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套跑出來的勞模
看到郭曉東的手，心裡不由得感嘆一下，真是一雙屬於勞動人民的手。黑、大、壯，因為這雙大手，郭曉東在一輪一輪採訪裡需要反覆回答記者們的同一類問題，“你們村裡你還有地嗎？出來打工時曾經有多苦？都做過哪些工作？掙到的第一筆工錢是多少？最缺錢的時候有多缺？”
“放牛、種地、刨地瓜、下水道清潔工、印刷工、雕刻工、伐木工、養蝦工……”看他微笑著熟練地倒背如流，適當補充記者可能感興趣的時間地點細節，我在想，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複述輟學後到三十歲成名前的那段艱苦歲月，他真的不煩嗎？
“我是很煩，但既然大家想聽，那我也不能不說。”十四歲輟學前成績總是最末的郭曉東在四十歲的今天已經完全符合一個傳統好學生的標準了：聽話、配合、努力，極度剋制。
大概他是這個圈裡唯一敢說自己從不遲到的藝人，採訪一開始，助理已經提醒記者必須在某時某刻準時結束採訪，因為要保證在一定時刻趕到拍攝現場。郭曉東自嘲這是一種叫作“時間強迫症”的病，但這種“病”帶給自己的成就感和對別人的尊重讓他堅持繼續“病”著。類似這樣的嚴苛程序在他的生活中還有很多。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跑步，晚上十一點前睡覺;拒絕暴飲暴食，嚴格控制飯量;拍完《西藏秘密》後堅持素食。還有工作強迫症，他必須得知道自己的下一個工作安排好了，必須知道這部戲之後下部戲是什麼才能安心。這一切表現在公眾面前就是作品滿當當，全年無休，總是電影電視同時亮相，像是一個演藝圈的勞模。
郭曉東喜歡演戲，熱愛文藝，他還記得小時候村裡放巡迴露天電影，他和哥哥為了多看幾遍，會專門跑到鄰村反覆地看《地道戰》《地雷戰》，月朗星稀，哥倆在回家的途中一遍遍地自導自演影片中的情節。他曾被一眼選中加入鄉里的宣傳隊，又因自己在宣傳隊的表演被鎮上印刷廠選中，接著是在《大眾電影》上看到北京電影學院夏令營的消息，恰逢招工時的500元保證金退還，他得以第一次來北京、學表演;命運一步步把這個鄉村少年帶到中國電影的大本營。
郭曉東喜歡“勞模”這個說法，在此之前，他坦蕩稱這緣於自己的不自信，害怕被遺忘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已經伴隨他近20年了，1996年入學北京電影學院後，他寒暑假放假在家的時間不能超過一週，呼機三天沒有動靜，他就開始恐慌這是要沒活兒斷糧了，趕緊回北京，繼續守學校大門口等伯樂，零零碎碎地接一些小戲。那個時候有戲拍對他而言，意味著不是出名，而是未來的學費可能有了著落，更何況在劇組吃住不花錢，也還能省下一筆。比起之前三年的北漂無根龍套經歷，身後北京電影學院的大門已然可以讓這個山東漢子光宗耀祖了。
沒有這一層象徵之前，一天十塊錢加一頓飯的龍套活兒一度讓郭曉東產生心裡障礙。群戲裡，他總是儘可能地主動縮到人背後。萬一父母鄉親看到一堆人裡那個被湮沒的自己，那可真是丟人丟到家了。這也是今天的他工作停不下來的原因，唯有一個接著一個的角色、一部接著一部的作品，可以讓郭曉東有到存在感。
村裡來的北漂演員
“走在都市冬天的馬路上，總會害怕馬路兩旁下水道的鐵蓋子裡透出的氣味。當年做清潔工，長時間在下水道里工作，落下了病根，一聞到那氣味，身體就會產生嚴重的排異反應。這麼多年了，依然沒有改善……感恩那些為生存顛沛流離的日子，因為有了它們，才讓我的生活變得如此豐富，才讓我懂得生命的厚重。”這只是郭曉東一條微博的內容。當年遠離家門，在福建做伐木工人，日記和一支竹笛是他超脫現實生活的出口，現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
貧窮、下水道、地下室、跑龍套會給人留下痕跡，郭曉東對此從來不迴避。1993年，為了實現做演員的夢想，郭曉東開始漂在北京，那段日子在他眼裡無法用“艱苦”形容，他說那時是在“求生”，他曾窮到三天只吃過一碗泡麵，曾在酒吧賣唱因唱得不好被拒絕;曾在各大火鍋城賣唱，也曾和一群同樣的年輕人一同四處走穴。沒有金錢、沒有人脈，當演員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妄想”，郭曉東還記得這種“夢想”給自己帶來的孤獨—無論是村裡的小夥伴、工廠的室友、打工的工友，面對郭曉東“想考電影學院”的理想總是一臉“腦子沒事吧”的無言以對;然而日子越是黑暗，越是無望，夢想的一點點光芒就越是唯一的希望，他也曾思考過再不成了回老家結婚，相貌英俊的他一直是村裡的“村草”，但他明白，除了做演員，自己其實無路可走;還好他堅持了下來，最終幸運地實現了自己的夢想。
對那段黑暗的日子，郭曉東有釋然的痕跡，也有可能再也改不了的習慣，他還記得自己在北京打工時因為沒錢買公交車票，被售票員當眾羞辱到無地自容的經歷。“到現在，去參加什麼活動或者什麼其他的事情，如果可能，我永遠會坐到最後一個地方，坐到一個小旮旯裡，特別不起眼的一個地方。我就覺得不希望把自己拿出來，覺得在這裡我安全，我是特別安全的。有時候他們會逼我說你往前坐，往前坐，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時，郭曉東的畢業論文題目是《論自卑對於一個演員的重要性》。他如此剖析自己的成長，“經濟上極度的匱乏，導致我極度自卑，但同時自卑會有兩種情況出現：過度自卑可能會讓這個情緒把你完全打入低谷，但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反彈的力量，讓你養精蓄銳，有朝一日會成為激勵你或者鞭策你不斷前進的一種動力。”
