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流派之间争芳斗艳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百家争鸣的盛大场面
法家作为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代表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管子、李悝、韩非子、申子、公孙鞅、李斯等人，看到这些名字，我们会发现法家的人物更多的参与了政治活动，远远胜过儒家、道家等其他著名学派。其中尤其以李斯最为著名，正所谓成王败寇，李斯作为一统天下的始皇帝的丞相，在史书中占据了更多的篇幅，故而更广为人知，被称为法家最完全的执行者。
除了李斯，法家其他代表人物中堪称第一的就是李悝了，李悝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法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创作了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堪称中国法家之始。接下来就由笔者带大家走进《法经》这部巨著，通过这本书了解李悝的生平。
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法经》
首先笔者要明确一点，就是在《法经》成书前，华夏文明中就已经存在法律的概念了，颁布了许多不尽完善的法典，所以才称《法经》是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而非第一部法典。据《左传·昭公·昭公二十九年》中记载：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
我们可以看到，在李悝之前，封建阶级的统治者就尝试用法律对人民进行管理，但是这些法律很具有局限性，比如秦的法律规定伤害耕牛者要被处以死刑，而齐规定伤害耕牛者要缴纳巨额罚款，这就是因为秦地经济远远落后齐地，需要更多的农业人口，所以也对农业生产资料更为重视。
由此可见，由于各个诸侯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所以对法律条文的制定也不能全然相同。法律不同于思想，需要将其融入到社会活动中去起到管理和约束的作用，因此要从实际出发，不脱离社会的需求。
李悝雕像
因此李悝在前人的基础上，阅读了大量存世的法典并进行归纳总结，创作了《法经》，这件事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知道周朝已经渐渐失去了对诸侯国的统治力，在其礼法礼崩乐坏后，周朝的法律也慢慢失去了作用，这才导致各个诸侯国都因地制宜，创作了各自的法典。
往后看，始皇帝还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车同轨字同文这种将各国不同文化统一的事情更不存在。所以《法经》的重要意义就是形成了一部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下通用的且符合华夏文明的法典，而且可以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
秦始皇雕像
虽然《法经》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仍然存留在大量"重礼"的思想，正式确认了与封建等级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而表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据《淮南子·泰族训》中记载：
"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于善者。"客观的说，李悝的《法经》中也存在大量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其中提到的"刑不上大夫，故诛左右。"，就表明了他保护特权阶级而忽视底层百姓的利益，非常不可取，但是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件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为什么称其可以成为以后历代法典蓝本的原因。”
制定覆盖全社会的法律框架
之前我们提过，《法经》的重要意义就是形成了一部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下通用的且符合华夏文明的法典，而且可以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如果我们阅读法典，会发现法典的组成形式比较类似，都是几个大篇章下面以完整的小条文划分。
天平代表法律的公正
比如我们的主人公，就将《法经》归纳总结为六篇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盗、贼、网、捕、杂、具。这六篇，就组成了覆盖华夏文明内的各个不同国家的全社会法律框架体系，让我们一一了解。
其中盗、贼、杂三篇是涉及到财产、人身安全和社会安定的篇章，盗篇指出了什么是损害其他人财产的行为，比如偷窃、抢夺、侵占等等行为。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有限，许多底层阶级要靠不停的劳作才能满足正常的生活所需，因此财产以生产资料为主，如果生产资料被发展占有，将严重影响到自身的生存。贼篇指出了什么是损害其他人人身的行为，比如杀人、伤害、殴打等等行为。
在古代，由于信息传播的不便，许多人离不开出生地百里，沟通不畅，因此不同地方会发展出私法、私刑，难以共同管理。所以这两篇明确统一了全国的犯罪行为，给了各阶层一个是否违反了法律的参考。相比于上两篇，杂篇主要指不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巨大损失的犯罪行为进行约束。
战国时代的刑法过于严酷
但是光知道什么是犯罪行为还不够，据《史记·七十列传·循吏列传》中记载：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司马迁的意思是说只要百姓守法，那么就很容易治理，国泰民安，不需要严酷的政策。这也和我们主人公的思想不谋而合，网、捕、两篇就是指断案和抓捕犯人的法律条文。在夏朝到商周是奴隶制社会，奴隶和底层百姓的命并不十分值钱，往往是一点小错就被处死甚至株连。但是在《法经》中明确规定了各种惩治犯罪行为的条款，概括来说是大罪大断，小罪小断，无罪不断，从而维护了底层百姓的权益，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而具篇可以看作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
《法经》书影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上文提到的原因，所以《法经》才能称得上是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而能在两千余年前成书的李悝，更是具有远远领先于当时时代的眼光，堪称前无古人。
用法律为武器巩固变法成果
在《法经》成书后，我们的主人公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而是积极变法。法家的思想核心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以具体的法律条文来指导社会发展，由于符合统治阶级的需求，因此法家学派发展十分迅猛，大量的人加入了法家（但其实是为了便于得到君王的赏识而入仕的投机行为）。所以，许多法家弟子只知道空喊富国强兵的口号，而真正的法家先贤，则能拿出十分具体的措施，并在实际运用中获得巨大的成就。
魏国最出名的囚犯孙膑
虽然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战国时期的生产水平和现代毫无可比性，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和之前的时代如商朝比，也是有大幅度的提高的。生产力的提高会导致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巨大改变，旧的规则和习惯无法适应，必然会产生新的规则和习惯，而能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的提出新规则的人，也必定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变法的产生。战国时代变法者众多，我们的主人公也是其中之一，据《史记·八书·平准书》中记载：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彊君。自是以後，天下争於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後推让。"
管仲画像
从后世的评价我们能看出，李悝变法对魏的重要意义不次于管仲之于齐国。而他变法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用法律为武器，巩固了变法的成果。
自古改革必然侵犯过去占据利益的旧势力，从而容易被破坏，这种例子在战国时代简直数不胜数，而李悝的变法被称为变法之始，后世众多变法者都是在他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尤其以商鞅为最，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些变法者在变法实施伊始就明确了赏罚准则，并且在权力的配合下得到了严格的实施，可以说李悝用法律为武器巩固变法成果，为后来的无数成功的变法奠定了基础。
李悝注定因《法经》名垂青史
结论
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纵观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当国力达到巅峰时，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形成了完善的法治体系和赏罚机制，当这点满足后，随之对应的就是百姓的道德水准水涨船高，继而社会的财富分配形成了良好的流动机制，使百姓满意，所以国家才能强盛。
在远古时代，法律对于百姓是陌生的，因为统治者刻意隐蔽了法律条文，他们希望以此保留神秘感，始终让百姓对法律有一种敬畏之心，从而在日常生活中瞻前顾后，不敢擅动，然后便可以奴役百姓使百姓成为统治阶级需求的工具。
其实许多有识之士如子产，赵鞅都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做法的弊端，那就是体现不出法律的公正性，只是单纯将法律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无法对社会发展起到规范作用，所以都尝试将法律公布。而李悝更是集大成者，他创作了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虽然后世仍然诟病其中有些量刑过重，但已经具有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为后世法家弟子指明了明确法理这条路，堪称中国法家之始。
参考文献
1《汉书》 班固
2《左传》 左丘明
3《淮南子》 刘安
4《史记》 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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