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雨余天的一篇怪異的文章。根據當年在南方城鄉流行的某種小孩子病毒疫病的事件寫的，應該說屬於非虛構作品，因為案例的紀實性程度比較高。當年寫這篇文章，為了提醒世人。我們面對一場疫病，很多時候是這樣。很多年過去了，這一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來襲，又想起了它。讀起來，有一種別樣的辛酸和無奈。希望大家都能安好。雨余天，鼠年春節。
謠 言
沈榮均
一、沙學巖和他的村莊
賣火柴的小女孩，劃亮了第一根火柴。她看見一隻烤鵝走來，不，是一群，一群烤鵝，步履蹣跚，冒著誘人的油香。小女孩可能餓得急了，小手還沒來得及伸出去，照亮烤鵝的火柴就滅了。小女孩趕緊劃了第二根火柴……
沙學巖的老婆給兒子講故事時，一字一句，像寫詩。故事講了很多遍了。沙學巖老婆腦子笨，讀書成績不算好，倒是挺愛講故事。原來講給老公聽，現在講給兒子聽。講賣火柴的小女孩，講那隻（那群?）烤鵝。她總是喜歡在週末的晚上給兒子講故事。她在電話那頭講，兒子在電話這頭聽，講得很有耐性，一直講到小女孩劃完最後一根火柴，一直講到兒子進入夢鄉。
（後來，在所有能搜索到的報道里，都沒有沙學巖和他老婆更多的信息，似乎連名字也未見諸媒體。有關的報道只說她老婆是沙香茹的母親——幾乎是廢話，除了事件本身，意義可以忽略。他老婆模樣或許不錯，在外地打工，工作崗位可能是某個沿海城市的酒店，應該很愛她的丈夫和兒子。僅此而已。如果，更進一步分析，最多能找到這樣一層背景：沙學巖和她老婆是小學同學，那時他們的學校叫“××鄉胡莊小學”。這個名字曾經讓他倆自卑。不僅如此，令他倆自卑的，還有後來一同考上了市裡的一所旅遊職高。同學中有一半是城裡來的女孩。女同窗在填寫五花八門的檔案表冊的時候，都會在學習簡歷的開始，寫上“××市第幾小學唸書”字樣，以此表明雖然他們曾經一道上過同一所學校，出身卻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倆彼此互為朋友——用時下的流行語叫青梅竹馬，而且兩人都有個毛病——填寫簡歷的時候心不在焉，字跡潦草。）
沙學巖習慣了這樣的週末，就像現在，他習慣了自己的工作一樣。他在公路對面的小區做物業保安。每天上午去小區轉四轉，下午再轉四轉，路線和方向一致。每週加值一回夜班，上半夜轉四轉，下半夜轉四轉，路線和方向，同白天一致。有時候，半天找不到一個人搭話（做木工也是這樣，是不能說話的。一說話，就分心，連傢伙也不好使，搞不好會傷人。想到這些的時候，他才記起來了自己曾會木工。）這就是他的全部工作。小區老闆是外地人，聽說原來在沿海搞過電子廠。幾年前，老闆買下了沙學巖村裡的這塊土地，原本是要搞廠的，也不知道為什麼，閒置了許多年，沒搞成，前年又平地起了幾座樓。按照佔地協議，村裡的一些小青年被招到了小區物業公司，成了“有班上的人”。起初，沙學巖並不想去，他會木工活，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外地打工。等兒子到了上學的年齡，社區的幾個幹部找上門來，要他和老婆兩人，留一個在家。商量的結果是，老婆繼續外出打工，他留下來管孩子。一段時間，他還不習慣。他父母的經驗是，一個大男人要是學得手藝沒派上用場，同沒手藝一樣窩囊。
