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8日，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我黨政治工作的卓越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宋任窮， 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一代戰將, 走完了他不凡的人生道路……
熱血啟蒙, 井岡受教
宋任窮，1909年7月出生於湖南瀏陽縣烏壠村，原名宋韻琴。13歲那年， 宋任窮考上金江高小。宋任窮入學時，中國最早的一批年輕的共產黨員陳章甫 (即陳昌) 、夏明翰等都被邀請在校任教。陳、夏在講課時經常結合課文傳播革命思想，感染得學生們熱血沸騰。那時， 宋任窮常常舉著小旗子隨大夥上街遊行， 高呼“打倒列強”、“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汙吏”的口號， 而且唱著陳昌為他們編的《修路歌》:
修我們的馬路，
貫徹我們的精神，
怕什麼寒和暑、雨和風，
拿起我們的鋤頭、鏟子, 快來做工。
怕什麼高和低、土和石，
凡阻礙我們的, 就要把它剷平!
這首歌， 宋任窮終生能誦。最能震撼宋任窮的， 是夏明翰烈士的絕命詩：
砍頭不要緊，
只要主義真。
殺了夏明翰，
還有後來人！
兩位革命志士都過早地灑盡了自己的一腔熱血，但他們卻成為宋任窮的革命啟蒙者。
1926年春天，宋任窮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同年底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歷任瀏陽縣沖和區農民協會委員長、沖和區黨委宣傳委員兼共青團區特別支委書記。期間, 他積極投身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組織帶領農民打土豪，鬥劣紳，分田地，減租、減息、減押，在鬥爭中接受革命的洗禮和鍛鍊。
1927年5月，反動軍官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馬日事變”，湖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風血雨中。宋任窮時任瀏陽縣工農義勇軍第四團第二中隊黨代表，準備率眾參加南昌起義。8月，瀏陽縣工農義勇隊因沿途敵情嚴峻沒有趕上南昌起義， 暫時駐在江西銅鼓縣。9月下旬， 宋任窮驚喜得知：毛澤東委員已經從安源到了這裡， 並勝利地領導舉行了秋收起義。於是，宋任窮輾轉來到毛澤東住的地方，毛澤東大步迎上去拉著宋任窮的手，讓他先坐下，詳細地聽他彙報工作……
五百里井岡山，蒼茫聳立於羅霄山脈中段， 這裡奇樹異花， 流水潺潺，雲海浩浩， 林木參天。秋收起義之後，究竟把革命根據地放在哪裡？毛澤東調查了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的整個羅霄山脈， 最後選擇了井岡山。也正是從這裡開始， 中國紅色革命的星星之火， 真正開始燎原。
在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之前， 山上就活動著兩支農民武裝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隊：袁部駐在井岡山腳下的茅坪一帶， 王佐部駐在井岡山腹地。兩支隊伍各有幾百人和60多枝槍，在井岡山地區很有影響。秋收起義軍要在井岡山站住腳，建立革命根據地，擴大工農武裝力量， 必須團結這兩支武裝。毛澤東親自對袁文才、王佐做了大量的工作，向他們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 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
