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来势凶猛，企业生产经营受阻，众多企业正在承受巨大压力甚至生死考验。
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为助力企业突围渡困，盘古智库倾情推出系列公益直播沙龙《抗疫转型，企业生存》，免费为中小企业提供及时的信息、建议、交流平台等多方面支持，与企业一起共渡难关，共克时艰。
系列沙龙旨在助力企业洞悉最新政策、理性决策研判。讲师团由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各行业领军人士、企业家、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组成。
2月1日晚，首期盘古智库《抗疫转型，企业生存》系列公益直播沙龙正式上线。该沙龙以《当前各地帮扶政策机会分析》为主题，由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担任主讲嘉宾，两百多位企业家同时在线观看。
本文系3月8日盘古智库系列公益直播沙龙《抗疫转型，企业生存》第十期“财政‘不可能三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的内容整理。盘古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兼院长郑新业担任主讲嘉宾。
本文观点提炼如下：
1. 做不到“既要、又要、还要”， 降低税负、增加支出和控制债务是财政的“不可能三角”。提供公共服务是财政的第一职能。稳定经济的主要责任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经济波动本身，财政政策稳定经济要从属于核心任务。
2. 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至关重要，别种了市场经济的“田“，荒了政府的“地“，由市场提供的，政府要忍住，要高度警惕所谓的“新基建”，那会挤压市场的空间，还会压垮债务。
3. 政府应减少饱和型和劣等品公共支出。
4. 稳定宏观税负，改变税收结构。治理污染和改善收入分配都需要增加税收，降低增值税税率到10%，增加环境税，碳税，实施起征点为1亿元人民币的遗产税。
5. 债务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应该保留足够的债务空间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要警惕人口流出地的债务累积。政府可以通过混改回笼部分资金、以稳定债务，混改应由财政部门主导。
6. 重构央地关系，推进公共服务中央化。没有全国统筹的“五险一金”，就没有市场经济。
7. 进入“大国财政”时代，本国政策能够影响他国政策的国家就是大国（中性词），但不一定是好事。
8. 从全国看，最困难的经济体是北京和上海，需要和G7国家竞争。
9. 中国应该预防的是美国的倾销，而不是封锁。”
财政“不可能三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
（一）财政“不可能三角”
1. 财政四大目标
（1）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等公共物品。这是财政政策的第一大目标。
（2）调节经济波动：财政政策作为自动稳定器，包括税收累进、失业保险这些工具。当经济高涨，政府通过提高税率，抑制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当经济低迷，政府通过降低税率，稳定消费和投资，同时失业保险启动。相机决策，比如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计划”，西方国家使用的退税、消费券等。调节经济波动主要是货币政策的职能，在一些情况下，需要财政政策进行配合，中国宏观调控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货币政策。此次疫情带来的经济波动，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市场本身调节。
（3）治理环境污染：这个职能很难依靠货币政策和市场解决。但在现有税率的基础上，公众面临的环境税压力将会更大。
（4）调节收入分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从全球来看基尼系数比较高，调节收入分配压力大。但中国可使用的财政工具比较少，因为中国的直接税比重低，税种少。
2. 财政一大约束
大国政策外溢与政策竞争（互动）压力，引发国际矛盾。中国作为大国，本国的政策变动将会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这种政策外溢的过程，也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制。
3. 财政“不可能三角”
降低税负、增加支出和稳定债务是财政的“不可能三角”。有些人希望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减税，理由是税负高导致劳动报酬、企业投资回报和风险承担回报下降；同时希望增加教育、医疗和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如果降低税负、增加支出、债务就需要放开。在经济继续上行的情况下，债务空间就比较大。当经济不确定时，保留债务空间就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以防债务压垮经济。
4. 财政收入面临的问题
（1）经济下行压力，国内企业要求减税；
（2）全球税收竞争，其他国家的税率正在下降；
（3）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如何解决税负转嫁的问题；
（4）污染治理：环境税与碳市场；
（5）税收结构调整；
总体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下降但仍然高企。不存在最优税负的问题，评价税负高低需要考虑收入支出、债务配置等问题。
5. 关于财政支出
（1）48%的财政支出项目与GDP增长挂钩；
（2）支出类别竞争：每个支出项目背后都有庞大的利益群体；
（3）对企业的补贴仍然是重要的支出内容。对企业的大量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巨大负担。能够得到补贴的企业继续要求降税，将会挤占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
（4）政府支出对当前重大问题解决的贡献不足，效率不高，支出过度和支出不足并存。“新基建”建设需要考虑回报问题。
6. 关于政府债务
（1）债务问题是增长问题：债务危机的消除从根本上是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的；
（2）债务问题是区域不平衡问题：宏观上债务风险可控，微观上部分地区、政府、企业面临债务危机；
（3）债务问题是央地关系问题：中央政府的行为和信号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二）以财政支出规模决定政府融资行为
1. 财政支出的目标和作用
有些财政支出并不是天然需要，财政支出存在主要是为了以下目的：
（1）提供公共物品，治安、司法、军队等；
（2）治理外部性（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3）调节经济波动: 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平衡；
（4）收入再分配；
税收的无谓损失和债务对经济风险的影响决定了政府规模应该受制于支出需要而非征税能力。
2. 财政支出的结构
在2018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中，公共物品占比46%，正外部性（教育、就业等）占比28%，收入分配占比19%，经济波动占比4%，负外部性（治理污染）占比3%。这种结构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比较契合中国的发展阶段。
3. 中国进入“饱和型财政需求”
