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年時代起，金觀濤老師就把通過歷史研究以理解人類的生存處境作為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奮鬥目標。甚至認為：就歷史研究而言，如果沒有關心人類命運的宏大心靈和跨學科研究綱領，那麼再專業化的訴求都可能把我們引到黑暗中去。

如今我們正處於經濟無限度地超增長和新科技全面改變人類生活面貌的太平盛世。表面上看來，繁榮和進步似乎可以無限制地延續下去，人類好像沒有什麼值得憂慮的事情了。但在這“晴朗”的天空中遠遠出現兩朵烏雲，值得引起注意。

今天推送的這篇文章是金老師在《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一書中寫的結語，在對現代性的三大支柱面臨的挑戰逐一分析後，金老師表達了對於新世紀的憂慮，這些憂慮正在全球化的現實中得到印證。

長十九世紀與短二十世紀

史學界有長十九世紀和短二十世紀的說法。所謂長十九世紀指的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百多年。根據我們的分析，之所以可以將其視為統一的研究時段，是因為這一時期的特點為現代社會結構的形成和第一次全球化。

而短二十世紀是指一戰到1989年這七十多年間，它作為統一的研究時段具有前一時段完全不同的性質。這就是現代社會結構運行中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如第二層面穩定性被民族國家之間的兩次世界戰爭破壞；在第一層面，大蕭條暴露了個人權利的不可欲性。正因為如此，經濟超增長停止了。可以說短二十世紀是現代社會結構自適應、人類重新探索現代性三大價值及其相互關係的時代。

探索得到的第一個教訓是：如果否定個人權利，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義建立現代社會，其結果是法西斯主義。也就是說，現代性三要素中某一核心價值的缺失會導致可怕的後果

另一個教益或許更為深刻。這就是：對現代價值系統的批判無論多麼重要、有理，但單憑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現代社會缺陷的新社會。因此，我們可以把二十世紀看成是對現代社會結構弊病反思以及對其價值系統的懷疑。正是基於該反思和多方面痛苦的嘗試，現代社會結構兩個層面都得到巨大的改進。

被改進的現代價值系統

現代性三大價值中首先被改進的是民族主義。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人類意識到民族主義是現代性不可缺少的要素，民族自決不可阻擋，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暴露了沒有人權的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可怕。巴黎和會時還儘量使民族國家的國界符合民族分佈的疆界。二戰以後，國家邊界再也不是由種族分佈來決定。有1300萬日耳曼人被驅逐出中歐，離開被劃給波蘭的地區；另有650萬人被遷入蘇聯與波蘭、捷克之間的新疆界。人類終於認識到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不可分離以及必須防止畸型的種族主義，只有與普遍人權自洽的民族主義才是健康的。

對民族主義的反省落實到現代社會結構第二層面，就是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性政治組織——聯合國在人類事務中日趨重要。為了防止民族國家主權擴張的無約束性，還確定了主權不應該高於人權的大原則。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建構中，主權本應該是由人權推出來的。但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由於民族認同符號不同，民族主義價值裡面主權和人權的關係是不清楚的。經過短二十世紀，特別是科索沃戰爭以後，終於在政治哲學裡明確建立了人權必須高於主權的大原則。這是現代價值系統的第一個大進步。

現代價值系統第二個重大調整，是對個人權利作為社會制度正當性最終根據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極權主義的壓迫使得人類普遍認識到人權的重要性，沒有該價值僅僅依靠追求平等是無法建立良好社會的。但另一方面，亦意識到在市場經濟中，人有可能喪失生存權的困境。也就是說，十九世紀從個人權利推出市場機制在分配中無可懷疑的正當性是有問題的。

如何做到既肯定個人權利，又避免人權各項內容對窮人不可欲的困難？目前採取的辦法是將個人權利中自主性和達到權利清單各項內容的能力區分開來。

雖然，從1930年代起已經開始用宏觀調控克服經濟危機，用福利國家避免個人權利的不可欲，在西方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福利資本主義體制，但是這些實踐並沒有在理論上解決如何確立現代社會制度的正當性根據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理論回答，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競爭的冷戰時期完成的。它反映在政治哲學上，就是把正確（right）和權利（rights）進行區分。社會制度正當性應建立在right而非rights之上，這就是二十世紀新自由主義。

