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溫州人張璁
自從《明朝那些事兒》成為暢銷書之後，張璁，這位嘉靖初年三度位居首輔的閣老，就成了善於揣摩皇帝心思、心狠手辣的投機派。
清朝人修《明史》時，更是加了個“性狠愎”的評語， 就是個陰險毒辣的狠角色。
可是，這麼一個“投機派”，在明朝最偉大的改革家張居正眼裡，他卻是一生的偶像，狂熱崇拜到了“心儀而癱之讚歎”的地步。
為啥呢？
因為張居正同志改變明帝國走向的考成法和一條鞭法始作俑者都是張璁：
掌管都察院時，張璁規定每個御史都要打考勤，絕不許遲到早退。
後來擔任首輔後，這規矩更推廣到六部各衙門：朝廷交代的要務，十天之內必須明確給結果。
半個世紀後，張璁這獨創的官場改革，傳承到改革家張居正手裡後，變成了催動明朝萬曆中興的重大國策：考成法。
只看這一樁，張居正對張璁的崇拜的理由充分。
還有第二件：廢除貴戚莊田、改革賦役制度。
張璁主政以後，意識到了土地兼併帶來的人口流失、賦役不均等問題，為了解決當時的財政問題，張璁下令清理全國莊田，在嘉靖九年完成這個壯舉，為朝廷追回五萬多傾土地，裁撤五百多處莊田。
同時針對“田賦不均，供億日困”的局面，他極力支持桂萼提出來的賦役制度改革，當時被稱為“一條編”。
50年後，張居正改為“一條鞭法”。
難怪張居正對張璁的敬仰如滔滔江水。
溫州張璁祠堂
《明史》對張璁的評價是：“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持身特廉，痛惡贓吏……，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中國通史》裡面說張璁，“始終清廉自守，博學明辨，而勇於革新，可謂嘉靖朝難得的賢相，也是明代一少有的閣臣。”
插一句，根據《張璁年譜》記載，張璁和王陽明還是遠親，同為浙江老鄉，年齡相仿，關係還不錯。
所以，史實而言，三哥對張璁的評價就是務實、創新者、改革派。
張璁當世的那些對手、其中不乏酸儒和“道德俵”，無牌可打的時候，只能打出“道德”牌，說張璁是“投機派、馬屁精”。
張璁（1475年－1539年），字秉用，號羅峰，後由明世宗賜名孚敬，字茂恭。
浙江溫州府永嘉人。
2、“溫州炒房團”與“江南皮革廠”
2002年，溫州人王均瑤花了3.5億元買下一幢位於徐家彙的高32層、總面積8萬平方米的商務爛尾樓。裝修後第二年就賣了10.5億元，僅這一棟樓賺了7億多。
實際上，早在2001年，溫州房價就已經達到了7000元/平方米。而同期上海的房價剛剛4000出頭。
眼紅的上海開發商在溫州三大報《溫州晚報》、《溫州都市報》、《溫州商報》上猛砸廣告。這才有了2001年三節火車廂拉著150人規模的溫州看房團，去上海集體買房的故事。
據說，當時的上海房產協會收到相關領導指示：
“一定要把溫州看房團服務好。”
這只是溫州人十年炒樓中的小橋段。
從2000年開始，溫州人東征上海、杭州；南下廣州、深圳；西取重慶、成都……所到之處，漲聲一天。
2010年，溫州樓市最巔峰的時刻，市區“老破小”的均價普遍達到了30000元/㎡，強勢超越北京上海。
2010年底，劇情突然出現逆轉。當年4月和9月，國務院連續發佈兩次調控文件。到2011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會議敲定相關八條政策措施，這一政策被稱為“新國八條”。
經歷了數次調控的溫州房地產人起初並不在意，可是緊跟其後，2011年開始爆發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直接導致溫州樓市陷入低谷、房價腰斬。
此前，不斷攀升的房價讓溫州人嚐到了“錢生錢”的甜頭，而老老實實辦廠的人卻錯過紅利。於是，不少企業主開始放棄實業，轉向房地產，民間借貸利率逐漸失去理性。
2010年，溫州的民間拆借年利率最高達到96%以上。
高利息最終催生了2011年的民間借貸危機，不少企業主負債出走，也讓江南皮革廠廠長黃鶴與小姨子私奔的故事傳遍大江南北。
這是真事：2011年4月5日，江南皮革廠清明節放假一天。黃鶴作為廠長放假過後再也沒有來上班，跑路了。
廠長黃鶴失蹤的直接後果是，全國各地的大街小巷忽然之間出現了好多賣假包的攤販。
黃鶴跑路只是民間借貸危機的一個縮影，危機給溫州人敲響了警鐘，民間借貸市場開始急劇萎縮。信用危機的鏈式傳導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溫州商圈損失慘重。
這不是溫州改革開放史上的第一次遭受打擊了。
1982年，中央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刑事犯罪。
哪裡的私營經濟最發達？溫州。溫州哪個鎮最典型？柳市鎮。
於是就以柳市為典型，抓捕柳市“八大王”，短短二個月，溫州一千多商人被抓捕，數千人潛逃，大批商人關閉生意隱藏，GDP降了一半，一百多無辜的小商人被判刑坐牢。緊接著又是抓樂清抬會融資（也就是當年版本的P2P），一批首犯被判死刑處死，大批骨幹被重判坐牢。
溫州人實幹巧幹、膽大激進，所以能夠火中取栗，同時風險也大。
這是溫州的基因決定的。
3、溫州的基因
我們今天覺得溫州人會經商，這是千真萬確的。但這也只是表象。
改革開放之前往回數一千年，溫州從來不是以經商聞名於世的，歷史上溫州是以文化聞名於世的。
坐過永嘉太守這個位子的人，都是自帶流量的才子，王羲之、裴松之、謝靈運……，以至於孟浩然、陸游、李白、杜甫、蘇東坡一干大咖都來溫州打卡。
