邀請，和何建明、王宏甲等作家組成採訪團，深入北京佑安醫院、小湯山醫院等抗擊“非典”前線；採訪了許多醫生護士、病人和家屬，甚至火葬場的工人；走訪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等專業醫學科研機構，還到北京市委、國家氣象局、外交部採訪。
最後，畢淑敏花了八年時間，寫成了長篇小說《花冠病毒》，2012年圖書出版。這個長篇小說的內容是這樣的：
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突發瘟疫，一種名為“花冠病毒”的新型病毒的爆發，讓整個城市運轉停滯，擁有心理學背景的女作家羅緯芝臨危受命，成為抗毒一線的採訪組成員。在抗疫小組內，羅緯芝深入瞭解了普通人面對恐慌和毀滅時的心理困境。無意中，羅身染瘟疫，命懸一線，卻又不可思議地獲救，成為唯一的倖存者。
事件發展不斷失控，官方急救藥物卻遲遲研發不出，然後城市封鎖、民眾出逃、搶購成風……人類對病毒的挑戰進行了英勇的反擊與抗爭，人該如何構建內在的心理能量，戰勝強大的對手？
畢淑敏的《花冠病毒》
2020年1月，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隨著春節的來臨，人口多流動，感染迅速蔓延到全國。敏感的新聞記者們想起了畢淑敏的《花冠病毒》。這本書裡出現的封城隔離疫情、市民超市搶購蔬菜水果和生活用品的描寫，和今天的現實生活，出現了驚人的“重複”。
有記者覺得這是作家的偉大，稱她是預言家。畢淑敏的回答是，小說中有她對2003年北京“非典”時期的生活場景觀察，但小說故事裡的大部分內容，則是出自想象和虛構。
“寫《花冠病毒》，就是害怕瘟疫的再次襲來。上一次已經很明確地鎖定了野生動物是病毒的宿主，SARS以後，北京不讓買賣野生動物，市內取締宰殺活禽，一直堅持到現在。廣州應該也好了一些，起碼果子狸不吃了吧。但是武漢和其它有些地方的人們，為什麼不吸取教訓呢？繼續吃野生動物，重蹈覆轍，多麼愚昧和危險！
畢竟做過內科醫生、心理醫生，憑著職業出身的敏感，畢淑敏很關注疫情的發展。“以我當專業醫生的經驗判斷，這種新型的傳染病毒，現在還沒有特效藥能夠徹底治癒，醫藥開發需要一個過程。我經歷過非典，這種不明原因的傳染病毒，不能寄希望於速戰速決，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
畢淑敏很贊成各地政府封城閉村隔離的舉措，對隔離病毒相互傳染行之有效。
“這一次新冠病毒的傳播性特別強，感染太快了。封城這個舉措真是壯士斷腕，很大決心，非常必要。不然更多的人會感染，出現更多的重症病人。在那些不具備優質醫療設備和診治條件的地方，病死率會大幅升高。我非常贊同這個決定。”
和很多作家的經歷不同，畢淑敏是一位充滿了傳奇色彩的作家。她是內科醫生，北京作協副主席，也是國家執業的註冊心理諮詢師。1969年，她16歲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隊當兵11年，歷任衛生員、軍醫等，挽救過無數人的生命。
從事醫學工作20年後，畢淑敏開始文學寫作，著有《畢淑敏文集》十二卷。她的文學寫作，大氣厚重，關注時代和現實社會，長篇小說《紅處方》《血玲瓏》《拯救乳房》《女心理師》《鮮花手術》等作品產生強烈社會影響，作品具有濃重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