袁文才雖然是一個草莽英雄，為人高傲，但對毛澤東十分佩服，併為毛澤東誠懇合作的態度所感動。他與王佐是拜把兄弟，關係密切， 山上山下互相呼應，互相幫助。毛澤東率部隊上山後，王佐怕毛澤東來搶地盤，言行中一直牴觸毛澤東上山。毛澤東親自登門拜訪袁、王，並多次跟王佐講革命道理，循循善誘地進行思想教育。王佐自此很敬仰毛澤東， 稱他為最有學問的人， 並常引用毛澤東的話教育戰士。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兩部願意加入紅軍， 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 袁文才任團長，王佐為副團長，何長工為團黨代表。
1928年4月， 朱德、毛澤東會師後，第二團改編為紅四軍第三十二團，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之一， 下轄兩個營。團長袁文才兼一營營長，副團長王佐兼二營營長。應袁、王要求， 毛澤東先後派出幾批幹部到他們部隊擔任連、排以上幹部，幫助進行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宋任窮先後到袁文才第一營的二連、王佐第二營的四連當連黨代表， 為袁、王部隊的改造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臨行前，毛澤東親自找到宋任窮他們談話，要求他們去後要團結袁、王所屬幹部戰士, 在團結的基礎上， 做好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工作，改造部隊。最後，毛澤東特別叮囑大家：“給‘山大王’當黨代表、當連排長，不要想不通，這是革命的需要。”這次親切談話， 給宋任窮的印象極其深刻， “革命的需要”， 時時迴響在他的耳邊。
袁、王到任後，宋任窮根據毛澤東的囑咐，在連隊中開設政治課和文化課，講解工農紅軍的性質和任務， 宣傳為勞苦大眾求解放的思想，還幫助文盲識字，提高戰士的文化水平。並組織士兵委員會， 實行官兵平等、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公佈伙食賬目，禁止打罵士兵等，使袁文才、王佐部原來的一些不良習氣慢慢得到了改變。這些做法得到絕大多數士兵的擁護， 袁文才、王佐也都積極支持。
對於宋任窮在袁、王部的工作， 官方軍史如此評價：“在紅軍中積極開展政治思想工作和發展黨員。”
紅色“乞丐”, 曲線找黨
1928年冬天，敵人重兵“會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宋任窮率連隊在紅五軍軍長彭德懷指揮下參加守山戰鬥。由於眾寡懸殊， 隊伍減員嚴重，他被迫率餘員隨紅五軍一起轉移。
當時，紅五軍總共不到1000人。但後方部隊大，服裝廠、留守處、總醫院等，還有一批傷員。彭德懷、滕代遠決定， 將湘南籍戰士臨時組成一個連，指定由康健和宋任窮負責，還給了他們一個名稱， 叫“五軍特務連”。行進時，特務連斷後，作後衛。這個新建的連隊由於連日行軍，飢餓、疲勞， 又是臨時湊合起來的，步調不夠一致，隊伍也不大聽指揮，沒有什麼戰鬥力。結果， 死的死、傷的傷、散的散。儘管宋任窮和黨代表康健始終在一起，也不能控制局面， 隊伍最後被敵人打散了。
怎麼辦？離開紅軍自找出路?還是繼續革命？宋任窮選擇了繼續革命，於是他以“乞討”為掩護，繼續找部隊。路上怕暴露身份，他不敢穿軍裝棉衣， 雖然天氣寒冷， 仍只穿著一條單褲，外面罩一件單長袍。
但是，歷盡了千辛萬苦，宋任窮仍然沒有找到部隊。下面的路該怎麼走呢？這樣漫無目標地繼續找下去是不行的。於是，他決定先回家去， 等打聽到消息後再想辦法。主意定了， 他便一路乞討往家裡走。路上碰到兩個玩蛇的人。這時，他已經身無分文， 總得餬口吃飯，於是便拜了這兩個玩蛇人為師。每天的任務是給蛇餵食，給蛇洗澡。蛇這種小動物還是很有靈性的， 時間長了， 宋任窮漸漸與蛇混熟了, 蛇也不咬他了, 而且十分聽話。一天, 他謊稱家裡有事就帶著一條蛇向家鄉方向走了。一路上, 他多虧了這條蛇，否則很難通過敵人的盤查。有一次, 他和幾個討飯的聚在一塊歇息，有個保安隊來盤查。不知為什麼，敵人覺得他不太像要飯的，便要強行搜查他的包。他說， 你們不要亂動；敵人不聽，反而更懷疑他，可他們把手伸進包裡時， 突然抓出一條蛇，嚇得哇哇亂叫。