南宋時期，溫州的進士數量從北宋的幾十名增加到南宋的一千多名，是中國進士最多的地方，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南宋是中國文化最繁榮的年代，所以如果從文化傳承上講，溫州更應該是一個以文化發達而聞名的地區。
到近代，清末民初，浙江流行這樣一句話：“做生意靠寧波人，打官司靠紹興人，讀書靠溫州人。”
寧波人生意遍天下，海內外到處是寧波會館。
紹興師爺文字功底和口才一流。
而當年的京師大學堂到北大早期，溫州籍教員就有十幾人，如陳介石、章獻猷、黃公起、林濤等，遠超過其他地區。
近代著名數學家陳省身教授說過：“浙江是數學大省，溫州是數學強市。”其中有中國現代數學祖師姜立夫、現代數學奠基人之一蘇步青，數學家谷超豪等。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翻開歷史，再看看溫州的地理位置，我們也許就有答案了。
中國歷史上，西晉末、唐朝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這三次出現了北方士族“衣冠南渡”。最後一次是科舉時代鼎盛之時，特別能解釋為什麼南宋溫州出了1000多位進士。
衣冠南渡帶來了豐富的文化基因。
溫州本來就有永嘉學派，加上來自中原士族“衣冠南渡”的避亂中心在閩南，閩南往溫州的移民把濃厚的科舉文化帶到溫州，所以南宋的溫州一躍成為中國進士最多的地區。
同時，溫州可供耕種的土地面積很少，“七山二水一分田”是整個浙東南的地貌特徵。
溫州靠海，南宋乾道二年溫州曾發生史書中最慘重一次颱風災害，十室九空。以至於沿海地帶人口劇減，土地荒蕪。
乾道四年十月，福州知州王之望改任溫州知州，奉詔要求福建移民補籍。今天溫州人的祖先相當一部分來自泉州、莆田一代，溫州和閩南其實是一個文化圈，溫州有百萬人說閩南話。
溫州衛星地圖
耕讀時代，重文化、土地少、災害多、靠海的溫州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除了讀書出頭，只有出海謀生。
出海謀生的人們被迫與海洋搏命，被迫與他人交往、交換、協作，對自然的探索，對不確定性的挑戰，對競爭合作的頻繁應對，這些都需要冒險、務實、誠信和合作。
正是衣冠南渡、資源貧瘠、沿海位置，這些因素雜熔鍊出了溫州的基因：
冒險務實，誠信合作，義利並舉。
溫州人抱團的特性也正是源於此：團體基因、圈層文化。
為什麼溫州會有“抬會融資”、“炒房團”、“溫州幫”？
因為溫州宗族和圈層勢力強大，因為溫州是一座移民城市。
從溫州的歷史來源來看，有原東甌國濱海遺民，兩晉、唐宋因北方戰亂而來溫州避難的北方士族，南宋、明清從福建來的移民、從廣東逐漸移民而至的畲族。
不論是為了長途大規模的遷徙，還是在人多地少的溫州生存，都有必要維持一個強大的家族。不同的宗族也相互之間聯宗，以相互扶持。
這種熟人社會讓溫州人不容易背叛群體，因為一旦失去關係網的信任，就沒有任何機會了。這種圈層基因也很容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無論如何，在商業時代來臨時，冒險務實、誠信合作、義利並舉，這些內在基因無疑佔了很大的優勢。
也難怪溫州人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重教育文化、冒險務實、誠信團結也是猶太民族身上的閃光點，基因非常類似。
所以溫州人善於做生意，只是這種基因在這個時代的表達。
4、致敬溫州！
這座城市和她的人們之所以生長成為今天這樣，的確是有歷史邏輯的。
歷史上的永嘉學派，又稱永嘉事功學派，又稱“功利學派”，提倡功利之學，反對虛談性命。
永嘉學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張“經世致用，義利並舉”。
黃宗羲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
改革開放開始之後：
70年代，溫州人到各地收購黃金白銀，收購鰻魚苗，跟日本人臺灣人換走私貨。
80年代，溫州有“八大王”為先導的溫州模式：家庭式工業+專業化市場+商貿。
90年代，全國、全世界各地有溫州村、溫州城、溫州街。
2000年代，溫州有炒房團。
2010年代，民間借貸崩塌，重回理性時代。
從冒險的第一桶金、到務實的作坊式工業、到誠信合作的抱團大商貿、到隱身其後的資本運作，每一步溫州走在前面。
一路走來，道路曲折，有時候走得太快被政策監管滅掉，如“八大王”；有時候走的太激被市場摧毀，如“民間借貸危機”。
但溫州人從來沒有停止：
冒險讓溫州人野蠻生長、謗滿天下；
務實讓溫州人功利主義、迂迴前進；
誠信合作、義利並舉讓溫州人越走越遠、越走越寬、遍佈世界。
基因重複表達，歷史照進現實。
這就是今天的溫州和溫州人。
對溫州人，可能李嘉誠說的那句話最合適：
不要用空洞的道德來衡量我。
今天的溫州，依然是一個移民城市，在交通不便的時代，溫州人就離開家鄉去世界各地謀生，今天，更多人因為生計生意在這座城市來回、停留，新的移民又開始在這城市生活。
作家葉永烈說：一回到溫州，路不認識了，問路，那些路人既不懂溫州話，也不知道路。
出去的人，從空間的角度，也許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但是，無論走到哪裡，這座城市鐫刻在溫州人靈魂深處的基因不曾改變，就像那首民謠裡面唱的：鄉村小路帶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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