作家王蒙這樣評價畢淑敏的出現：“她確實是一個真正的醫生，好醫生，她是文學界的白衣天使。崑崙山上當兵的經歷，醫生的身份與心術，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覺，使她成為文學圈內的一個新起的、別有特色的、新鮮與健康的因子。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規規矩矩的作家與文學之路。畢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靜乃至循規蹈矩，難能可貴。她寫了像《崑崙殤》這樣嚴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仍然保持著對於每一個當事人與責任者的善意與公平。她正視死亡與血汙，下筆常常令人戰慄，如《紫色人形》《預約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實和悅，她是要她的讀者更好地活下去、愛下去、工作下去。”
1998年，畢淑敏攻讀了北師大心理學博士課程，成為國家註冊的心理諮詢師，經驗豐富的她開始直接面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線病人，還繼續通過一系列心理學病理案例非虛構寫作，公開出版物和演講，治病救人。
在開設診所4年以後，她關閉了自己的診所，放棄了優厚的經濟收入，回到家裡繼續寫小說，出版了一系列以心理醫生為背景，與心理學知識治病救人的小說作品。
在我眼裡，她是一位溫暖有愛的作家、悲天憫人的醫生，秉承了魯迅的文學傳統，行動中的理想主義者，以筆為旗，身體力行，用文學、醫學，治病救人，在夜晚黑暗裡，用愛與希望點亮了生命的燈。
對當下的疫情，她呼籲人們呆在家裡，精神鎮定，不要恐慌，堅持正常的生活。“我聽到一線報道說，信心比藥物更重要。我很贊同這種說法。防疫中不要放棄信念，心理不被摧毀，堅持健康的生活；一旦染病，更是不放棄、不灰心，調動最大的抵抗力與病魔抗爭，爭取康復。
痛定思痛，她也觀察到，和當年的“非典肺炎”一樣，這一次的“新型冠狀肺炎”，都與中國人吃野生動物有關。人類一定要牢記歷史的教訓，有些人若不思改變，只能靠強力的法制約束。我們必須制定法律，制止繼續吃野生動物的行為，保證國家和社會的安全。
為什麼讀心理學博士
張英：你為什麼對心理學感興趣？
畢淑敏：我想，首先是我對“人”有興趣。很多人的職業選擇，都與興趣愛好有關，比如對大自然有興趣，或者對歷史、科學某一方面有興趣，最後成了其職業。
真的，對活生生的人，我特別感興趣。這可能跟我以前當醫生的經歷有關，我學了人體生理解剖，也在臨床看過很多的死亡。這世界上，有很多人患病，也有很多健康的人。人在生理的結構上，其實是大同小異的。可是在這一個看起來相同的軀殼裡面，卻為什麼有如此不一樣的靈魂？他們的行動，為什麼會那樣千變萬化？
很多人以為，我從醫學到寫作，是一個很大的跨度，然後再去研究心理學，也是一個很大的跨度。可是從我個人來講，我的研究對象都是人。醫生要研究人體，文學被稱為“人學”，作家裡頭，可能有人寫動物、有人寫植物，可不管你寫什麼，你都是從人的感受出發，從人的角度去體驗、觀看這個世界的。
心理學是一門科學。簡言之，就是你心裡想的是什麼，和你做的是什麼，這樣一門科學，很有意思。在這個過程裡，我覺得很多作者把握世界、理解世界、認識世界，是靠他自己的眼光。那我希望在自己的眼光以外，還有一個更科學的眼光，把兩者結合起來。
張英：你學習心理學的機緣是什麼呢？
畢淑敏:我聽過一些心理學的課，我覺得沒有特別好的老師。後朋友告訴我，香港中文大學的林夢平教授，會到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來帶兩年的碩士研究生，學問很好。我就特別想去學，便交了學費，完全是自費。
我跟家裡人打了招呼，說我有可能上著上著就不上了，咱們學費就退不回來了，算白交了。後來我先生說，你實在願意，不用考慮學費的事情，好好學。如果最後學得沒意思，也可以不去。
我就這樣去讀了心理學碩士。我們班上，有已經是心理系博士畢業、又重新來學的，也有從學校本科直接升上來讀碩士的年輕學生。我是最特別的，不為擇業，不為著書，也不為在那個學科打一番天地，我只是很好奇，很想去學習。讀下來，幫助還是很大的。
張英：47歲重新回校園當學生，感受如何？
畢淑敏:我去了以後，剛開始是有點狼狽的。因為是心理學的碩士學位班，人家都是心理學的本科生，都是學過心理學的。