時任紅軍一二九師政訓處副主任的宋任窮
回到家裡, 宋任窮三哥說, 這條蛇是你的救命恩人, 應該把它放生了。於是, 他們便一起把那條蛇放到了宋家屋後的山上去了。
1930年春, 宋任窮南下廣州尋找黨組織, 到達樂昌時因軍閥混戰無法成行, 被迫折回湖南醴陵, 碰巧遇到國民黨軍唐雲山的獨立十五旅招兵, 他就報個假名當了國民黨軍的“新兵”, 心裡琢磨：如果能與紅軍交上火, 我便有機會找到自己的部隊。天遂人願, 一個多月後, 獨立十五旅開到江西新淦 (今新幹) 縣, 正式宣佈要“打共匪”。一進根據地, 宋任窮就看到紅軍的佈告, 署名是軍長朱德、政治委員毛澤東, 還有“窮人不打窮人”等標語。看了這些標語, 他心裡“怦怦”直跳, 十分激動, 不停地尋覓重回紅軍隊伍的機會。
1930年2月24日, 在江西吉水縣水南、值夏、富灘地區, 孤軍冒進的敵獨立十五旅被紅四軍和紅六軍一部殲滅大部。
對於這一仗, 宋任窮有過回憶:“快天黑了, 部隊被消滅得差不多了, 眼看紅軍就要追上來。我所在的國民黨部隊慌忙繳槍、逃散。乘亂時, 我對十幾個殘兵說:‘我在紅軍有熟人, 你們跟著我, 保證生命安全。’於是, 我就組織這些人向山上走, 準備去向紅軍繳槍;我一邊走一邊向這些人做紅軍的宣傳工作。那些人起初有些怕。我說, 不用怕, 保證不殺。走近時, 有紅軍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立即回答說是繳槍的。然後帶著前去的人把槍繳了, 子彈也全上交了。
後來, 部隊開俘虜兵大會, 大會由政治部主任主持, 朱德軍長講了話, 也安排俘虜兵代表講話。當時, 組織上經研究決定, 讓我這次也作為俘虜兵代表在大會上發言。那時國民黨軍隊的兵大多是被抓夫的貧苦農民。經過工作, 不少俘虜兵提高了覺悟, 表示願意反戈一擊, 留下當紅軍。”
隨後, 宋任窮向黨組織把自己離隊後的一切情況詳詳細細地作了彙報, 講了失去聯絡的經過, 請求審查。審查也不難, 可以向他帶過來的10幾個俘虜調查他在國民黨部隊裡的表現;另外, 從井岡山下來的原來部隊的同志, 好多當時也都還在, 可以作證。組織審查結論出來, 大意是:紅色乞丐, 曲線找黨;忠貞不渝, 革命榜樣。審查期間, 宋任窮已經開始工作, 在紅四軍第三縱隊宣傳科當幹事, 還代理過科長。審查結束後, 他調任第三縱隊第九支隊二十五大隊 (相當於連) 當政治委員。
到任後, 宋任窮還遇到一個小插曲:他從獨立十五旅帶過來的一些俘虜也在二十五大隊, 他們一見宋任窮當了政委, 有的就抱怨:這個新兵蛋子, 竟然當了政委。為此, 上級還專門派人向部隊介紹他的情況, 來介紹的人反覆說明宋任窮是當年的老紅軍了, 在井岡山就參加了紅軍的隊伍, 那些俘虜兵才服氣了。
反擊“圍剿”, 長征立功
1930年10月, 毛澤東、朱德親自指揮紅軍打下江西吉安, 宋任窮調任紅十二軍 (由第三縱隊改編, 軍長羅炳輝) 第三十五師一○四團政治委員, 團長粟裕。粟裕比宋任窮年長, 政治、軍事方面都強, 也能團結人, 二人合作得很好。
1931年6月至9月, 蔣介石氣急敗壞, 親任“圍剿”軍總司令, 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毛澤東在江西黎川召開前委擴大會, 除軍團長、政治委員以外, 要一個基層幹部參加, 組織上決定讓宋任窮參加, 他作為一○四團政治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 確定繼續採用“游擊戰”的辦法同敵人周旋。紅軍熟悉地形, 處在暗處;敵人到了陌生地段, 處在明處。要利用這個優勢, “避實就虛”地同敵兜圈子, 相機消滅敵人, 粉碎敵人的“圍剿”。這次反“圍剿”在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 紅軍在江西興國縣的高興圩、老營盤等地殲敵4.3萬多人, 繳槍2萬多枝。在高興圩戰鬥中, 宋任窮敢打硬仗的風格開始形成。
