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任盛宇（山西省五寨縣新寨鄉鄉長）
隨著2020年新年鐘聲的敲響，迎來了我新寨鄉鄉長的第10年任期。如果有人問我：制約目前農村發展的最大短板是什麼？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德之根——信仰，信仰之花——道德。
接下來，我通過一些工作實例，談一下我對農村道德問題的認識，鄉鎮幹部在公民道德建設中應該承擔起的時代使命，以及幾條通過深化鄉鎮改革來推進農村道德建設的政策建議。
一、一起農地糾紛，10年鄉長工作
（10年鄉長工作，沒有驚天動地，只有家長裡短。十年如一日，沒完沒了的“小事”、瑣碎事，組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對一起農地糾紛的調解，濃縮了我過去3千餘天的履職。）
2019年仲春。新寨鄉東梁峁上殘雪消融，野草破土，檸條林透出新綠。
莊稼人陸陸續續開始清理田間殘留的農作物茬子和地膜，春耕大幕即將拉開。
農村的年味消退未盡，在鄉政府大院，依稀能聽到遠方傳來秧歌和鄉戲的鼓樂聲。
這一天下午，魏家坡村馬嬸風風火火闖入到我的辦公室。“任鄉長，你是一鄉一長，你得給我做主！”馬嬸長嘆了一口氣，“我家在下白草溝村的8畝耕地讓馬傑（化名）家強佔去了……”
我很吃驚：“什麼原因？”
“就憑人家厲害！”馬嬸揮起一隻手，又有力地斜劈了下去。
直覺告訴我，這應該是一起因土地確權引發的糾紛。詳細詢問了馬嬸這塊耕地的歸屬問題：二輪承包人是誰，本次確權中登記在了誰的名下。
據馬嬸講，這塊耕地二輪承包人是其婆婆，婆婆幾年前過世，去年確權到了孫子馬虎（化名，馬嬸的大兒子）名下。
我當場給下白草溝村委主任打電話，得到確認：土地的合法承包方確實為馬虎。我要求村委去調解一下這起糾紛，“是誰的地，就應該由誰經營。”這是我的態度。
已經出門了，馬嬸又折回身，把頭探進辦公室：“你是一鄉之長，你得給我做主！”
幾天後的一個上午，我在農林交錯區進行護林防火巡查時，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馬傑的兒子，說有事找我。我讓他在鄉政府等待一個小時，同時也告訴了他我所在的位置。
十幾分鍾後，一輛紅色小轎車停在了我的面前，車上下來一位30歲出頭的青年。來人正是小馬，因和馬嬸的土地糾紛一事而來找我。
據小馬陳述，這塊糾紛地是其父親馬傑於2006年用自家的退耕還林地與族人馬俊（化名，馬嬸的丈夫）交換來的，馬傑經營馬俊家的8畝耕地，馬俊領取馬傑家6畝退耕還林地的國家補貼。近3年，馬傑和馬俊先後病故。
“土地交換了多少年？”我問道。
“換死了！”小馬說的“換死”，就是指永久性交換。
“有沒有換地合同？”我追問。
“沒有合同，就是口頭協議。”小馬明確回答。
我讓他回村裡找幾名知情人，寫一份證明材料，便於我進行下一步調解。（小馬答應了，可是大半年時間過去了，截止現在，也沒能等來這份證明材料。）
當天下午，我在辦公室約見了馬嬸，向她核實小馬提供的信息。馬嬸承認換地的事實，但是在交換年限上與小馬陳述不一。馬嬸說：“土地沒有換死，交換期限為國家對退耕地的補貼年限。從2019年開始沒有補貼了，所以交換也就自動到期。”我問有沒有交換合同，馬嬸也說沒有，就是口頭協議。
我電話聯繫村幹部，詢問是否對這起換地知情。村主任講：“換地為私下交換，沒有彙報過村委，至於雙方協商的交換年限，村委並不知情。”
接下來，我打問了一下該村的耕地流轉行情。經瞭解得知，下白草溝村地廣人稀，耕地承包費很低，在10年前，每畝耕地承包費僅為50餘元。而退耕地補貼，前八年為180元/畝.年，後8年為90元/畝.年。
這給我帶來兩難決策：如果支持馬嬸一方，退耕補貼明顯高於耕地流轉行情，交換年限為退耕補貼期限有些不符合常理。如果支持小馬一方，由於拿不出交換合同，耕地的合法承包人為馬嬸的兒子，《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可是明明白白蓋著縣人民政府的大印，鄉里豈敢不認可！
委婉地做馬嬸的思想工作，引導她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記錯了，“如果只是交換了退耕還林補貼年限，人家當年50元就能承包到的耕地，為什麼會拿一百多元的退耕補貼去換？”