郭曉東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兩種情況，命運沒有把他打到被擊垮的低谷，也沒有成為把他發射到浩瀚太空的火箭助推器。郭曉東清楚的是，永遠得擺正自己的位置。同學們吃吃喝喝聚會遊樂，自己沒有條件參與，那就不去。就算是被人覺得不合群，不大方，那也不能打腫臉充胖子，“就算心裡再苦，表面上還得若無其事，也許真的是外強中乾，那就把自己變強。”他是班裡最後一個用上手機的人，但他卻也是班裡最勤奮的人，“我的學費來得太不容易，如果不好好學習，對不起這個錢。哪天如果我沒有去上課就特別自責，甚至覺得自己都沒有資格生病請假。”
郭曉東知道自己的不安與自卑。旁觀者也知道，“從演戲就能看出來，他不敢完全打開自己”。也許正是這一點成就了表演上的郭曉東，內斂不張揚。
郭曉東喜歡演那些生活中各行各業的普通人，由於他的性格，也由於他的豐富“工作”經歷，他不愛演古裝劇和太虛擬的人物，只有在一個個活生生的角色裡，他才會有安全感和成就感。和婁燁接下《推拿》裡王大夫這個角色之前，郭曉東已經被小說中王大夫的自殘行為觸動了，“生活經歷那麼厚重的一個人，他何其自尊啊。之所以在追債的人面前自殘，那是一個群體向另外一個群體發出的挑戰，非常有尊嚴。你見過在大街上要飯的瞎子嗎？這話說得太TMD好了，我是一個瞎子，但是，對不起，老子也是有尊嚴的。”
重述這一段臺詞時的郭曉東依舊很激動。也許自尊永遠是郭曉東的底色，就像沂蒙山區坊前鄉大坊前村，永遠是他的根一樣，“在外面20年，每次說到回老家，我頭天晚上我肯定睡不著的，我的根在這裡。”
你一直在角色裡刷存在感，那個真實生活中的郭曉東呢？
演戲就是真我的再現，我喜歡並享受活在戲裡。我們的生活沒有劇本，不知道結局，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具，小心謹慎地嘗試著前進，很難做到放鬆生活。但劇本知道下一場是什麼，那就可以撒開了去演去活，有無限自由去放大，去酣暢淋漓地發揮自己。就像《星際穿越》裡的蟲洞一樣，其實我的生命時間也是摺疊起來的，不是以天計算，而是以角色計算，所以感覺活得特別快。
你喜歡的文學作品都有哪些？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人生》這種，我的人生經歷和他的小說裡描寫的特別相似，很像很像，可惜那個時代的氣質離我們越來越遠。
其實你蠻像這些作品中的人，長相規正，氣質厚重，品格端莊。
我長得挺懷舊的，我承認。大學裡的老師說我長相一步到位，沒有過年輕的時候。大概是相由心生吧。但我的氣質恰是最適合文藝片的。也只有在內斂的文藝片裡，我才活得特別撒得開，特別灑脫。其實我的內心不太喜歡參演比較張揚的商業片，演那種劇，我會不知道自己那是在演什麼。
《推拿》裡，在與盲人演員小孔的對手戲中，能明顯看出你將自己專業演員的鋒芒全部隱藏，完全轉換成為一個真正的盲人，恰到好處地烘托了小孔的本色出演，那種和諧的美，很讓人觸動。但也有“明眼人”覺得，小孔實在是不夠美。
這正是正常視力人的狹隘和偏見。在盲人的世界裡，美或者不美，已然不是簡單的五官好看。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之間的愛情才更動人。飾演小孔的張磊並非專業演員，所以我不能給她任何的表演上的影響，這樣才是最真實的。首先還得消除她對錶演和與明星對戲的障礙，才能進入盲人表演的“無他無我”的境界。
你一直在說感謝命運。你是宿命論者嗎？一般挫折比較多的人，容易不太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命運擺好了的，你的命運因何改變？
對，我一直記得，改變我命運的正是《大眾電影》上的一則北京電影學院夏令營的消息，是那次北京之行讓我意識到自己想做什麼，看到了希望。
40歲的生日剛過，可有不惑？
基本沒有，不需要想那麼多，我只有更努力地打拼。郭曉東，是我的第四個名字。此前公開的資料和報道里，我一直叫郭曉冬。後來大師建議我改一字“冬”，理由是命裡有太多寒冰對我不好。其實在北漂之前，我有一個被父親寄予厚望的名字，“郭廣習”，當時，哥哥郭曉峰還是“郭廣學”。哥哥小名“青海”，我的小名“上海”，基本上我的人生也正是這麼幾個階段。
妻子也是演員，又有了孩子，你工作安排這麼密集，兩人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好在她也是演員，我們更能夠互相理解，她比我更顧家一些，有時候我出去拍戲，孩子說想我，我也挺心疼的，這真的感謝妻子，她承擔的生活比我更多。我覺得一段婚姻裡，互相理解和溝通是最重要的，每個人都得找到自己溝通的方式，重要的是交流。我覺得現在的人都越來越自我，有時候過分自私了，責任感缺失，這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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