在高興圩戰鬥中, 紅一軍團負責攻堅任務, 軍團長林彪命令一○四團搶佔一個山頭, 佔領山下小河中的一個亭子, 把敵人切斷;以便紅一、紅三軍團主力分別在高興圩、老營盤殲滅敵人。受命後, 新任團長石金山和宋任窮率領一○四團跑步上山;敵人也正從另一面上山。石團長帶領4個連在山上與敵人打了個遭遇戰。石團長命令隊伍集中火力, 一下子把敵人壓了下去。但這時, 石團長不幸被敵人擊中, 犧牲了。宋任窮立即下命令:一連長代理團長。可打了一陣子, 一連長又負了傷;二連長接著頂上, 後來二連長也負傷了;三連是預備隊, 宋任窮當機立斷, 說:“三連長不能上, 我自己兼連長, 繼續打。”
戰鬥一直打到天快黑了, 但任務還沒完成。宋任窮認識到, 只有消滅這股敵人, 保住陣地, 才能撐下去。為此, 他把機槍連佈置好, 作為正面主力;讓三連採取兩面包抄的辦法壓下去。三連執行了命令, 部隊從兩面壓下去。戰鬥結束, 敵人除少部分逃跑外, 基本被消滅了。三連最後也只剩下18個人, 幹部只剩下一名姓鄧的副排長。這次戰鬥儘管傷亡很大, 但一○四團終於完成了戰鬥任務, 鞏固了前沿陣地, 受到毛澤東委員的誇獎。
1931年底, 在紅軍反“圍剿”勝利的影響下, 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 在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的率領下, 於江西寧都舉行起義。 起義部隊與紅十五軍改編成紅五軍團, 軍團長是季振同, 董振堂任副軍團長, 紅十五軍是其主力。 後來, 宋任窮調任紅十五軍 (軍長左權) 工作, 歷任第四十四師一三○團政治委員、第三十八師政委、第十三師政委、軍團政治部民運 (地方工作部) 部長, 為紅十五軍的脫胎換骨、矢志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在反“圍剿”中, 由於擁護毛澤東的軍事路線, 宋任窮受到“左”傾路線打擊。此前, 博古 (秦邦憲) 在蘇區搞所謂“反對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 撤掉了宋任窮十三師政治委員的職務, 將他調到第五軍團政治部任民運部長閒職。宋任窮調任五軍團民運部長後, 沒有了警衛員, 而這時他正好手腕脫臼, 行動、處理事務都很不方便。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配有兩位警衛員, 見此情景, 於是在宋任窮每次外出時, 他都讓一位警衛員跟隨宋任窮, 還幫助他解決了不少工作、生活上的實際困難。
1934年10月, 由於“左”傾領導人的指揮失誤, 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紅一方面軍被迫長征。當時, 在瑞金紅軍大學高級指揮科學習的宋任窮, 被調到中央縱隊幹部團任政委, 幹部團團長是陳賡。幹部團由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四所紅軍幹部學校合併而成, 主要任務是擔負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的警衛工作, 同時負責儲備、培訓和為部隊輸送幹部, 必要時也參加戰鬥。在突破國民黨軍隊四道封鎖線、強渡烏江、激戰土城、攻克遵義、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等戰鬥中, 宋任窮和陳賡同志率紅軍幹部團為掩護中央軍委英勇作戰。
1935年5月, 宋任窮率部日夜兼程80公里, 搶佔金沙江重要渡口皎平渡, 消滅駐守敵人, 掩護紅一方面軍安全渡過金沙江, 為實施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作出了貢獻。同年6月, 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 幹部團先後改編成紅軍學校特科團、隨營學校、紅軍學校, 宋任窮始終擔任政委, 為這支“紅軍人才方陣”安然抵達陝北立下殊功。