馬嬸辯解的內容我記不確切了，但可以確定她在換地期限上紋絲沒有松過口。（2019年11月，我見到馬嬸，她還是很肯定地說：“絕對沒有騙你，就是換到了2018年！”)
我召集村幹部開了一個碰頭會，專題研究這起農地糾紛。我表了態：從情理上分析，地應該是換死的，但是由於既沒有換地合同，又缺乏證人，土地證又在馬虎名下，我原則上支持持證的一方為合法承包方。
“鄉村兩級只能進行耐心調解，如果當事雙方不服，建議走司法程序。”我相信，法官可以採用情理分析，輔助以必要的司法調查，能夠依法做出公正的判決。
兩個月後，有上級紀檢幹部來鄉里，調查我在這次換地調解中是否“不擔當，不作為”，是否充當了馬嬸的“保護傘”。我知道自己被人舉報了。雖然辦案人員嚴格遵守保密制度，但是不用猜我都明白舉報人是誰。
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在調解中我雖然支持了持有土地證的馬嬸一方，但是從感情深處，我更傾向於小馬。除了對換地期限的情理推測外，還有一個原因：小馬的父親馬傑曾經是村裡的老會計，共事幾年下來，我們私交不錯，老馬公道正派，我對其人品非常認可。所以，支持馬嬸，完全是出於基本的職業道德，絕無偏袒徇私的主觀動機。
……
這就是一個普通基層鄉長的日常工作。能為百姓辦一些小事，其樂無窮。苦衷往往得不到上級和群眾的體諒，委屈常有。
往事如煙又如塵。關於農村道德問題的思考，是歲月留給我的最珍貴禮物。
二、社會失德問題表現及成因
下白草溝村的這起土地糾紛，再一次強化了我的擔憂：農村的道德建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遙想當年，兩個莊稼漢坐在晉西北的土炕上協商換地，不用證人，沒有合同，一言九鼎。用老百姓的話形容：隔溝喊下也算數。
而現在，二人屍骨未寒，雙方妻兒間卻不顧族親之誼，同室操戈，兄弟鬩牆。
近年來，農村類似的失信行為呈顯著上升趨勢。有不少甚至在父子間、同胞兄妹間，因蠅利糾葛，翻臉無情，對簿公堂。
中共中央、國務院《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深刻指出：“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不同程度存在道德失範現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仍然比較突出；一些社會成員道德觀念模糊甚至缺失，是非、善惡、美醜不分，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造假欺詐、不講信用的現象久治不絕。”
一些國民對他人、對政府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了，而自己的社會責任意識卻越來越弱化，維權意識強烈，可義務觀念淡薄，誠信精神、集體主義和傳統孝道文化嚴重缺失。
1、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等失德行為屢有發生。
現實中，道德失範現象屢見不鮮，媒體上，揭露失德行為的文章俯拾即是。一些唯利是圖、損人利己行徑令人髮指。
《半月談》2019年12月13日消息：“一些不法商人為了牟取暴利，盯上了生豬價格窪地。他們不顧政府禁令，組成炒豬團，跨省收豬、販豬、炒豬，而不管其中有沒有病豬。為了壓價收豬，有的散播疫情謠言，製造社會恐慌情緒，甚至向他人飼養的豬群投放非洲豬瘟病毒……”
2、集體主義精神嚴重缺失。
中紀委網站（2019年11月8日發佈）：江蘇省泗陽縣沈圩村，由於“不給好處，黨員不來開會”，村支書決定：為激發黨員參加組織生活會的熱情，凡是到會的黨員每人發一桶“福利油”。
放之全國，“沈圩村福利油”絕非孤例。黨員都缺乏開會熱情，群眾大會召集難度可想而知！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如果不發禮品，許多村民根本沒有參會的熱情！
