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長！

二十年前，系統論史觀曾經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在1980年代初，甚至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跨學科的文明研究小組。一群年輕人依靠自學，試圖將系統論應用至比較文明研究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觀濤與王軍銜合作完成了《悲壯的衰落：古埃及社會的興亡》。

在國別史研究獲得長足進展的今天，如何看待八十年代大歷史研究的意義？相關研究是否已經完全過時，並失去了闡釋歷史的效力？曾經風靡一時的系統論在當下還有沒有應用價值？

在《悲壯的衰落》2009年新版序言中，金先生重新審視了1980年代中國的思想探索，並指出：在人類面臨史無前例的環境挑戰而思想已迷失在越來越細專業之中的今天，重提當年系統演化理論的歷史探索也許有其特殊的價值。

重返宏大的歷史視野（節選）

懷念1980年代的思想探索

我不是埃及學專家。在這一專業越分越細的時代，要為自己在二十多年前寫的有關古埃及社會著作再版寫導讀，心情是頗為複雜的。

首先我碰到的問題是：這本書還有再版的必要嗎？表面上看，答案很明確：沒有必要！從來寫古埃及的著作是這一行專家的事，如果不懂古埃及文字、沒有做過考古工作，憑第二手資料寫出來的東西很難說有什麼價值。當1989年本書檯灣版出版時，就有人作過這樣的批評。特別是今天，一切宏大歷史敘事社會演化模式探討不再時興時，任何一個非埃及學專業的學者涉足這領域都被視為越界，甚至寫通俗讀物都是不適宜的。

但本書之所以再版，是讀者仍對古埃及是怎樣一個社會，它在人類文明史中佔什麼樣的位置這些大問題感興趣。令人遣憾的是，近二十年來，埃及考古、故事和旅遊的書多如牛毛，但恰恰沒有研究古埃及社會結構的理論著作。這種互相矛盾的狀況使得我想起寫這部書時的初衷，又回到那個令人著迷至今難以忘懐的年代。

1980年代初，當我們在策劃《走向未來叢書》時，曾經有一個非正式的跨學科的文明研究小組。小組成員都是年輕人，沒有博士學位，對比較文明的研究主要是一邊自學，一邊思考大多是自己提出來的問題。這個小組中，有人分工收集古埃及社會資料，有人研究俄羅斯，日本史也是被關注的對象，我們想把系統論方法貫徹到比較文明史研究中去。

本書就是我和當時負責古埃及的王軍銜先生一起寫成的。可惜的是，這個研究小組存在時間不長，隨著1980年代啟蒙運動的展開，大家都捲入越來越多的事務中。1989年思想時代的結束，大家各奔東西。有的從政，有的經商，有的從事社會工作，有的同事甚至已經過世了。唯有我對比較文明史不能忘懷。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又應如何評價青年時代的探索呢？今天我仍然為當時的雄心和探索熱忱所感動：一代人從籠罩億萬人心靈三十年之久馬克思典範中走出來，併力圖用系統論來克服這一典範的困難。當時國內剛開放不久，能看到的資料極有限。但想像力在我們心中奔駛，這些業餘歷史學家力圖通過有限的史料去做專家不敢想的事：在人類文明演化的高度整體地把握各種社會。《悲壯的衰落：古埃及社會的興亡》就是在這種氛圍下產生的，當時曾發表於走向未來叢書之中。

就歷史理論（哲學）而言，本書提出三個研究方向。一是用自組織原理探討文明的起源，特別是去發現超越部落社會跨地域古代國家產生的機制；二是研究文明演化的模式，用系統論中類似於超穩定機制解釋古埃及文明相對於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停滯性，並回答古埃及文明衰亡的原因；三是問古代文明衝突（古埃及文明在羅馬衝擊下滅亡以及對羅馬文明的反作用）給人類留下什麼教訓？近二十年來由於古氣候學和用DNA追溯現代智人起源方面革命性的發現，現代智人如何在十幾萬年前在非洲起源並沿著海岸線擴張到全球的圖畫已清晰展現在我們面前。但古代國家如何形成仍然在黑暗中，至於第二或第三個研究方向，涉及宏大歷史敘事和史觀，感興趣的專家更少。

雖然1990年代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引起社會普遍關注，但很少有人會把古代文明衝突和今日文明衝突聯繫起來考察。在某種意義上講，上述三個問題只是被懸置、甚至被遺忘而不是被解決。根據今日對歷史哲學的態度，讀者或許會安慰我，這種努力是否有意義，取決於整個理論是否美，而不是它和史實吻合的程度。但對我來講，始終存在一個深深的疑惑：本書對古埃及歷史的宏觀把握正確嗎？

被懸置的研究方向

2000年12月我第一次遊埃及，是帶著本書去的。先到開羅參觀金字塔，然後坐火車到阿斯旺，乘船沿尼羅河北上。至今我還記得在船上了望遠方沙漠給我內心帶來的震撼。夕陽西下，無邊無際的沙漠是一金色的世界，而尼羅河深綠色的波浪在黃色的流沙中創造了一條狹長有生命的綠洲。古埃及是沿尼羅河一維世界展開的。在我用自組織系統對古埃及文明起源的假說中，高度強調這一維世界把一個個部落組織成古代國家的重要性。