長征到達陝北後, 宋任窮擔任紅二十八軍政委, 同軍長劉志丹一起率部英勇作戰, 重創敵人, 打通了陝北蘇區和神府蘇區的聯繫, 為紅軍主力東征建立了鞏固的後方。劉志丹犧牲後, 他接任紅二十八軍軍長。1936年冬, 又出任援西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政治部主任, 負責接待失散歸來的西路軍官兵。
八年抗戰, 英勇抗日
1938年3月, 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訓處副主任的宋任窮來到冀南, 接任東進縱隊政委, 和司令員陳再道成為搭檔。二人合作伊始, 就面對“六離會”的挑釁。
抗戰初期, 在惡霸地主和土豪劣紳的操縱下, 冀南地區的會道門紛紛成立, 其中較大的是“六離會”, 一度發展到8萬多人, 其總頭子李耀庭自恃人多勢眾, 十分猖狂, 暗地投靠日寇, 與東縱為敵。
1938年5月11日, “六離會”反動分子竟槍殺東縱津浦支隊政委王育民等同志, 搶走該支隊軍用電臺, 並扣押東縱工作人員, 氣焰十分囂張。在徐向前副師長的親自組織指揮下, 陳再道、宋任窮對“六離會”採取“武裝宣傳”, 既敢於鬥爭, 又善於鬥爭, 勸其釋放東縱被俘人員、返還武器和電臺。但是, 李匪頑抗到底, 欺騙群眾“吃符”、“唸咒”, 赤膊扛土槍、持大刀向東縱指戰員殺來, 對東縱戰士反覆向空中鳴槍的警告毫不理會。在忍無可忍的緊急情況下, 陳再道果斷地抓捕和處決了“六離會”頭目李耀庭等, 宣佈取締“六離會”組織。這一事件的正確解決, 對其他會道門組織產生了巨大影響, 有的自動解散, 有的主動與東縱合作抗日, 從而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抗日熱情。其後, 宋任窮歷任冀南軍區司令員、政委, 冀南區黨委書記, 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期間, 他參與指揮東進縱隊南征北戰, 摧毀敵偽組織, 擴大武裝力量, 先後收復了廣宗、平鄉、永年、肥鄉等10多座縣城, 給不可一世的日偽軍以沉重打擊。
1938年, 宋任窮 (中) 與陳再道 (左) 、李聚奎 (右) 合影
1939年6月, 宋任窮全面擔負起領導冀南區抗戰的重任,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放手發動群眾, 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他積極貫徹一二九師首長提出的在平原建立“人山”的思想, 廣泛發動軍民開展挖道溝、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僅道溝一項, 冀南全區就挖了5萬公里, 使日軍的汽車、坦克、騎兵難以行進, 而根據地軍民的轉移卻有了很好的掩護, 對於反“掃蕩”鬥爭起了巨大的作用。由於交通被破壞得太厲害, 日軍不得不以步兵“掃蕩”為主。但是, 敵人一出動, 當地群眾就積極報告消息, 拆牆破路, 空舍清野, 八路軍如魚得水, 日本侵略者則處處被動。
1940年8—12月, 八路軍在副總指揮彭德懷的指揮下發動“百團大戰”, 宋任窮率部搗毀敵人正在修築的德西鐵路 (東段) 以及在冀南區修築的公路, 斃傷日偽軍1500多人, 給敵人以沉重打擊。
1939年冬起, 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 積極反共”後, 宋任窮認真貫徹黨中央的戰略方針, 指揮部隊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 將進犯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逐出冀南, 冀南抗日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 在冀南抗戰最艱苦的時期, 他率領機關幹部深入群眾, 積極組織生產自救, 戰勝嚴重自然災害, 極大地鼓舞了冀南抗日軍民的士氣。