2019年12月5日，在莊窩村下鄉，我與縣勞動就業局的兩位工作人員不期而遇，她們在對貧困戶培訓後的就業情況進行摸底。只見每個貧困戶在一張摸底表上進行確認簽字後，就能領取到一隻電水壺。我問為什麼還發禮品，工作人員回答道：“如果沒有禮品，貧困戶就不過來。”該村的貧困戶職業技能培訓舉辦在2019年初夏，我也剛好碰到過。免費培訓不說，每人還給發一袋白麵和一件馬甲。“不發禮品就不來培訓！”村幹部這樣對我說。
免費培訓尚且如此，更何況維修田間路、護林防火和打掃公共衛生等公益事業！沒有真金白銀，幹部很難召集起村民，農村的“義務工”時代已經終結！
3、中華孝道文化遭遇嚴峻挑戰。
子女有經濟能力，開著門店，養著大型運輸車輛，但是父母危房改造，得找政府，得不到滿足，就鬧；成年子女年收入超過10萬，年邁父母還在爭當建檔立卡貧困戶，不能如願，就告。
4、對基層政府的期望值越來越高。
“你是一鄉之長，找你沒找錯！”這句臺詞讓我耳朵生繭。面對村民來訪，不管要求是否合理，不管鄉鎮有無解決能力，鄉鎮幹部都無權說不。
一位老人，25年前因子女升學轉戶被村委抽了地（在當時，這是完全合法合規的），25年後的今天，卻來向鄉政府要地。個人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省城上訪。纏訪不回，包鄉副縣長、鄉黨委書記親自去接。老人提出要求：回可以，但需要鄉黨委書記給她打一張10萬元欠條！
道德建設已經成為新時期基層工作的最大短板。中央指出的“一些社會成員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等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中央號召全黨全社會“高度重視，採取有力措施切實解決（失德問題）”，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在所有的社會問題中，也許道德滑坡成因最為錯綜複雜。
國家用40年的時間完成了他國400年以上的經濟積累，精神文明建設趕不上經濟建設步伐。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跨越式轉型發展，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從家族熟人社會過渡到陌生人社會。在社會轉型時期，一些領域市場秩序混亂，城鄉貧富差距加大，利益多元化導致道德規範多元化，對社會道德風尚產生了直接影響。
有關管理部門不積極作為，致使假冒偽劣產品甚至有毒有害食品屢禁不止，在直接損害了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也為失德文化滋生培育了土壤。
法律是社會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體制不完善、司法領域腐敗導致法律有時不能懲惡揚善，對道德建設也產生了顯著消極影響。
文革十年，不但徹底清除了傳統禮教的糟粕，也使優秀傳統道德文化遭受衝擊。加之改革開放以來，學校、家庭、社會道德教育滯後，而西方文化卻強勢入侵，致使傳統道德文化雪上加霜。
三、在道德建設中鄉鎮幹部大有可為
面對失德失範現象，我們陷入了一個怪圈：往往所有人在指責所有人，可很少有人自我反省。
其實，每一位社會成員都有必要深入思考：我們自身是否存在失德失範行為，在道德建設中，自己應該承擔起什麼樣的社會責任？
老人摔倒，路人不敢扶，全民都在指責這種冷漠，但是旁觀者裡面，可能有你也有我。
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全體社會成員都是利害關係人，都應該身體力行，做道德楷模的踐行者。
接下來，我從基層工作視角，談一下鄉鎮幹部在公民道德建設領域，應該承擔起的3項時代使命。
（一）鄉鎮幹部應積極參與到對農村道德規範的制定中來。
評價行為是否道德，首先應該確立道德規範，制定道德標準意義重大。同時，道德標準制定也是一項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成員的廣泛參與。
以孝道文化為例。