無論是尼羅河本身提供的交往，還是尼羅河定期氾濫淹沒部落的邊界，狹窄一維世界使得定居在尼羅河邊的一個個孤立的古代部落組織是不穩定的。我至今相信用自組織系統研究古代文明的起源是正確的，而且古埃及是最好的案例。因為古埃及文明比兩河流域晚了一千年，一直以來都有人主張埃及最早王朝是由外族入侵而建；一般說來，國家形成需通過部落間的戰爭，但考古中沒有發現史前戰爭痕跡，故今日此說已被否定。這樣一來，小規模的社群如何聚合成國家是一個必須解決的理論問題。我認為本書提出的自組織機制值得考古學家參考。

至於第二、三個研究方向，今日之所以被懸置甚至被理論家拒絕，除了人們認為歷史展開不存在長程模式外，主要是“應然”與“實然”鴻溝的存在。人文學者堅持自然科學方法不可能適用於歷史，首先每一歷史事件都是獨一無二不可重複的，而且歷史是人創造的，和人的觀念及自由意志有關。科學法則可以把握自然界，它處理的是事實（實然），而不涉及應該如何（應然）。自休謨發現“實然”和“應然”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鴻溝之後，自然科學方法不能用於研究道德哲學已成為金科玉律。歷史的展開無疑和人的價值實現（包括道德實踐）以及用觀念改造世界過程有關，它充斥著“應然”之活動。

據此，源於自然科學的系統哲學能在多大程度運用於歷史社會研究是大可懷疑的。1980年代，中國大陸學人剛從馬克思典範中出來，對韋伯學說尚沒有消化，更沒有經西方自由主義哲學和後現代主義的洗禮，人們對社會演化長程模式尚有興趣。而今日只要一談起社會演化模式，就為被斥之為科學主義甚至是偽科學。

這個問題足足困惑了我十八年之久。1980年代我和劉青峰通過中國傳統社會的研究發現系統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書即為用系統演化論處理古埃及社會史料得到的初步成果，但它在理論上站得住嗎？這是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的問題。直到最近，我們才通過歷史研究真實性分析證明：研究“實然”的科學方法之所以不足以用於探討具有“應然”性質的人類活動，關鍵在於它忽略（或懸置）了支配歷史事件發生的普遍觀念；故為了達到歷史研究的真實性，必須去恢復支配歷史上社會行動發生的真實觀念。由此可以推出，歷史展開的真實過程（它亦代表了真實的歷史記憶）為觀念和其支配下的社會行動導致後果的互動，它由普遍觀念轉化為社會行動以及社會行動帶來的後果對普遍觀念的反作用的互動鏈組成（我們簡稱為普遍觀念和社會的互動鏈）。

而互動過程的穩態即代表某種確定社會結構的建立。如果把互動鏈分成不同類型（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和環境控制），社會結構即表示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子系統耦合中的穩態或穩定結構。在歷史進程中社會的演變在宏觀上是舊穩態的破壞和新穩態的建立。在此過程中如果存在著社會演化長程模式，它一定遵循系統論法則，而且也只能用系統論語言來表述。

這樣一來，就可以用社會組織各個子系統的互動（互為因果性）特別是穩態的形成和破壞來代替原來的經濟決定論和觀念決定論。系統論中的穩態和互為因果鏈的分析既包含了事實與事實之間關係的研究（實然），也包含了觀念轉化為行動（應然）以及人行動後果對觀念的衝擊（實然與應然的關係）之研究，從而可以將馬克思典範和韋伯典範結合起來。讀者只要把本書的分析方法和得到的結論與經濟決定論、觀念決定論以及地理決定論比較一下，立即看到系統論在古文明研究中可以得到比“特殊的奴隸社會”、“水利文明”或“東方專制主義”等分析更為深入的成果。

我堅持系統論方法研究古文明的重要性，併力圖用有限的史料把握古代社會的結構，洞察古埃及社會演化的長程模式，絕不是想用它來為自己在這方面知識的不足辯護。事實上，近二十年來埃及學獲得長足進步，海峽兩岸也有了這方面深厚學識的專家，這是1980年代不可想像的。但是由於否定社會演變長程模式，知識的進步只是使講故事變得更注重細節。那種面對古文明湧上心頭波瀾壯闊的歷史感已一去不復返。而用新的考古發現來鑑別原有理論，並提出更為深入的假說一直是我們的夢想。因此在本書重印之時，我刻意保持了書初版時的原貌，堅信它在方法論上的意義。我希望它能給埃及學家以啟發，當然歡迎專家斧正我在史料運用時所犯的錯誤。

本文摘編自金觀濤：“重返宏大的歷史視野”，載《悲壯的衰落：古埃及社會的興亡（臺灣版）》，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