小區對面，是他家。之間被一條很寬的瀝青路隔開。瀝青路，有個很拽的名字——“三環路”（儼然只有大城市才配擁有的名字）。去年以前，三環還是村裡各家各戶的蔬菜地。從家到小區，路並不遠。沙學巖每天就步行，一邊走，一邊哼。穿著乾淨筆挺的制服，邊走邊哼，感覺很不錯。與同村的其他年輕人不一樣，沙學巖不喜歡騎摩托車上班（他並不認為風風火火來，風風火火去，屁股後面還冒一股臭煙，比穿著制服步行有多美。）沙學巖是去大城市見過世面的。他的意識裡，城裡只有兩種人才會騎摩托車上下班——每天挑雞籠菜擔進城趕早市的和外來打工的。沙學巖認為，自從去年三環建成以後，他們家所在的“胡莊”，就已併入了這個曾經令他和老婆十分嚮往的城市。政府的行政區劃裡，他的村莊實際上也劃歸了這個城市，連名字也改成了“××市××辦事處××社區”。沙學巖做保安填檔案的時候，他在家庭住址一欄裡就是這樣填寫的。後來，他還了解到所在的村莊，與公路對面的高樓，也就是自己現在上班的小區，已劃歸同一個社區，這令他激動，也令他不解——公路兩旁的人家其實並無往來。
賣火柴女孩的故事又一次講到結尾。老婆還是沒忘在電話裡囉嗦了幾句，你在家得把兒子管好，我在外頭就會一門心思多掙錢。過幾年，寬裕了，買一個二手的“奧拓”，每天你就可以學城裡人，開車接送兒子上學了。開車的事，沙學巖只當老婆是說笑逗趣。管兒子的事是認真的。兒子名叫沙香茹，是老婆取的。上職高的時候，班裡最漂亮的那個女同學，似乎就叫“香茹”。沙學巖的父親和母親是世代的鄉下人，覺得這名，女孩兮兮不說，還洋氣，洋氣就給“胡莊”沒啥關係了。反對歸反對，決策方可以判定反對無效。按“胡莊”的習俗，一代不管一代，給孩子取名的決策權，在於孩子的父母。娃是沙家的，照理由沙學巖按排行取名。老婆卻說生娃熬了不少痛，連姓都隨沙家了，還不能給自己的骨肉取一回名？只好由了她。
二、傳謠從一條手機短信開始
三月的週末。在南方的都市，意味著所有與季節有關的色彩將被忽略，唯剩下週末。不同的是，這是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末，香茹媽媽將按時收到老闆發給的月薪。月薪到手，而後是逛逛街，向同事和家裡發發短信。再而後，所有的事情又重新來過。
三月的某個週末，香茹媽媽莫名其妙地收到五條可怕的短信（直到現在也未搞清這些短信的來源）。短信說，某市冒出了一種怪病，得病的孩子只一兩個小時，抽幾下筋就死了。好可怕。病名說法不一，有說是“小兒非典”，有說是人“禽流感”，有說是人“口蹄疫”，更有說就是“人瘟”的。手機短信，可笑不可信。香茹媽媽的愛好是看電視劇，照她看來，手機短信不是什麼好東西，除了會搞怪，就是像電視上演的那樣，把兩口子關係搞成“無別外人”（方言，“陌生人”的意思）。
但這一次她卻不安了！
讓香茹媽媽不安的，是因為有一條短信提到了“××市”，那是她的家鄉。短信甚至還煞有介事地開出了預防的藥方：“烏梅七個，杜仲五錢，毛草五錢，用水煎服即愈。”莫不是謠言？既是“謠言”，就不要去理會，否則會被人所不齒。信吧，在她的家鄉，造謠的女人，叫長舌婆。不信吧，短信確實提到了家鄉城市的名字。那個名字，離她的家人最近。信與不信，都打亂方寸。有句俗話不是說，好事寧信其無，壞事寧信其有麼。此話，照香茹媽媽的理解就是，鄉下人，五尺命，就不要奔一丈。天下從來不會掉餡餅。人一背時起來，牛腳板窩都會淹死人。
她決定把這條短信一字不落地發回老家。
