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銀
對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曹樹基的訪談報道發佈後，引起抗戰史研究者們的強烈不滿，真不知道之前曹教授對這種局面是否有過預判。我已經寫了兩篇讀後感，文中也表達了我對曹教授訪談的憤懣。儘管我也曾難以剋制地吼出：“簡直讓人懷疑他的‘真’心到底何在！”，但總的說，我還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讓兩篇讀後感成為質疑並聲討曹教授民族立場的檄文。
我覺得，“曹樹基訪談”其實是曹教授對彎道超車的自述，他自覺很嗨、很爽，也很得意，但別人看到的分明是一出翻車事故。
曹教授在訪談中的胡咧咧，也並非一無是處。
以我自己為例。我因為在8年前曾經得到過當年中央防疫隊在寧波抗擊鼠疫的一組工作照，201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寧波出版社找到我，讓我將這組照片公佈出版。我就是從那時起開始深入瞭解1940年寧波鼠疫史。當時，我對史料中說的寧波鼠疫患者症狀為什麼和大名鼎鼎的“黑死病”不一樣，始終弄不明白，在書中始終含混不清地以鼠疫概括之。而曹教授在訪談中的一段話提醒了我：
鼠疫桿菌如何保存？空投後飄灑在空中以及落地後如何存活？存活後如何讓人染疫？目前已知鼠蚤叮咬是鼠疫的主要傳播途徑，鼠→蚤→人的傳播是腺鼠疫的主要傳播方式。而通過飛沫形成“人→人”傳播是肺鼠疫的主要傳播方式。通過飛機散佈的細菌，即便存活，如何可以進入這兩個系統並廣為傳播？誇張一點地說，即使飛機上撒下的鼠疫桿菌落在我的身上，只要不是落在我身上的傷口上，我也不會染上鼠疫。
我查了黃可泰等著的《寧波鼠疫史實》，發現當年中央防疫處處長容啟榮的報告中，61例疫死裡就有58例是腺鼠疫。由此，我發現了跳蚤在寧波鼠疫爆發中所扮演的異乎尋常的重要角色；再循此，便對浙江衛生處處長陳萬里的推測、對日軍731部隊少佐軍醫金子順一的研究論文乃至侵華日軍“ホ號作戰”戰術意圖的理解，豁然貫通了。也就是說，從鼠疫的臨床分類來看，寧波鼠疫顯示了它非常明確的非自然性疫源特徵，完全是人工播撒疫菌直接而迅猛的後果。人們之所以立即懷疑到鼠疫與日軍飛機空投的麥谷、布絮有關，既非當年捕風捉影，亦非後世附會添加。所以我覺得曹教授提到的腺鼠疫和肺鼠疫的區別，對於研究戰時鼠疫史還是很管用的切入口，讓我在這幾天對寧波鼠疫史的認識，清晰了許多。
就這一點說，我要謝謝曹教授。
我認為，曹教授訪談所涉及的，只是學術問題，不宜擴大到任何其他領域來說事兒，更不能繼而採取什麼措施之類的。
所謂歷史研究，無非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把事實弄清楚，二是把道理講明白。“弄”和“講”，不可能只許一人或一方來做。沒有日本反戰學者發現、公開並研究731部隊罪行的證據，中國受害者只能血淚控訴，卻不可能提供合格證據；“弄”和“講”，也不可能僅由“志同道合”者便可奏其功。在鼠疫訴訟中，被告方的詰駁詭辯，是法庭最終判定日軍731部隊等在中國發動細菌戰並殺害無數中國人民的事實的必要程序。
所以，我們首先要允許乃至歡迎曹教授把他對這一事實的反對觀點說出來，哪怕這種反對觀點、意見令人多麼地反感。與主流觀點不同甚至反對的觀點能找到公開發表的平臺或媒介，是學術研究環境能得良好評價的要素。贊成之贊成、反對之反對、贊成之反對，反對之贊成等等各種意見和觀點能充分發表、討論，切磋、琢磨，顯然是極好的。
《新京報》能為這種與公認歷史結論截然不同的說法提供平臺，而且能讓曹教授說得痛快，很難得，也很值得讚許。社會能容忍不同甚至反對意見，是歷史研究能揭露歷史真相所必需的條件之一。試想，如果日本社會不能容忍反戰學者的生存與研究，那麼中國方面的抗戰史領域就極可能只沉湎於受害者的控訴、親歷者的回憶而無法進入學術研究的階段。已經被揭示出來的歷史真相，不怕有反對觀點，否則一定是真相的“成色”不足，要麼就是對揭示真相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沒信心。所以，我覺得《新京報》這次做得很好，曹教授膽量可嘉，我希望你們繼續。
今年，是寧波官民撲滅開明街鼠疫80週年。如今，關於這場災禍與侵華日軍之間的關係，與日本、日本軍當年推行的“無差別攻擊”之間的因果，以及對侵華日軍播撒鼠疫、霍亂、炭疽等疫源物質之罪行性質的把握（細菌戰還是反人類罪），等等一系列問題並不能說已經完成研究，吾人當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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