我記得剛開始，前幾堂課聽得莫名其妙，老師講到一個心理學特定詞彙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只能當時記下來，晚上回來查呀。不過學到後來，就慢慢可以鑽進去一點了。
後來隔了一段時間，林老師有一天跟我說，畢淑敏，你知不知道已經有同學嫉妒你。我說我那麼差，年紀大，然後又沒有心理學的本科基礎，也沒有什麼實踐的經驗，我覺得我有理由成為您最壞的學生。他們為何嫉妒我？
原來，同學們說，畢淑敏比較神奇，怎麼可以這麼快入門？我們老師回答，畢淑敏以前做生理上的醫生，後來又做文學家，這些都是以研究人為對象的，所以她來學心理學，起點不低，能融匯貫通，迅速把心理學的那些專業知識補上。
舉個例子，比如老師會放一段真實的案例錄音。一個女生媽媽過世了，她特別難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然後心理醫生對她有一些疏導，無效，女生情緒激烈，不能平靜。老師問我們，從這個對話裡聽出了什麼？有同學說，她悲傷，因為她的母親去世了。還有同學從她的哭泣裡，聽到她最後沒有見到母親一面產生的那種極度的惋惜。還有同學說，她因為對母親有很多感激的心情，永遠不會有機會去傾訴，是那種強烈的哀傷加上自責。
後來我就鼓起勇氣舉手，說我在錄音裡，聽到了仇恨。因為有一些母女，其實是冤家，她們之間有很多未解的心結，她媽媽去世後，她再也不可能去處理完她的心結，所以她哭，怨恨無以疏解。老師說我答對了，接著放這個錄音，最後那個女生說，我覺得我跟我媽一直是有仇的。這個仇現在我再也不能報了，甚至連寬恕也不可能了，這個仇就沒有解決，我不知道怎麼辦。心理醫生，就要對症下藥，解決這個女生的問題。
林夢平教授專攻心理諮詢學。心理學有一點像醫學，是個很大的框架，心理諮詢學，就相當於心理學裡面的臨床醫學，就是要不斷和活生生的人發生聯繫，然後幫助他們恢復更好的心理狀態。
舉這個例子，我是想說，當我跨越心理學最初的知識點以後，加上我對人生的瞭解，加上我當醫生的經歷，就會做得稍微好一些。
心理醫生遇到的問題
張英：心理學學完之後，你去開心理學門診了。
畢淑敏:我開了門診後才發現，中國的心理來訪者實在太多了，來找我看門診的來訪者也太多了，我力不從心。
我本來想心理學對我自己的幫助比較大，我會明白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因為每個人認識自己其實挺不容易的，常常是從別人的反應裡面來認識自己。但把所有人對你的認知反應加在一起，也並不就是你自己。你還是要對自己有一個認識，可是這個認識你不借助科學力量，只靠自發的一種覺察，可能還是有所欠缺的。
那我學完心理學，就會知道，我為什麼在我的文學作品裡面，對生命那樣關注？我為什麼會對人有興趣？我聚焦在什麼地方？我為什麼會去環球旅行？我要去看這個世界。我非常清楚，我的人生要的是什麼。
但我不清楚是否對別人也有這樣的幫助，就決定面向普通群眾，開個心理學診所，用心理學去幫助別人——這真的可以治病、診斷嗎？用這樣的藥，可以讓來訪者康復嗎？心理學理論上，應該是行的，我肯定要試一試。
張英：這個心理學診所開了多久？效果如何？
畢淑敏：二十年前，老百姓對於心理醫生的接受程度還是比較低的，沒有現在這麼普及。
朋友們給我出主意，掛靠一個大學，或掛靠一個醫院，或乾脆做一個NGO，或者慈善機構什麼的，這樣有助於我借用資源。但我當時直接以個人的名義開診所了，註冊了畢淑敏心理諮詢中心，直接面向中國的普羅大眾。
這個診所存活了前後三年，不是活不下去，而是來訪者太多了，像個自由市場一樣的。後來我的工作人員說沒辦法，因為來看心理醫生，成年人是一個人，如果是孩子，就會一家人都來。那時候，我面臨了一個問題，來訪者太多，排隊太久，我根本就來不及看那麼多號。
我知道了對此刻的中國人民來說，心理學的寶貴和重要。但個人力量太渺小。