過去10年，經常有村民來找我，要求給其父母申請危房改造。經調查，有些村民經營著大型運輸車輛，年收入超過10萬元。問題來了：村民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規範，鄉鎮幹部該如何處置才不違背職業道德？
很顯然，無論子女收入情況，老年人的住房安全法定由政府負責，如果政府不給老人危房改造，老人子女的行為符合道德規範，基層幹部違背職業道德；而如果子女年收入達到一定標準，老年人的住房安全法定由子女負責，政府不給老人危房改造，基層幹部的行為符合職業道德，但老人子女道德失範。
可見，評價是否道德，首先需要釐清公民和政府各自的權利和義務。
那麼，老年人的危房改造究竟該由子女還是政府來負責呢？這就涉及到一個熱點爭論主題：養老在“靠政府”、“靠市場”和“靠子女”間，該選擇一個什麼樣的平衡點？
現在，農村孝道文化逐漸缺失，不孝行為日趨增多。“養兒防老”觀念開始弱化。經常有老年人有困難來找鄉政府，我問為什麼不找兒子，有的老人會直截了當說“人家不管”，有的老人表述會委婉一些：“兒子家庭負擔重，顧不過來。”越來越多的農民從思想深處認為，老年人房子破了，維修責任在鄉政府，而不是自己的成年子女。這是近年來發生在農村的深刻觀念變化。
因為歷史原因，國家對農民欠賬太多。目前，農村人居環境相對落後，“空巢老人”問題嚴重。下一步，大幅度提高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水平，逐步實現城鄉居民統一的養老制度，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有利於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但是，養老該“靠政府”多一點還是“靠子女”多一點呢？
毋容置疑，養老“靠政府”程度，也並非越高越好。就全社會而言，養老“靠政府”，是政府通過高稅收，耗費大量人力成本，經過跑冒滴漏的流程，把本來屬於子女的錢給了老人。社會福利具有極強粘性，上去容易，但是如果想要降下來，個人難適應，社會不穩定。
高福利政策曾經拖垮過許多國家。希臘為了維持過高福利而陷入深度債務危機，大政府造就百萬公務員，高福利釀成驚人腐敗和浪費，在過去幾年裡，國民經濟萎縮約25%。
在抵制高福利的誘惑上，瑞士的國家智慧值得我們重視。2016年6月5日，瑞士通過全民公投，以77%的反對票，壓倒性地否決了“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Income）法案，該法案“猶如提供免費午餐”：無需任何理由或資格，凡是瑞士人，成年者每月無條件獲得2500瑞士法郎的收入，兒童每月獲得625瑞士法郎，分別約合16800元和4200元人民幣。
我認為，如果擯棄傳統孝道文化，養老完全依靠政府，最大的消極後果既不是資源浪費，也不是拖慢經濟增長，而是可能到來的“低生育陷阱”。
在農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宗接代儒家思想已經逐漸淡化，農村居民生兒育女的最大現實動力，還是“養兒防老”。如果養老完全靠政府，子女靠不上，加之撫育子女負擔太重，往往一代人進城，三代人可能成為“房奴”，農村居民的生育動力會大大降低，進入“低生育陷阱”很難避免。沒有人能夠準確判斷出孝道文化缺失可能會對國民生育意願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中國城鄉生育率出現斷崖式下跌的風險是客觀存在的。
各國經驗表明，降低生育率比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卻要難得多。如果把握不好，人口危機有可能上升為民族危機。
所以，我們既要建立城鄉統一的養老制度，還須大力培育新時代孝道文化。養老“靠政府”和“靠子女”並不衝突，孝敬父母不完全是單純的給錢給物，還可以是親情陪伴。明確對父母的贍養義務會強化孝道文化，孝道文化會影響生育意願，人口問題不僅影響到經濟發展，而且事關民族興衰存亡。
所以，公民道德建設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既要考慮到地區、個人短期利益，更要考慮到國家、民族長遠利益；既要深入實際，腳踏實地，還要高瞻遠矚，培養戰略思維。