老公沙學巖收到短信後，很快反饋給香茹奶奶。他說，他在小區裡的工作是隻和陌生人說話。認識他的人都是更大的城市裡過來買房的，他與那些城裡人的交往僅停留在禮節上。早上好！有事嗎？那個踩三輪的，出去，出去……直到現在，他們彼此雖說著話，卻互不認識。他的意思是，他並沒有獲得與這條短信有關的信息。
香茹奶奶自是不信。鄉下比城市清靜，什麼病還會大老遠跑到鄉下來？她活了幾十年，見過的死人無數，年輕人都是跑死的，老年人都是老死的。她的經驗是，一個人，有吃有穿，只要別成天毛毛糙糙，想著朝公路上跑，朝城裡跑，平平安安等著老死，就是好命。鄰居的太婆們也接到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們發回來的消息，也犯狐疑了，好端端的一村子娃，沒聽說誰家有啥怪病呵。莫不是城裡……大家往公路那邊的小區望去，那是老人們心目中的“城裡”。還好城裡和村子隔了一條公路，對面有什麼也不會跑過來，孩子們也不會跑到對面去。太婆們似乎很放心。
香茹爺爺就更不相信了。死人的病？電視新聞咋沒聽說？報紙上咋沒看見？怪事。香茹爺爺只相信電視和報紙，電視和報紙是政府發佈的，正規可信，其他的信息來源只能稱“小道”（階級敵人從來都善抄小道以斷別人後路，卻不敢在公開場合露出真容）。
“謠言”不攻自破。所謂的“藥方”，其實是一百多年前，義和團為防止洋人下毒的揭謁傳單。香茹爺爺年輕時幹過赤腳醫生，背過幾副中醫方帖。還烏梅七個，杜仲五錢……一見到那藥方他就忍不住想笑。
關於某怪病的短信，在經過三個善良之人（看上去更像鄉下來的）的過濾之後，最後止於謠言本身。
四月，終於掀開幕簾。新的一天開始了。略微有些潮溼。類似的謠言，還在城裡的很多地方流傳。與謠言一同流傳的，是另一條手機短信：“流言像楊花一樣飛著，我伸出手掌，抓住了其中一片，感到它沒有絲毫分量。但是在街上，它迷亂了那麼多人的眼。”
曖昧的詞語和修辭，據說出自某個當紅美女詩人之手。還可以舉出很多，都不太懂，一律被香茹媽媽徹底刪除。類似的短信，容易消磨掉一個人對於目標的意志，她需要保持警惕。春節過後，她又一次來到了這個城市。這是一次目的簡單的離家出行，除了掙錢，還是掙錢。剩下什麼，都與己無關。
三、證偽——圓西瓜與方西瓜
怪病繼續在城市上空瀰漫。在未被“證偽”之前，一應說法還不能叫“謠言”。缺少被公共渠道驗明正身的背景，只能稱“市井傳聞”——信息無形中被矮化，特徵被混淆，變得恣肆和扭曲。
出租車司機某某說，他聽到的怪病致人死亡的版本，從一人，到十幾人不等。出租車司機的門路多，信息來源廣，但如此不一致的傳聞，連他也喪失了甄別。
各種說法在蔓延。網絡、電話和短信，穿過街頭坊間，將恐怖的情緒向城市外圍擴散。行色匆匆。車窗緊閉。甚至在某次城際列車上，乘客們一邊小心地捏著口罩，一邊終忍不住聚攏來，談論怪病，表情曖昧。娃是不能去幼兒園了，大人小人都朝鄉下老屋奔去（很多時候，鄉下被視作消災避難的清淨無疫之地）。消毒液脫銷。綠豆湯和板藍根沖劑一天一個價。小孩發燒，送醫院。起泡、出水痘，不容小視。相對於生命，再昂貴的費用，也只是個失卻溫度的數字。還吝惜什麼？各使各的門路，各打各的關節，家長們奔走於飄飛的謠言之間。“謠言”被“證偽”之前，寧信其有吧。誰願意拿娃的性命作賭注，去賭那個已無從查找源頭的“謠言”真相？（隨後的事實證明，群眾過分的擔憂是正確的。對於普通民眾，真相的來龍去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要清楚自己正在遭遇一場危機事件。公開的話語渠道尚在沉默，危險或在增加。他們付諸的所有努力手段都可視作自救行為。而自救成功的概率大小，取決於他們對所謂“謠言” 的覺醒早晚，以及智識水平高低、人脈資源多寡、支付能力大小等等）。