（1）资本边际回报率（MPK）递减：民众和企业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饱和；
（2）正外部性的边际回报递减：部分类型的教育、补贴等成为“劣等公共品”，民众和企业需求递减。政府提供越多，私人提供越少；
（3）部分公共物品政府没能提供，但民众和企业的需求在增加；
（4）为财政融资的成本递增：政府债务积累，企业、个人面临实际税负较重，经济萎缩的压力确实存在。
因此，财政支出需要稳定总量，调整结构。
“精准扶贫”不仅是帮助穷人，更是效率的提升。扶贫项目的投入会在未来见效。正如当代人未来退休金的价值，取决于未来货币的购买能力，还取决于未来的资本、劳动、技术和体制。以新县扶贫财政投入为例，扶贫财政投入的“大头”已经完成，应该接受某些类别（比如基础设施）的支出增长为零。
（三）财政收入基本情况
各国的财政收入结构不同。美国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占比40%左右。1%的富人缴纳40%的税，50%的穷人缴纳2.79%的税。个人所得税比重高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较低，占比5.49%，而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比较高，占比15%左右。当前中国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直接税占比正在逐步上升。
1. 环境税的一块钱不能等于其他扭曲性税的一块钱
环境税能否实现双重红利？由于消费存在弹性，一旦征收环境税，经济主体环境污染的行为减少，虽然增加了环境红利，但是税收会随之减少；经济主体环境污染的行为恢复，虽然税收增加，但是环境红利消失。
2. 税收的一块钱不等于债务的一块钱
由于财政支出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正外部性，对后代有正向的影响，因此成本中的一部分也应该由后代承担。公共债务累计与国家资产积累并行。当债务对经济风险的边际成本与债务融资实现的资本积累对经济的边际收益相等时，债务达到最优规模。
（四）央地关系亟待重构
税收归中央符合现代税制方向。一是地方收税困难，资本存在流动；二是税收竞争的存在。地方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支出理应由地方安排。这也导致了大规模转移支付，2018年的转移支付达到了2.97万亿,22个省份50%以上的财政支出来自于中央，比例最高的西藏，最低的比例是北京和上海。这意味着很多地方的收入来源于中央。
1. 财政作为自动稳定器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个人所得税占比长期偏低，经济周期难以透过此渠道影响消费者决策。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地方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经济衰退时，地方政府就面临收入下滑、开支增加的局面。从而导致地方政府预算的顺周期特性。
我国失业保险覆盖面低，补偿标准过低、领取失业保险时间过短，且失业保险由地方政府负责，面临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没有很强的动机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
2. 相机抉择难以实现
我国政府真正能使用的工具只有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开支。但前者只能用于弥补地方政府因衰退引发的财力缺口，而后者又因时滞问题无法帮助经济及时复苏。
失业保险和救助项目都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如果要提高在这些方面的标准，就面临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已经非常困难的地方财政缺少资金。
3. 地方负责社保带来一系列问题
保险范围应该是越大越好，当前现状是切成小块，几百家社会公司。这导致人口流入地区需要财政补贴上万亿。
4. 央地关系亟待重构
现行财政体制在动员、筹集公共资金方面卓有成效。通过上收税率、税基以及税收减免的决定权，有效解决了地方竞争引发的税收流失问题。
在支出方面，中央政府基本上保持着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角色。除国防之外的公共服务基本都由地方政府提供。
由于收入上移，支出责任下放，“央地关系”主要由“中央政府制定决策”、“巨额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自收自支”三个核心内容构成。
这样的安排对经济波动、收入分配和污染治理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五）大国财政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地位的不断上升，外部环境牵动中国发展，中国作为寡头国决策受他国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政策挑战，比如“一带一路”的税率协调问题。
竞争性风险和创新性风险的增加。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中，已经开始从风险低、收益低的“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模式，逐渐转向产品和服务的上游，转变为风险高、收益高的“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模式。东北的经济下滑是经济开放的结果。
向产品和服务的上游迈进，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标准的制定，提升高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医疗、教育、体育、传媒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好不了。
从全国看，最困难的经济体是北京和上海，需要和G7国家竞争。
中国正在加入卖家，和发达国家竞争，加大了供给，降低了价格，惠及世界的买家。我们应该预防美国的倾销而不是封锁。两边都有“脱钩（decoupling）”的支持者，补贴的行业都是支持者。
（六）政策主张
1. 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1）减少支出：减少饱和型和劣等品支出项目投资；
（2）调整财政收入结构：降低VAT税率到10%，提升环境税、碳税，以1亿元为起征点新设立遗产税；加强税收的再分配功能，改革个人所得税，增大直接税比例；
（3）稳定政府债务规模，限制政府借债行为，借债与资产管理挂钩，财政主导“混改”。
2. 央地关系重构
（1）中央政府从过去的政策制定者，转型到制定政策与提供公共服务并重。中央政府在调控经济波动、改善收入分配和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职能。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则应相应减少；
（2）中央政府减少转移支付规模。地方政府职能集中在基础教育、消防等本地事务上；
（3）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中央政府负责，全国统一；
（4）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支出由中央政府负责，建立覆盖全国所有人群的制度。
3. 促进全球大国财政互动与合作
（1）倡导建立世界税收合作组织（GTO）：协调各国在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上的税率水平，减少全球税收竞争；
（2）倡导构建全球税收信息共享数据库：强化各国在税收征管数据上的共享，减少跨国逃税避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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