近年來，一些地方以推行“村規民約”為抓手，在提升村民文明素養、引領良好社會風氣形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績。而從長遠上來看，我們應該逐步確立全國統一的公民道德規範，全體黨員幹部重任在肩。
（二）爭當維護道德的楷模
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的最有效方法，莫過於各級黨員幹部以身作則，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
1、知行合一，爭當誠實守信的楷模。
忠於人民，忠於黨，絕不對中央陽奉陰違，表裡如一，敢於說實話，應該成為基層幹部的最基本品德。各地農村，情況千差萬別，問題錯綜複雜。鄉鎮幹部應該實事求是，把最真實的情況反饋到上級，讓中央準確瞭解農村實際。對群眾應該坦誠相見，信守承諾。
發佈過幾篇反映農村實情的文章，許多網友留言：敢於說真話。而對於那些完全不靠譜的“研究成果”，網友們雖然紛紛批評，但卻沒看到有人使用“敢於說假話”這樣的措辭。說真話居然需要“敢於”，這很不正常，應該引起廣大黨員幹部的深刻反思。
想要群眾誠實守信，基層幹部應該帶頭做表率，無論是對中央還是對群眾，都必須敢於說實話。
2、抑惡揚善，爭當堅守工作底線的楷模。
通過村委會換屆選舉這個窗口，我們可以看到，基層民主根基越來越實，這無疑是巨大的社會進步。隨著鄉鎮政府的權威越來越弱化，基層工作中，出現了“惡人得益，好人吃虧”的不良傾向。
少數村民提出不合理要求，如果得不到滿足，就上訪、告狀。在屬地管理原則下，不管上訪事由是否合理，鄉鎮政府都得負責。在沉重的接訪負擔和嚴厲的行政問責下，鄉鎮往往會對不合理要求妥協，從而打破原則底線。
還有一些不良媒體，以曝光負面新聞為要挾，向鄉政府要好處。許多人可能會說：“身正不怕影子斜，還是你們自身存在問題。”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目前的鄉鎮政府，責任無限大，而人權、財權、執法權都沒有，面對許多工作，真的是力不從心。一個媒體人，在路邊農田，拍一張秸稈焚燒照片來找你，點火人是否為拍照者本人誰能說清？不給錢就在媒體發佈，後果就是基層幹部被問責。作為一名鄉政府負責人，自己被問責事小，如果連累到縣級領導和鄉里其他幹部，內心的痛苦和煎熬，難為他人體會！
在經濟社會轉型期，鄉鎮幹部應該學會忍辱負重，不忘初心，堅守工作底線，抑惡揚善，培育職業道德，努力維護公權力權威和社會公平正義。
3、潔身自好，爭當廉潔自律的楷模。
頂得住各種壓力和誘惑，廉潔自律，甘守清貧，是對基層幹部的最大考驗。別人身居豪宅，自己躋身寒門，這種反差能否接受？面對妻兒抱怨，能否保持樂觀豁達？面對同事嘲諷，又能否微笑面對？
寧願吃虧，也絕不跑官要官，為維護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奉獻自己應有的力量。幹部任用導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本地區經濟、社會和道德文化的發展方向。不可否認，個別地方在幹部選拔任用方面出現過一些問題。2014年，山東鉅野縣曾因特大買官賣官案受到社會普遍關注：全縣18個鄉鎮只有一名鄉鎮黨委書記未向時任縣委書記劉貞堅行賄。設身處地反思一下：如果您處於該地當時的政治生態下，能否保持該有的道德定力？
四、深化鄉鎮改革，促進道德建設
加強農村居民道德建設是一項緊迫而艱鉅的任務。目前，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弱化，服務社會能力缺位，對農村的道德秩序維護，存在一定程度的治理真空。
我們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牢固樹立超前的農村治理理念，不失時機地推進鄉鎮政府職能的戰略性再造。大幅度撤鄉並鎮，重新定位鄉鎮功能；大力改革鄉鎮政府運行機制，推進鄉鎮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依法治鄉，大力提升鄉鎮的法律服務能力。
（一）鄉鎮現狀
