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丘长孺的另类思想与《金瓶梅》反“名教”、反“理学”的“异端”倾向高度一致。晚明社会最大的“异端”是寓居在麻城的李贽。万历十三年，丘长孺与李贽结为“莫逆之交”。乡人称丘长孺为败家子，李贽却称他是“麟凤芝兰”。丘长孺与李贽有十多年在一起“下楗读书”，一同研究《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曲，他们并肩与以耿定向为代表的假道学家公开论战。李贽思想的烛照，为丘长孺写《金瓶梅》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金瓶梅》“横空出世”，绝非偶然。

第二，丘长孺玩世不恭、不拘礼俗、放荡形骸的生活方式与《金瓶梅》反复古、倡导“童心说”、写真情的“性灵派”的主张契合无缝。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于万历二十年赴麻城龙湖拜李贽为师，与丘长孺结一见而定终身之好。从此，丘长孺与“公安三袁”关系密切，成为“性灵派”的骨干中坚。“公安三袁”皆称丘长孺“非寻常公子”、“风流才子”。袁宏道还称道：“屈指俊人，首小修，次长孺。”在历史文献中“三袁”推介《金瓶梅》最为多见。而事实上，袁家三兄弟也是《金瓶梅》创作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金瓶梅》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与李贽、“公安三袁”、冯梦龙等“朋友圈”的大力协助密切相关。

第三，丘长孺与苏州名伶白六生的爱情悲剧，和他虽然是“才子”、“俊人”、“尤工诗字”却“文试不偶，乃投笔为游击将军”的曲折人生，决定了他的《金瓶梅》是发愤之作。该书之所以署名“兰陵笑笑生”，是因为丘长孺寓居吴中兰陵十余年。他出入青楼，沉迷南曲，不但与潘之恒、张凤翼兄弟等戏曲名家交好，还与名伶伎女相往来。而丘长孺与苏州名伶白六生的爱情悲剧，又是他发愤而著《金瓶梅》重要的触发点之一。白六生就是《金瓶梅》中李瓶儿的原型，她们连生卒时间也完全一致。《金瓶梅》的“干支”纪年都以李瓶儿生卒为年月为“时间标杆”，而李瓶儿的生卒年月，又是以的白六生生卒为“时间标杆”。所以白六生是李瓶儿形象创作的重要原型之一。丘长孺与白六生的爱情悲剧被完整记载在冯梦龙的《情史•丘长孺》和潘之恒的《亘史钞•纪百六诗》中。丘长孺写《金瓶梅》有其独有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与思想基础。

第四，丘长孺与《金瓶梅》的收藏者刘承禧是姻亲，与《金瓶梅》的早期抄藏者都有密切关联系。究其原因，是传抄者基本为袁宏道“葡萄社”社员，而其中大多又是李贽崇拜者，是“童心说”的忠实信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套《金瓶梅》的早期收藏者麻城刘承禧是锦衣卫大金吾刘守有之子，还是丘长孺的亲姐夫和妻兄（两家俗称结“鸳鸯亲”）。刘承禧是明代著名收藏家，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第五，丘长孺是《金瓶梅》的作者，有了最新最直接的证据——《刘氏宗谱·补遗》残页。史学研究爱好者刘明西新近发现的三张“补遗”残页，清楚地记载了丘长孺出资为刘家仆隶购置墓地的义举。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补遗”上列有《金瓶梅》中诸多人物的名字：孙雪娥、韩爱姐、王六儿、郑爱月、重喜、冯金宝、桂姐、桂青、应花子、花子书、李平（瓶）、宋惠莲等。“补遗”的内容能充分证明《金瓶梅》是有其创作原型的，还能证明它是“谁写的”和“写谁的”等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第六，《金瓶梅》中的方言、地名、人名、风俗人情等，也足以证明其故事发生地就是麻城。如方言有“我儿，谁养得你恁乖”、“耶嚛”、“晚夕”、“先头”、“落后”、“三不知”、“阳沟”、“维裙”、“打个照面”、“挖栗暴”、“向火”、“从新”、“你不消说得”、“样范儿”、“甩了个仰八叉”等等。《金瓶梅》第八十九回写到人们清明去南郊踏青游玩情景：“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桃花店”、“杏花村”唐以前麻城歧亭就有，是至今尚存的古村落，唐代诗人杜牧过此曾写下著名诗章《清明》。而“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村中有美酒，店里有美人”，早已是麻城人耳熟能详的民谣。另外，麻城关于后赵石虎的故事，《金瓶梅》中也有涉及。这些事实，不正是作者为后人解码《金瓶梅》留下的一把钥匙吗？

《金瓶梅》是丘长孺为世界留下的一部奇书，也是留给我楚黄的一笔宝文化遗产，当组织精英力量研究和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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