宋任窮領導的冀南地區瓦解敵偽軍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受到八路軍總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的表揚。一種是“傳條”、“傳話”宣傳攻勢。有的縣開幹部會時, 每個人寫一張宣傳小條, 會後動員小學生抄成上千上萬張, 通過內線關係帶進據點, 在大街、偽公署、偽“新民會”和偽軍宿舍等處散發張貼。這種小紙條內容簡單明瞭, 但針對性很強, 指名道姓地說某某如何如何, 攻心作用很大。二是給偽軍“上夜課”。組織武裝宣傳隊, 夜晚到敵人的炮樓前喊話, 聯繫據點或炮樓內的具體人和事, 表揚好的, 痛斥壞的。宋任窮自己認為最具創造性的一項活動, 是開展記“黑紅點”和“良心大檢查”活動。他們對偽軍和偽職員說, 八路軍有你們每個人的“善惡錄”、“生死簿”, 誰幹了壞事就畫個黑點, 幹了好事就畫個紅點。到頭來, 對紅點多的寬大處理, 黑點多的就嚴厲懲罰。這一運動對偽軍和偽職員震動極大, 都害怕自己黑點多了, 被八路軍算總賬、點名 (槍斃) 。於是, 很多偽軍和偽職員為了給自己留條後路, 急著做點好事, 攢紅點, 於是給八路軍通風報信的人越來越多。一般情況下, 日軍“掃蕩”的前一天, 抗日軍民就能得到消息。
1942年10月, 冀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志堅被日軍抓走。宋任窮得知後, 立即組織力量營救。關押劉志堅的大營據點內的日軍是新換防的, 但據點內的偽軍、維持會內都有八路軍的關係——劉志堅在裡面什麼時候吃飯、什麼時候審訊、敵人問了些什麼, 宋任窮等人都一清二楚。10月20日, 日軍決定將劉志堅押到棗強縣城。宋任窮通過內線摸清了敵人的行動路線及押送人數, 在半路上成功地救出了劉志堅。
1943年後, 宋任窮歷任平原軍區司令員、代理政委, 平原分局組織部部長、代理書記。1945年6月, 他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這期間, 他積極貫徹黨中央“消滅敵偽, 擴大解放區, 縮小淪陷區”的指示, 組織抗日軍民向敵偽軍展開全面大反攻, 收復了廣大淪陷區, 解放了河北重鎮邯鄲, 使太行、冀魯豫根據地連成一片。在八年抗戰中, 宋任窮作為冀南地區的主要領導人, 以卓越的組織才能、軍事才能和高超的領導藝術, 領導冀南軍民為奪取抗戰的全面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解放戰爭, 挺進西南
1946年6月, 解放戰爭打響, 宋任窮歷任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二縱隊政委、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部長、豫皖蘇中央分局書記兼豫皖蘇軍區政委、中原局委員、華東野戰軍第三副政委, 是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的親密戰友。
作為第二縱隊政委, 宋任窮積極支持縱隊司令員陳再道, 打出了縱隊的風範。1946年10月底, 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魯西南發起鄄城戰役, 集中四倍於敵的兵力, 突然向敵孫震部實施包圍和進攻, 第二縱隊主力擔負攻堅任務。當第六縱隊在打鄄城以南任莊的時候, 苗莊的敵人來援, 給第六縱隊造成困難。陳再道、宋任窮當機立斷, 未等上級命令, 就立即果斷行事, 主動調所屬第五旅去打苗莊, 使第六縱隊順利完成了戰鬥任務。10月31日, 戰役結束, 全殲敵軍9000多人, 不僅殲滅了敵人有生力量, 阻止了敵人的進攻勢頭, 而且在武器裝備上大有收穫。11月4日, 在濮縣白衣閣團以上幹部會上, 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在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中, 對陳再道、宋任窮大加讚揚:“我們部隊在戰鬥間的互助, 一般都很好。其實大家都在積極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這就是很好的互助。譬如這次鄄城作戰, 六縱打任莊的時候, 苗莊的敵人來援, 可能使六縱遭受困難, 甚至打不成功, 二縱首長有見於此, 就立刻調五旅去打苗莊, 就是很好的例子。”