1、權責嚴重分離。
鄉鎮政府有限的權力卻承載著無限的責任，權責不對等、有責無權問題非常突出。中西部的絕大多數鄉鎮財政開支完全依賴於上級轉移支付，入不敷出，無力提供有效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鄉鎮政府沒有獨立的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處罰權，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能力越來越弱，面對一些農村失德問題，有心無力。
2、行政管理體制嚴重僵化。
鄉鎮政府的崗位設置很不合理。有的崗位工作壓力很大，卻缺乏相應編制。而許多崗位，職能上移，鄉鎮一級已經沒有了實質性工作內容，卻配置了2-3人。法律是維護道德體系的最有力防線，而多數鄉鎮沒有基層法庭，司法所名存實亡。
薪酬激勵機制嚴重落後。工作和報酬基本分離。年輕幹部工資最低，卻幹得最多。而許多老同志，工資漲上去了，卻喪失了工作動力，得過且過，拈輕怕重。現實情況是：幹得越多，不僅得不到任何額外報酬，被問責的風險反而越大。在負向激勵機制下，鄉鎮政府“有人沒事幹，有事沒人幹”問題日趨突出。
基層政府人浮於事，一些幹部工資高不幹事，助長了不勞而獲的社會風氣，影響了社會道德風尚的形成，群眾意見極大。基層幹部在批評部分貧困戶“等、靠、要”思想嚴重的同時，是否曾想過，我們也應該擁有自我革命的勇氣？
3、規模嚴重偏小。
在中西部地區，許多鄉鎮人口不足1萬，常住人口往往僅有三五千人。隨著城鎮化率的快速提高，交通、通訊條件的極大改善，鄉鎮規模明顯偏小。
新寨鄉目前職工編制約40人，如果在一個理想的行政體制下，現有的工作內容不變，鄉鎮規模再擴大三倍，大家覺得需要配置多少工作人員？依我10年的鄉長工作經驗：10人足夠了！
鄉鎮改革滯後成為影響農村道德建設的重大制約因素。由於權責不統一，鄉鎮政府對農村失德行為處於“不管不作為，一管亂作為”的尷尬境地。
如果不能夠從戰略性的高度完成農村工作的觀念革新和基層政府的體制創新，那麼培育農村居民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責任，引導群眾嚮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很難取得理想成效。
（二）改革方向
1、擴權強鎮，賦予鄉鎮改革主體功能。
堅定走擴權強鎮戰略，大幅度撤鄉並鎮，追求最優效率規模，沒有集鎮功能的鄉鎮應堅決撤併。以晉西北八縣為例，一個縣僅需保留2——3個鎮。同步推進撤縣並市。
賦予鄉鎮深化農村改革主體功能：鄉鎮政府應該成為新一輪農村改革、培育農村道德新風尚的探索者、實施者、推動者。我國農村進一步發展存在著系統性制度瓶頸，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的需要，耕地細碎化嚴重，不利於農業的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與可持續發展，無法適應市場化進程；落後的農村財政、金融制度難以為農村發展提供足夠的資金保障，農村道德教育滯後嚴重製約著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制度瓶頸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破除，鄉鎮政府是推動農村改革的天然執行主體。
有責必有權，權責嚴格統一。既要避免權力缺位，又要避免鄉鎮濫用行政權力。嚴格界定職權職責，杜絕職能部門不顧鄉鎮財力和行政權力實際，濫用責任狀落實工作任務。
2、大力改革鄉鎮政府運行機制，推進鄉鎮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通過崗位動態設置，薪酬動態設置，工作和報酬嚴格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基層幹部的工作積極性。打破陳舊的科層體制，建設扁平化鄉鎮政府。鄉鎮工作經費大包乾。因人、因時、因事靈活調整人員分工。詳細分解每一項工作任務，嚴格根據工作任務和完成情況科學確定工資報酬，多勞多得，按勞分配。