林老師訓練我，醫生不可以到外面去迎接來訪者，可以從我的座位上站起來，面帶微笑，等著他向我走來。這是第一個回合，有它的象徵意義，他的主動求助，他必須要為這個舉措負起責任來。當他一走進我的診室的時候，我們的精神對決就開始了。我用了很長的時間，適應這個要求，練習不走過去迎接來訪者。
我每一次迎接來訪者的感覺是：我的門開了，來訪者走進來的時候，帶著一團的未知。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將陪伴他走過他人生非常困難，甚至是某種危險的過程。
和來訪者談的時候，為了不讓他緊張、緩解壓力，我們通常只能開動腦筋記，寫很簡短的幾個字，主要靠事後的記憶筆錄。一般50分鐘聊好，來訪者走了以後，我要做點記錄，因為他還會來，所以我要趕快記錄當天的診治情況。中間休息10分鐘，也就是上個廁所，做個記錄喝一點水，馬上下一位來訪者來了。一天工作下來，最多看八個來訪者。一週才能看多少人呢？40多人。
我的工作人員跟我說，有一對夫婦，從春天樹還沒長葉子就預約我的號，到了秋天樹葉落了，還沒有輪到。這對小夫婦感情破裂了，聽人說畢淑敏心理門診很好，想找我做婚姻心理諮詢。這件事對我觸動特別大，我就想，天天做心理醫生，也不能加班加點，大腦累了，就會遲鈍，反應不過來。
醫生如果是這樣的狀況，對來訪者是不負責任。這個工作沒有辦法生產線流水化，也沒有辦法能夠批量處理問題。那我最後就想，我還是寫有關心理學的書去吧，一本書怎麼樣也能印個一萬冊吧？就算有人買了不讀，讀完的至少會有幾千人吧。這就等於我好幾年的工作量了。
張英：來訪者很多，問題很嚴重。
畢淑敏：心理上的疾病，以預防為主，提高我們心理健康的水平，讓我們內心變得更穩定、更堅強，會有更多溝通的方式，包括會處理這些困境，不是一下子陷入抑鬱、躁狂，或者將那種負能量放到整個社會去。
我相信絕大多數來訪者，是願意面對自己的問題的，是可以找到妥貼的解決辦法的。就像我們生理上有了病，大多數人還是願意吃藥、打針，把這個病治好。真正不治病的人，還是少數。
做了心理醫生後，我明白世界如此多姿，如此多視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邏輯，他的出發點帶著他內心烙印的世界觀。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很敬佩那些前來做心理諮詢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了生命中特別困難的時刻，願意信任我，和他一道探討怎麼走出這個困境，而不是選擇沉淪下去或者聽天由命。來訪者有一種自我改變的決心。
我很願意投身到和來訪者一道走過對他來說特別艱難的心理路程。要知道，陪伴是有力量的，這個力量有時會很大。當一個人不再覺得孤獨和恐懼時，自己便會找到方向和出口。
三年門診，我也幫到了很多人。
張英：我聽一個心理醫生說，畢淑敏後來不開診所了，原因是你的價格比較高，一批有錢的人把你的號都佔住了。
畢淑敏:我那個診所是幾個人出資合辦的，他們給我定的掛牌門診價特別高。我當時說這不合適，不能這麼高。但我們那個班的同學都是我的醫生，說請從工作大局著想，還有別的醫生呢，如果單你一人定價不高，比如你五十塊錢他們一百塊錢，他們工作量就不飽和。實際上我們都是林老師的學生，大家門診的處理方法差不多，沒有什麼區別。我的同學們，現在都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人士了。
就像我前面說的那對小夫妻，他們願意高價掛我的號。但是，人多得高價也擋不住。破釜沉舟的時候，人們其實不在乎一百和五十的區別。
我覺得，還是寫書產生的效果更好。三十塊錢賣掉一本書，差不多一個盒飯的錢。如果有心人去讀了，內心受觸碰，其實基本問題是可以解決了，用不著看門診出幾倍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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