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優之死
我現在反而成了聖安東尼，地窖中終年修行，只要能拒絕內心的幻象的誘惑，就可清淨一段時日，明知風波會再起，形役還將繼續，未來的我，勢必要追憶這段時日而稱之為嘉年華。擺在我眼前的是一瓶藍黑墨水，一隻褐色的瓷菸缸。墨水及其瓶子是官方給的，屬於公家財產，社會主義性質。菸缸原系一套英國製造的咖啡飲具中的糖缸，我自己帶來的，故作資本主義性質論。初入地窖時每日抽掉一包煙，近期減為半包。火柴，在點著菸捲後，一揮而熄，我發覺這是可以藉之娛樂的，輕輕把它豎插著菸缸的灰燼中，凝視那木梗燃燒到底，成為一條明紅的小火柱……忽而灰了，扭折，蜷曲在燼堆裡——幾個月來我都成功地導演著這出戏，菸缸像個圓劇場。火柴恰如一代名優，絕唱到最後，婉然倒地而死……
二、路人
……我喜歡看路人，正在路上走著的男男女女，沉默，臉無表情，目不旁視。走在路上的人都很自尊，稍有冒犯便會發怒，看起來瀟灑裕如，內心卻本能地有所戒備。走在路上，意思是正處於“過渡”之中——已做了一件事，或將去做一件事，也許是同一件事分兩處來做，如此則在已做和將做之間，善非善，惡非惡，故路人是不能確定為善者惡者的，可說是最概念性的“人”。當他（她）遇著了相識者，招呼、止步、交談，便由概念的人急轉為特定的有個性的人，再當彼此分別時，又各自迅速恢復為“路人”。要去做的可能是壞事可能是好事，或者，剛做了好事做了壞事，那末走在路上的也已經不是當事人，就難說其好壞了——自從我被囚禁之後，再也不得見我喜歡看的路人，本來，我與世界的干係已遭貶黜到道路以目的最低度，我沒有親戚朋友足以緬懷，思念的只有“路人”，不斷地走在大街小巷中，超乎善惡好壞的男男女女，他們（她們）先前的和後來的善惡好壞，是我所不知的，是與我無關的。
三、小流蘇
……青年對生活的絕望，中年對生活絕望，何者更悲慟，看起來是青年人尤甚，其實是中年人才心如死灰，再無僥倖之想。因為生命的前提是“希望”，意識的希望被摧毀後，尚有下意識的希望在，這是人的生命與動物的生命之不同，動物的絕望是本能的生理的斷念，而人的絕望是知性的自覺的終極判斷，年青人畢竟還多動物性，人漸漸老去，蛻化為純粹的“人”，他已明瞭絕望之絕，絕在什麼要害上。我無幸生在十九世紀，只是在圖片上看到囚禁萊蒙托夫的房間，有圓桌，鋪著厚實的桌布 ，乳白的玻璃罩檯燈，一個銅茶炊，兩把高背椅，詩人即犯人者身穿軍服，可以接待訪客，如別林斯基等——倘若我與萊蒙托夫同時空，我何致以落到這汙水流溢的地窖裡，我深深為萊蒙托夫慶幸，那俄羅斯風情十足的茶飲，我桌布邊緣成排的小流蘇……
四、誰能無所畏懼
……“我還沒有像在音樂中所表現的那樣愛過你呢”——忽然我想起了這句話，生處牢獄，無法找到瓦格納的原文，意思總歸是這個意思。音樂是一種單憑自身的消失而構成的藝術，故在原旨深底最近乎“死”。四十歲以前我沒有寫回憶錄的念頭，雖然覺得盧梭的最後幾篇“散步”倒還是好的，屠格涅夫薄薄一本《文學回憶錄》，以為不必讀，讀起來津津有味，自己呢，仍然矢守福樓拜的遺訓：“呈現藝術，退隱藝術家。”一旦政治、經濟、愛情、藝術諸方面併發了災劫，狀況悲慘到了滑稽的程度，以柔豈能克剛，結果是驅入地下，這等於說：你不抵抗也得抵抗（求生，免死），馬雅可夫斯基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才自戕的，臨死還假裝是失戀，什麼“愛情的小船撞上了生命的礁石”，他，既非集體主義又非個人主義，如果是徹底的個人主義就無所畏懼了。對於世界，也可以套用瓦格納的這句話：我還沒有像愛音樂那樣地愛過你呢。
五、幸福
“人為什麼會是波斯人呢”——孟德斯鳩這一問可問得好。梅里美也要問“人為什麼會是西班牙人呢”，而去了西班牙，寫出三篇書簡（鬥牛，強盜，死刑），一腔疑惑渙然冰釋。我還要問什麼，只以為“幸福”是極晦澀以致難付言傳的學殖，且是一種經久磨練方臻嫻熟的伎倆，從古埃及人的臉部化裝，古希臘人的妓女學校，古阿拉伯人的臥房陳設，古印度人華麗得天老地荒的肢體語言，人類或許已然領略過並操縱過“幸福”。史學家們粗魯匆促地纂成了“某某黃金時代”，“某某全盛時期”，但沒有紀錄單個的“某幸福人”——因為，能知幸福而精於幸福的人是天才，幸福的天才是後天的天才，是人工訓導出來的天才，儘管這樣的表述不足達意萬一，我卻明明看到有這樣的一些“後天的天才”曾經在世上存身過，只是都不肯寫一帖《幸福方法論》，徒然留下幾道詭譎的食譜，煙魅粉靈的小故事，數句慈悲而毒辣的格言，其中唯伊壁鳩魯較為憨厚，提明“友誼，談論，美食”三個快樂的要素，終究還嫌表不及裡，甚至言不及義，那末，能不能舉一則眼睛看得見的實例，來比仿“幸福”呢，行，請先問：“幸福”到底是什麼個樣子的？答：像塞尚的畫那樣子，幸福是一筆一筆的……塞尚的人，他的太太，是不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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