就在這“人滿為患”，彷彿欲釀成“人滿為患事件”的關鍵，“有關人士”說話了。
“有關人士”說，是死了幾個娃，死於春季呼吸道感染，目前僅有“幾例”。
“有關人士”特別強調，未發現這“幾例”之間有什麼關聯，大意是說此病似無傳染性。
“有關人士”的闢謠，很快通過公共消息渠道發佈。
好了，謠言被“證偽”，還原了謠言的真相——謠言終究還是謠言。
好了，我說胡莊沒事嘛……天那麼寬，地那麼寬，山那麼青，水那麼秀，咋來的“瘟症”？香茹奶奶很善良，善良得當她看到電視消息後，一連用了四個“那麼”，而且都是帶褒義的！
是嘛，西瓜幾百年來都是圓的，忽然冒出來說哪個旮旯長出了個方西瓜，不是笑話是甚？香茹爺爺也善良。香茹爺爺的善良，還帶幽默。
沙學巖不信，爸，你又不是全地球的西瓜都吃過，咋就說沒有方西瓜？
香茹爺爺笑得更厲害了，屁話，我沒吃過豬肉還沒見豬跑？
沙學巖無話了。他也想不出來，方西瓜會是一副甚模樣。連想都想不出來的事情，還會有真？
沙學巖給老婆回了短信。
怪病謠言，止於善良。善良的人家……
（悲劇一點點醞釀和放大，推波助瀾，至悲劇結局。結局表明，沙學巖一家的確錯了。他們的錯，錯在對於家園的概念過於感情色彩化。城市不是中心，村莊也不是。只有藍天和大地才配——世界的本來面目。村莊和城市朝著大地擁去，彼此擠壓。這個逐漸喪失原點和目標的過程，耗盡了我們的悲憫。遠離清淨，只能是我們的一廂情願。我們終究是生活在大地之上。沙學巖一家的錯，還錯在作為農民對於謠言一貫的態度——老實善良、不多事不生非、謠言被拒絕、謠言到我為止。他們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並不樂觀——遠離政策、資源和信息，甚至連謠言都不能及。他們能獲得的參照太少，僅剩可憐的一點點“經驗”。就是這所謂的經驗，還暗藏著先天的不足——在沒見過方西瓜之前，西瓜的真相被經驗中的“圓”遮蔽了；而真相另一半，經驗之外的某種可能，傳聞中的“方”西瓜，被省略。這很可怕。更為可怕的，這隱性的另一半，因為經驗的武斷“證偽”，被定義為“謠言”——所有僅存的尋找真相的一線前途最終被扼殺。）
奶奶，我要去看麥子……
我們的敘述主人公沙香茹突發奇想。香茹兩歲半，過了今年春天就可以上幼兒園了。在這之前，香茹奶奶兼有保姆和托兒班老師的角色。香茹會唱，愛跳，數數能數到十五了。能數到十五的孩子，不一定能分清麥子和韭菜。分不清麥子和韭菜的孩子，一定不是鄉下娃。
香茹奶奶決定回一趟鄉下孃家。孃家的村莊似乎還保存有好大一片麥田。
仲春的淮北平原，麥田向著縱深延伸。野花剛好露出一丁點的黃。
奶奶，那是麥子，不是韭菜！……好多的麥子！……
香茹第一次不再把麥子和韭菜的概念混淆。這是個令人驚訝的轉變！香茹奶奶興奮得追著香茹直喊，乖乖！
（以上是關於兩歲男孩沙香茹最後的成長記錄。20小時後，小香茹的年齡被定格。）
看麥子回來，香茹奶奶發現孩子發燒了。香茹爺爺是赤腳醫生。香茹爺爺說，自己當了一輩子赤腳醫生，大病沒醫過，小病醫了不少。誰家的娃沒感冒發燒過？發片藥，打一針，嚴重點的再掛瓶鹽水。沒啥急的。他慢騰騰地給小香茹服了藥片。見還燒，補了一針退燒針。午後，又掛了兩瓶鹽水。他的經驗是，再兇的燒，一掛鹽水就壓下去了。唯一超出經驗的是，孩子手心和腳心起了些小水泡。按照他掌握的常識，起水泡算什麼病呢，鄉下娃，成天曬太陽壩，上火起泡就跟受涼拉肚子一樣平常。