我們知道，當把個人權利作為正當性基礎的時候，就無條件地肯定了私有產權和市場分配的正當性，而對自願達成的契約進行任何干預和審定都是不正當的；這是古典權利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

現在，契約既然建立在個人自主性而不是個人權利之上，經濟自由主義被政治自由主義取代。普遍的契約論變成有條件的契約論。如必須假定無知之幕的存在（人在立約時對自己能力和後天條件一無所知），從而使得社會契約不能越出正義的框架等等。這就是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鉅著《正義論》要解決的理論問題，它通過有條件的契約論得到差異原則，即經濟不平等的增大隻有當對市場中最弱勢群體有利時才是正當的。其實，除了新自由主義外，正義原則仍處於重鑄之中。在當代種種被廣泛接受的新價值原則中，都包合著對短二十世紀經驗教訓的總結和第一次全球化弊病的反思。

兩朵烏雲

總的說來，冷戰結束後，隨著人類重新肯定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這三大現代價值，第二次全球化的進程開始了。由於短二十世紀對現代社會的結構及其價值系統的侷限性進行了修正，第二次全球化的進程比第一次更加宏大和迅速。事實上，正因為第二次全球化有了比第一次全球化更加牢固的基礎，今天我們正處於經濟無限度地超增長和新科技全面改變人類生活面貌的太平盛世。表面上看來，自從現代性誕生、現代社會形成以來，其雙層次結構和價值系統從未如今日那麼自洽；繁榮和進步似乎可以無限制地延續下去，人類好像沒有什麼值得憂慮的事情了。

但我認為在這“晴朗”的天空中遠遠出現兩朵烏雲，值得引起注意。第一朵烏雲是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另一朵烏雲是表現為“文明衝突”的伊斯蘭教對西方的抵抗。這兩朵烏雲之所以不能忽視，乃因為其原因根植於推動第二次全球化的現代社會結構和基本價值的深處。

第一朵烏雲基本上是消費社會造成的。為了克服市場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除了用政府幹預市場製造需求外，另一個措施是建立消費社會。消費社會用遠遠脫離人實際需求的消費慾望來拉動有效需求，以克服市場社會貧富差距導致有效需求不足。

形象一點講，為了使市場社會中窮人有飯吃，不斷將蛋糕做大，使得最小份額亦能滿足弱勢群體需求。另一方面通過廣告和各種手段使人儘可能地擴大消費，但完全不理會蛋糕無限增大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

在這種機制中，當蛋糕不再增大時，往往會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西方在1960年代進入消費社會，隨著冷戰結束消費社會擴張到全球。消費社會的來臨導致第一次全球化過程中週期性經濟危機和生產過剩不再發生（即使出現後果亦不是那麼可怕），但正因為無止境的增長成為維繫市場經濟正常運作的前提，必定會帶來環境的破壞和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生態負擔。

事實上，環境危機背後還存在更深刻的挑戰，這就是現代社會結構的長程合理性問題。

在1980年代出版的《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一書中，我們把人類社會結構表達為由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子系統耦合組成的整體，並指出一切關係固定的耦合結構（類似於有機體的組織系統）對經濟（生產力）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容量。人類前現代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現代社會找到了人的社會組織不斷隨生產力增長而改變自己固有形態的方法（如社會不再是關係固定的有機體而是契約組織），以及發明了推動其運行的全新價值系統，從此生產力超增長不再受到限制。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社會結構是建立在地球生態系統中的。生態組織作為類似於有機體的耦合系統，對於它能包含的組織之成長有一固定的容量。今日的環境危機正是生產力超增長已快達到該容量極限的信號。人類能夠利用科學技術不斷改變生態組織的結構（或者使得生產力超增長不影響生態組織），以永遠保持超增長嗎？如果不能，從長程的歷史眼光來看，現代社會結構真的是合理的嗎？