3、依法治鄉，賦予鄉鎮必要的行政權，強化鄉鎮的法律服務功能。
不加重財政負擔，用撤鄉並鎮、精簡機構後閒置出來的人力、物力，引入優勝劣汰人員競爭機制，就地建設鄉鎮法庭，強化鄉鎮司法服務功能，引導農民學法、守法、用法。鄉村重大決策、土地流轉等各種合同擬定都可諮詢法律顧問。有糾紛，可訴諸鄉鎮法庭。讓農民不出鄉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法律服務。
有人會質疑，鄉鎮幹部沒有法律專業知識，如果轉崗為法律工作者，能否勝任？農村日常法律事務相對單純，只要肯學習，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新寨鄉現任人大主席張貴虎同志，師範畢業，知天命之年刻苦自學，通過了國家法律任職資格考試，成為一名公益律師。
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是內心的法律，農村許多失德失範行為，如不贍養父母，欠債不還等，本身就涉嫌違法。
沒有法治鄉鎮，何談道德農村？
4、把公平正義理念貫穿到農村各項工作中去，成為基層行政、司法之要。
行政行為和司法裁判對社會主流道德取向有著重要引導作用，必須優化行政、司法考評機制，把維護公平正義的價值觀有機融入到行政和司法實踐全過程。在目前的工作績效評價體制下，無論是行政還是司法工作，往往都會把“息事寧人”作為重要工作原則。對法院而言，年度結案率被作為考核法院、法官全年工作成績的重要指標。談到這個話題，不得不提“南京彭宇扶老太太”一案的判例。2017年9月4日南京鼓樓區法院一審宣判：“法院認為本次事故雙方均無過錯。按照公平的原則，當事人對受害人的損失應當給予適當補償。”既然彭宇無過錯，為何還要給被扶老太太適當補償？這是一個用犧牲公平正義為代價換取“息事寧人”的典型案例。
社會公平正義的內涵豐富，它包括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等等，我們要從行政和司法上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從收入分配、利益調節、社會保障、司法實踐等方面採取切實措施，確保全體社會全員都能夠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參與社會生活，都能夠依靠法律和制度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近年來，全國許多地方，如魯山縣、原陽縣，紛紛開通了建檔立卡貧困戶就醫綠色通道，有的地方，如彭陽縣，開通了貧困戶貸款綠色通道，還有的地方，如甘肅省，全省檢察機關對建檔立卡貧困戶開通了綠色通道。
在過去，農民進城看病，沒有錢，缺人脈，樓道睡幾天掛不上號，受盡歧視。而現在，貧困戶看病居然有了“綠色通道”！
前後對比鮮明，表現形式雖相反，但本質相同——少數公職人員缺乏公平正義理念，特權思想嚴重。
給了貧困戶免掛號特權，就影響到了其他社會成員的公平就醫權。誰賦予了有關部門隨意分配特權的特權？
農民最需要的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而不是任何特權。公平理念應該體現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寫文章，公權力道德建設應該成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總開篇，其核心價值觀就是公平正義。
傳統道德文化好比傳統村落，整村拆除後，該固守修復，還是移民進城，新建家園？
我認為，傳統道德村落，我們再也無法回去，也不應該再回去了。一幢全新的社會主義道德大廈，在世界的東方，即將拔地而起。
黨中央已經對建設新時代道德家園繪就了藍圖，而建築工匠，有他，有你，也有我。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各發布平臺立場無關，
閱讀更多 內蒙古北聯時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