傍晚的時候，小香茹燒剛一退點，就嚷著要下地玩。
等燒再次起來時，已是第二天凌晨。燒很高。心跳也快，呼吸急促。這已超出香茹爺爺所能掌控的“感冒”病例範圍。他只是一個鄉村醫生，他的醫療條件只是一個鄉村醫療站。他和他的醫療站所能承擔的壓力和風險，只能對下午孩子的發燒症狀負責。剩下心跳和呼吸問題，必須由城裡的大醫院大醫生來承擔。他以前處理過的一些較重的病人，都是通過不同級別的醫院和醫生的一次次接力，最終完成救治的。
香茹被送到了某市第二人民醫院。這是一家等級醫院。
120醫生負責送病號。120醫生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後來的主治醫師的助理。他們在病人運送途中採取的各種輔助性措施，為了爭取更多搶救的時間——把病痛放緩再放緩。很多時候，他們的努力是有效的。這一點，主治醫師最有發言權。可人們除了一個電話號碼，以及救護車令人窒息的呼叫外，對120醫生並無印象。我們看見的往往是，在急救室或者手術室外，病人家屬握著主治醫師的手，一遍遍地說著謝謝！
掛號，繳費，拿藥。醫院的窗口很多——程序一目瞭然。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人多事雜，規範程序便顯重要。沙學巖從小接受父母的訓誡是，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護士說，床位很緊。床位很重要。有了床位，意味著病人已經住院在冊（醫院叫病人打針吃藥做檢查，都不是叫名字，直接叫某某床）。是護士為病人提供了床位（接受治療的起碼條件），護士所以受人尊重。
醫生們表情嚴肅。似乎所有等級醫院醫生的嚴肅都是一致的。他們除了“怎麼才送來”之類的責怪，沒有了更多的話。同樣是醫生，香茹爺爺覺得自己只能遠遠地眺望甚至是仰視。香茹爺爺給鄉親們看病時，還可跟病人聊天，安慰，說笑，甚至共同理論治療方法和病情的預後（當然，很多時候，香茹爺爺跟那些病人說的都是一些並無根據的客套話）。等級醫院，不是江湖郎中。在等級醫院的醫生們看來，與病人“閒扯”是“不正規”的，那樣會導致考察病情程度的錯覺，甚至浪費掉寶貴的救治時間。
檢查完病情，香茹被送進急診室。
急診室內，醫生和護士來來往往。
急診室外，醫生和護士來來往往。
通向醫院深處的樓道，醫生和護士來來往往。
所有來來往往的醫生和護士，表情並無異樣。
醫生和護士的來來往往的時候，兩歲半男孩沙香茹的搶救結束。
這是一場無效的救治接力。
奶奶，咱們回……
兩歲半男孩沙香茹無法敘述完最後一句話。香茹奶奶知道，小香茹沒有說出來的那個詞是“家”——原來在“鄉下”，昨天在“三環路”之外。
我們已經盡力了。等級醫院的醫生們一臉遺憾。
發個燒，怎麼會丟了性命？我的孫子究竟得了什麼病？你們究竟用什麼搶救我孫子的？……
作為一個鄉村醫生，香茹爺爺救治過很多的病人。那些經他看過病的鄉親，不管病是不是被根除掉，當他們離開他的醫療站的時候，都會得到關於自己病情的細節，心裡的那分忐忑因此會逐步消散。即便那些深患絕症的人，他也會告訴他們，回吧，回後讓家裡人弄點好的吃，再安心去吧，把錢省下來給後人。可他的孫子丟了性命，卻不能獲得一點明確的信息。那些五花八門的檢查單，處方籤，病歷卡，無一例外地潦草難辨。自己給人看了一輩子的病，醫沒醫好，找他看病的鄉親都是明明白白地來，明明白白地去。可現在，自己的孫子卻落了個不明不白！香茹爺爺怎麼也想不通。