如果說第一朵烏雲只是第一次全球化帶來弊病的變種和深化，人類必須意識到自己將面對現代社會結構長程合理性問題，那麼第二朵烏雲則是現代價值面臨全新的挑戰。

它首先表現為被美國稱之為恐怖主義的伊斯蘭教和西方之間的“文明衝突”。關於“文明衝突”，大家或許會想到亨廷頓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著名文章。他預言伊斯蘭文明將與儒教文明結盟反對西方。十幾年來，亨廷頓的判斷被證明是有問題的，將伊斯蘭文明和西方的衝突歸為全球恐怖主義更是錯誤。在今天看來，與其說這是文明的衝突，還不如說它源於伊斯蘭教對工具理性的抵抗。

如前所述，伊斯蘭社會較難通過民族主義實現現代轉型，社會主義曾是伊斯蘭社會實現民族解放的有效途徑。當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實踐在全球失敗時，利用民族主義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成為順應全球化衝擊的唯一選擇。但一部分伊斯蘭社會做不到這一點，於是所謂“文明衝突”凸顯出來了。換言之，“文明衝突”的原因是某些伊斯蘭社會很難做到讓終極關懷退出政治和經濟領域，其背後更深刻的理由是伊斯蘭教難以形成工具理性所要求的終極關懷與理性二元分裂的結構。

為什麼會這樣？伊斯蘭教在希伯來超越突破之上實現了第二次突破，併發生入世轉向後，是不可能出現類似西方新教那樣的宗教改革的。一方面，穆罕默德作為封頂使者，向人類宣讀古蘭經，是神和人最後一次對話。另一方面，伊斯蘭教義主張建立公正的社群，聖訓規定它不能政教分離，也不能將信仰變成私領域的生活。因此，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講，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包括伊斯蘭和西方的文明衝突意味著超越視野對工具理性的反抗。或者說，第二朵烏雲實際上就是工具理性這一價值開始發生問題了。

終極關懷退出公共領域

現代社會建立在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三大支柱之上的，後面兩個價值發生了問題導致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危機，而第一個價值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問題。這是不是意味著作為現代性第一大支柱的工具理性在運行中發生了自我異化，也會蘊育出某種深刻的危機呢？當然，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但有一種大趨勢是十分清楚的，這就是在第二次全球化中，終極關懷逐漸退出公共領域，正在變成私領域的價值。因私人的價值追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通約甚至很難溝通的，這樣當終極關懷變成私領域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時，它開始被多元文化淹沒甚至消滅了。其突出表現是新世紀生活在消費社會的人類對思想的冷漠。

當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思想退出社會公共領域帶來的困境。宏大思想理論被社會輕視，思想家開始進入隱密的歷史黑暗中，這是從軸心時代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自由，一旦人類失去了思想的興趣，自由雖然重要，但已經不存在雄辯的力量。而且這時對自由崇高的追求和個人貪慾無窮的滿足之間也失去了明確界線。沒有思想，求知作為終極關懷退化為雞零狗碎的考據，如同一部不斷擴大數據的計算機，找不到方向。一個由越來越細專業構成的沒有思想的知識體系和由一個個孤立的只有慾望（和實現慾望的權利）沒有靈魂人組成的社會是同構的。當大寫的人消失時，溝通的理性只是肉體慾望互相投射的幻象。

現代性起源於人的解放，知識掙脫信仰和道德至上束縛的牢籠，個人從社會有機體中獨立出來以申訴追求真理和創造的權利，但思想的死亡也是虛無對現代人的勝利。從此，一個個必定死亡的個體在孤獨的黑暗裡發問：生命的意義何在？同類的回聲即使震耳欲聾，但也無助於克服死亡的恐懼。這將是人類心靈面臨的真正的黑暗時代。

我們不要忘記，人類對思想的注重與思考終極意義及進行宏大價值追求是直接相聯的。故思想受到輕視和終極關懷退到私領域甚至消失，本是同步的現象。從軸心時代開始人類的道德、核心價值以及大文化傳統，都是基於終極關懷之上的。