1955年宋任窮被授予上將軍銜
1949年春, 宋任窮擔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軍區政委。宋任窮回憶：“2月底，我奉命到達合肥……宣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 明確省委的中心任務是集中全力在皖北地區開展渡江支前工作，同時籌建省委工作機構 (僅設組織部、宣傳部兩部) 。大兵團集結於一地作戰，物資需要量極大， 支前工作艱鉅、繁重， 安徽省應全力以赴。在華東支前委員會和安徽省委的統一領導下，在合肥、蚌埠設立了辦事處，在部隊運動途中及集結地設立了兵站，構成了四條補給線，組織和運用了各種運輸力量，克服了種種困難， 保障了部隊所需的物資和器材的供應。合肥、六安至安慶路上，數十萬民工日夜趕送軍糧。為了籌集渡江船隻，我們與部隊共同組成船隻管理委員會，派出大批幹部蒐集、打撈和修補船隻，積極啟發和提高船工的政治覺悟， 通過船工與部隊合練，建立了同舟共濟、勝利渡江的思想基礎。整個渡江準備是在解放區人民‘要糧有糧， 要人有人，要船有船’的偉大支援下進行的。當時, 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發展很快。4月初, 華東局向中央報告：‘由於要集中主要幹部負責城市工作, 由於主要幹部僅夠配備, 因此決定暫不成立安徽省委, 而分開成立皖北區黨委和皖南區黨委。’中央批准了華東局的報告。這樣, 中共安徽省委遂結束工作, 皖北、皖南區黨委相繼建立。我奉調到南京工作。”
1949年4月, 宋任窮擔任南京市委副書記、南京市軍管會副主任, 協助劉伯承進行接管工作。同年6月, 為進軍大西南作準備, 根據鄧小平的建議, 成立了宋任窮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 於10月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經河南、湖南, 挺進大西南。
新中國成立後, 宋任窮歷任第二野戰軍四兵團政委 (司令員陳賡) 、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雲南省軍區政委、西南軍區副政委。 期間, 他與雲南省委的同志一道認真貫徹黨中央針對雲南實際提出的方針, 嚴格執行各項政策, 清除匪患, 醫治戰爭創傷, 加強民族團結, 尊重宗教信仰, 恢復發展生產, 穩定社會局勢, 使雲南出現了黨、政、軍、群團結一致, 齊心協力, 各民族和睦相處, 社會安定團結的良好局面。
1952年7月, 宋任窮調任西南局第一副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協助賀龍主政大西南。他認真執行黨的少數民族政策, 十分關心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和少數民族幹部的培養使用,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協助軍委, 建設國防
1954年10月, 宋任窮調任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他協助部長羅榮桓主持軍委總幹部部的日常工作。那時, 中央軍委共有八大總部, 其中總軍械部、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和總財務部都是在1954年底、1955年內相繼建立的。已有的總參謀部, 總政治部, 總幹部部, 總後勤部和軍、兵種機關, 也都需要充實幹部。一下子需要那麼多幹部, 都從哪裡來呢?