醫生和護士們，繼續來來往往。像一群白色的影子。
香茹爺爺覺得那些影子離自己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
五、證實——一場疫病的命名過程
幾乎和所有的危機事件一樣，發生在淮北平原上的這場疫病，最後以一個“權威人士”的出場畫上句號。這原本是常態。因為事件的突發程度，往往被我們誤認為頗具戲劇性——所謂“危機公關”。
戲劇衝突的高潮部分，我們看見了最後的出場者，他偉岸，正直，不苟言笑。往往這是為了表現負有拯救責任者的劇情所必需的。
“權威人士”的出場相對於“有關人士”而言，身份和級別不再曖昧。他的身份是某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
他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為什麼給這場疫病命名花了這麼長時間？——記者總是在採訪的開始前說他只問一個問題。
3月上旬，零星地發生了幾例，但沒有同×病聯繫起來。4月上旬，又增加了病例，但很多醫生都認為，如果是×病，不會有如此重的症狀。過去發生的×病，都能醫治好——“權威人士”並沒有直接回答，澄清過程更重要。
“那麼這段時間究竟有多少病例呢？有多少並沒有治好？”記者並不會輕易放過我們的“權威人士”。
因為不是法定上報的疫病（它甚至連準確的名字也未曾認定），各級醫療機構並無上報的責任——“權威人士”就是權威人士。
既然無須上報（也就是說沒有檔案資料），那麼你怎麼知道過去曾發生過×病？——記者就是記者。
我們有網絡報告系統（看名字有點像民間機構的名字）。有些醫生會上報的，以便引起主管部門的注意。——感謝那些良知尚存的醫生。
既如此，為何這次仍花了很長時間來命名？——記者的職責就是發難、質疑、追問到底。
因為有兩種病毒能引起×病，甲病毒和乙病毒。甲病毒症狀輕。乙病毒比較複雜，20%會引發更嚴重的其他病症。——“權威人士”的職責是澄清、澄清、再澄清。
也就是說，這次是較嚴重的乙病毒，過去是病情較輕的甲病毒？——記者按自己獲得的信息詮釋事件。
也許是如此，但之前，我們只能是推測，在沒有檢出真正的元兇病毒前，甚至是猜測。我們一直在做著應證猜測的事情。我們甚至以等待死亡來換得時間，從患者身上提取到三組相同的病毒，送到最為權威的機構檢驗確認。現在回頭看，起初引發更為嚴重病症的就是乙病毒。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甚至當有人說出自己猜測的時候，我們還以為那是在傳謠言。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場疫病的命名，就是“謠言”不斷證偽、證實的過程，如此三番，歷盡艱難！——“權威人士”的結論性回答很無奈。
“權威人士”話語誠懇。他代表的是科學的態度。科學並不等於走捷徑。有時候，它連腳印都沒有，有的是不斷地去重複，去走回頭路，去繞彎路，到了最後甚至發現前面還是一條死衚衕。（我並非想拐彎抹角闡述哲學，事實就是這樣明擺著的）。
這並不影響我們去苦苦尋覓那條捷徑。我們一直在證明“謠言”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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