第一次全球化危機發生的時候，終極關懷並沒有完全退到私領域。二十世紀對第一次全球化危機的響應和新價值的出現，大多來自於終極關懷層面的創造。正因為如此，從十七世紀現代性誕生以來到二十世紀均是思想的世紀。

令人擔憂的是，二十世紀末開始新一輪科技革命以來，似乎新科技和不斷擴展的市場正在解決一切病痛苦難，人類生活善遍的富足和似乎永久的太平盛世已經可望可及；在這種被已故思想史家史華慈稱之為“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的精神狀態中，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思想和公共價值退出我們的視野，每個人只需關心自己的專業和私生活。終極關懷不斷向私領域退卻，最後消亡，意味著思想文化被消滅或人類的心靈回到軸心時代之前。這時，如果生態環境崩潰和史前的洪水再次來臨，人類或許將喪失應付危機的精神力量。

或許有人會說，終極關懷退到私領域並不等於它不存在。正如世俗化並不是宗教的死亡，而是信仰地位的改變。例如上帝從一種不容置疑的信仰，降格為一個普通的觀點，人們將其和其他各種個人意見混雜在一起加以考慮。終極關懷作為私領域的價值一樣能起到它的作用，特別是當全球化把人類變成一個不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的地球村時，終極關懷退到私領域有利於克服不同信仰之間的衝突。

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當終極關懷變作一種純私人的價值時，它能長久保持自己的穩定嗎？正如泰勒在討論當今世俗化傾向時所描繪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我們自己懷疑自己信仰的狀態中。”如果該趨勢進一步發展，終極關懷也許難逃消亡的命運，自軸心時代人類建立起來的超越視野將隨之消失。它必然對當今的文明造成不能忽視的影響。

首先是道德的淪喪，這在當今世界處處可見。原因很簡單，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還是印度，道德均是建立在終極關懷之上的，甚至服從契約的精神力量亦與終極關懷有關，終極關懷這一現代性萌發的基礎一旦瓦解，法治和契約精神還能保持今日的狀態嗎？

因此，終極關懷的消失所帶來的長遠影響必定會衝擊現代個人觀念。這是比法律取代道德更為重大的變化。因為個人觀念是整個現代價值系統的基礎，當基礎崩潰了又不能找到新的基石，只能導致現代價值的死亡和變異。本篇展開現代性起源及其演化討論，都證明一個基本觀點，現代性和現代社會結構都是植根於軸心文明之中的。現在，超越視野的隱退無疑意味著人類開始走出軸心文明瞭，這是人類三千年來未有之鉅變。

追尋軸心文明的大歷史觀

在結束本篇之際，我不得不向那個孕育了我青春的二十世紀思想告別。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告別過去的百年迎來新世紀而已，實際上人類可能要告別的是自軸心時代以來的那個不死的精神世界，那個使生命不朽、人生充滿著宗教和道德追求的三個千年。在這一意義上講，歷史確實是終結了。但是在漫漫的思想黑暗中，人類完全陌生的歷史篇章終於掀開。

我們必須創造，除對終極意義外，還要重構個人觀念和自由觀念的基礎，用新的理性精神去駕御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作為一個來自中國文明的思索者，還應該用科學精神去突破常識理性。所有這一切，除了依靠大無畏的創造精神外，別無選擇。今日孤獨而失去理想的個人在走向茫茫的黑夜之時，同時可以做的也是首先應去做的，是把對過去的認識轉化為一種超級的歷史意識。這就是軸心文明的大歷史觀。全球化的現代文明唯有在此巨鏡中才能照射出自己存在的意義和方向。

英國音樂家曼紐因（Yehudi Menuhin）曾說過：“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話為二十世紀作總結，我會說，它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卻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望與理想。”

我們必須承認，二十世紀曾被理想的太陽照耀過，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講，現在人類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思想黑夜。對於我們這些殘存的理想主義者，雖然可以沉浸在思想和歷史研究中不忘記正在消失的理想，但這些理想只是過去世紀落日的餘暉，後繼無人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為《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一書結語，參考註釋已省略，學術討論請以原書為準。配圖源於網絡，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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