當時, 時值黨中央決定撤銷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6大軍區, 主要都從這6個大軍區選調幹部。6個大軍區撤銷後, 組成了12個軍區, 即:瀋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成都、昆明、蘭州、新疆、內蒙古、西藏軍區, 後又增設了福州軍區。當時, 選調幹部不但數量多, 而且要求質量高, 任務非常繁重。在選調過程中, 總幹部部認真貫徹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搞五湖四海和任人惟賢的路線, 破除了論資排輩的資歷觀念, 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 大膽提拔年輕優秀的幹部, 如總幹部部的每個二級部, 都提拔了三十多歲的副部長。事實說明, 這些幹部提起來以後, 增強了幹部隊伍的活力, 對部隊的發展建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 在組建各類軍事院校、安排大批幹部轉業復員支援國家建設, 特別是在建立軍銜制度和頒發勳章和獎章等方面, 宋任窮也做了大量工作, 為我軍幹部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1955年9月, 他被授予上將軍銜, 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11月, 宋任窮調任第三機械工業部 (後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 部長, 是我國原子能事業大規模建設時期的主要領導者, 離開了自己熱愛的軍隊。期間, 他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 研究制定原子能事業發展方針和規劃, 組建原子能事業領導機構, 選拔使用大批優秀幹部、科技專家和技術工人, 為原子能事業順利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他堅持貫徹黨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為主, 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始終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 重視建立中國自己的核科研基地和工業體系, 開展科研工作, 培養科技人才, 為我國核工業平穩有序地實現全面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礎, 為國防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60年9月, 宋任窮調任東北局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 又和部隊建設掛上了鉤。在東北局工作期間, 他認真貫徹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以及對東北局“工業支援全國, 搞好農業, 加強國防”的指示, 率領東北三省省委, 精心組織, 周密籌劃, 恢復生產, 渡過難關。他積極支持和推動瀋陽軍區部隊開展學習雷鋒活動, 努力支援“三線”建設, 為東北邊防的鞏固作出了傑出貢獻。
1964年10月16日, 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戈壁灘上空滕起的蘑菇雲, 振奮了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心。從此, 世界格局發生轉變, 一代開國元勳們終於露出會心的微笑。當時, 二機部副部長劉偉打電話告訴宋任窮:下午3點鐘爆炸。宋任窮就一直等著聽廣播, 等到晚上《新聞聯播》仍沒有報道。事後, 他才知道, 原來是毛澤東不讓忙著發消息, 一再要求核實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並要求注意外國的反應, 等完全證實後再正式公佈。這一小插曲, 折射出將軍對國防事業的熱愛。
“文革”受害, 復出平反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狂潮席捲全國, 宋任窮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 度過了“十年動亂”不堪回首的歲月。
1976年10月, “四人幫”倒臺。次年, 宋任窮重新出來工作, 出任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鄧小平曾風趣地說他是“上將上馬, 服務四化”。到職後, 他以軍人的果敢作風, 狠抓恢復科研生產秩序, 調整各級領導班子, 落實科技幹部政策, 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 逐步消除了派性, 增強了團結, 使七機部的各項工作走上了正常軌道, 得到了幹部群眾的廣泛支持, 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航天事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1978年12月, 宋任窮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他把進一步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作為組織戰線貫徹全會精神的首要和緊迫任務之一。在他的主持下, 研究制定了數十個有關政策規定的文件, 經黨中央批准後貫徹執行。他日夜操勞, 接待聽取了許多受迫害幹部的申訴和幹部群眾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意見、建議, 親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和複查結論。到1982年底, 中組部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審查的230萬名幹部的複查平反工作, 並對涉及120多萬人的歷史錯誤結論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複查, 作出了正確的處理。宋任窮的艱辛工作, 促進了安定團結, 從組織上保證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 為完成黨的這一歷史性的重大決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晚年的宋任窮和夫人鍾月林
1980年2月起，宋任窮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一步步淡出政界。其間， 他堅決貫徹鄧小平、陳雲對中顧委工作的指示，全力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 為委員們正確履行職責、更好地發揮作用，傾注了大量心血, 作出了重要貢獻，一度被人們尊稱為“中共五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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